黄埔军校同学会原秘书长 秦国生
六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辉煌胜利。广大黄埔师生在那场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伟大战争中充分发扬并丰富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来武装侵略的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历史。洗雪了民族耻辱，振奋了民族精神，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那场战争的过程、结果，长期的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60年后，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今天，可以豪迈地告慰为那场战争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二千一百多万英灵，你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实现了，人们怀念你们，崇敬你们。
猖狂入侵 奋起反抗
早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就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强行订立了不平等和约，把东北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那里设立殖民机构，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进而发生了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第二天，日本军队轻易地侵占了沈阳、长春等二十多个城市。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日本军国主义武装打进中国的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积级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年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延。一些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与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面前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
然而，国民党当局却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侵略者，而是对准爱国抗日力量，对准抗日的工农红军。他们认为“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当局又不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要求人民“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一再扬言“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当执政者忍让、妥协，一退再退，混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放肆就更加凶狠残暴。数日之内，如入无人之境，不费吹灰之力，把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变为殖民地。按当时的实力，我东北军是优势。在“9.18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留驻关外的仍有十几万，但这些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力避冲突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之前，他们大部不得不采取不战而退。十几万没有战胜一万人，不是“人多势重”，而成了“人多势弱”，“人少势重”了。这看起来是个笑话，而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
在“亡国论”和“不抵抗”政策的纵容和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侵略者的野心更加膨胀，大举进攻占领全中国的步骤更加迅速。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这次战争是中国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日本自恃工业发达，军事实力强大，短时期内解决中国问题是轻而易举的事。日军至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后，接着又以三十万大军向华北地区扩大攻势。8月13日，又把战火烧到上海。他们预计两个月“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但这仅是军国主义者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有着光荣传统，从来不屈服的中华民族强大的反抗精神。
从1931年的“9.18”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最艰难的一段生活，是在倍受折磨、侮辱，欲抗争而又不能中渡过的。这段历史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力量所在，是稳定、祥和、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第二，决策者的政治理念，政策方向和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是一个把社会带向何处的重要保证。第三，依靠群众，体察民意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和要害。
国共合作 全面抗战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事情清楚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唯一出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使自身利益服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只有这样，各阶级和各政治派别才有自己的前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坚持抗战，拯救国家的决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为促进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中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并且表明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周恩来将《宣言》交给蒋介石并约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先生在庐山发表了一篇著名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宣言》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发表和蒋先生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应当承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多万军队，其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国共合作，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从军队开始的”。就是说这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实现军事上的合作。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国民党的邀请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时，由于国民党当局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谈判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进展比较顺利。国民党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表现出较好的团结合作愿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在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115师、120师、129师。115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政治委员兼副师长聂荣臻；第120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第129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编制四万五千多人。接着八路军总部率各师先后出师抗日，同国民党军队并肩杀敌。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一百五十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根据国共谈判的协议，原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全军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付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共计1.03万人。
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诚意。而首先从军事上进行合作，有利于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开展全国的抗日战争。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对国共合作的实现发表声明：“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困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一些社团、民间组织，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合作，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爱国人士进一步投入到抗日的洪流，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踊跃购买救国公债，为前线捐赠钱物，南洋华侨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筹集抗战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终于集合起来，开始进行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解放战争。
在这场英勇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存亡的艰苦卓绝战争中，国共两党的绝大部分高级将领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这些将领中不少出身于黄埔军校。这些将领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东征、北伐中还多是年青气盛的干将闯将，他们在那场斗争中作出了努力。十多年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战争中，他们大多已是调兵遣将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军中豪杰。两次国共合作，两个历史时期，这些黄埔学子从青年、中年到壮年，经历了同学——对手——战友这样一个迂回变化的过程，比如陈赓和宋希濂两人，当年同一考场，同进黄埔，而后因目标和志向不同，分道扬镳了。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次年，陈赓约请宋希濂、杜聿明等八位黄埔同学在四川饭店吃饭，陈赓第一句话就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
目前，黄埔军校已有80年历史，专家们根据校址变迁把黄埔军校分为：黄埔时期；南京时期；成都时期；台湾时期。据史料记载，从1924年到1949年，黄埔军校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其中在黄埔岛办了七期，前四期是国共合作办的，1949年前，黄埔本校及各分校培养了大量的入伍生、毕业生，计30万。1950年10月，在台湾凤山开始恢复“陆军军官学校”，按照黄埔军校建校的序号，招收第二十四期学生。黄埔军校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学校，是国共两党早期培养军事将领的摇篮，许多人成为国共两党军政领导骨干。如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陈毅、林彪、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陶铸、左权、许光达等；民主人士方面的李济深、程潜、张治中、邵力子、侯镜如、郑洞国、李默庵、杜聿明、宋希濂等；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陈诚、周至柔、王叔铭、顾祝同、刘峙、胡宗南、毛人凤等。诚如史家所说：一代名将，两党精英。如此众多的名将、精英，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同其他将帅一起打了许多大仗、好仗、胜仗。诸如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等。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打出了中国这支神兵天将的军威，打败了侵略者。
以史以鉴 和平统一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方蒸蒸日上；一方节节败退。被迫偏安台湾。
由于人为的原因，1949年后，台湾与大陆分开，至今尚未形成祖国的完全统一，留下了有待解决的“台湾问题”。所谓台湾问题，实际就是大陆与台湾相统一的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同是中华民族，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的命运与遭遇，两岸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从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那时起，不管蒋介石和蒋经国统治时期，还是李登辉和陈水扁统治时期，两岸同胞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中国人民为实现台湾与祖国的早日统一，一直都在进行着积极的努力。
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不久，他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特别提出：“凡是愿意回到大陆访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过去他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这项对台方针，对台湾当局震动很大，但是处于当时的封锁，台湾人民对此知之甚少。1956年，周恩来总理进而指出： “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同年10月，毛泽东通过朋友向台湾传递信息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1958年，以国防部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从1960年到1965年，周恩来及我有关部门曾采取不同渠道，不同方式，不断向台湾当局传递我对台方针政策，提醒他们注意内部团结，严防“台独”，并表示：只要他们保证台湾在中国人手里，我们就不会改变同他们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比较深刻、完整地提出对台方针政策的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概括的“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1、台湾只要和大陆统一，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由台湾当局自理。2、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当局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个年代，我对台方针政策，尤其是具体贯彻执行中不能不受影响。但是，应该肯定地说，我对台的方针政策在大方向上，在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方面都没有受到太多伤害，而且实践证明它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这些内容也为以后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奠定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对台政策与和平统一的谈话。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全面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邓小平在次年初说：“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民从“武力解决” 和“两种方式”发展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和气度，也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时局的变化，实践的体察，不失时机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思想。虽然由于诸多原因，现在还没有完成统一，但是中国人民这种长期的努力，我对台方针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大人民有目共睹的。
据各方消息，台湾同胞企盼统一，去台人员思念亲人，怀念故土，在台湾已是普遍的话题。于佑任老先生痛切地留下遗嘱，要把他葬于面对大陆的高山；张群在台北家里设下灵堂，为在大陆过世的母亲守孝；顾祝同在金门高举望远镜对着大陆凝视良久。这些都反映了原国民党高官的思乡情怀。特别是蒋介石先生宠臣陈诚，1965年访美时，不受美方拉拢，且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在其病逝后留给蒋介石的遗言中，一无 “反共”，二无“反攻”，这不能不说是祖国的发展变化，政策的深得人心和举措得当的政治艺术魅力的结果。
目前，两岸正朝着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尽管“台独”势力还不断在制造麻烦，使两岸关系出现波折，有时几近危险的边缘，但是，谁不审视当今世界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要求，谁就将自取灭亡，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近来，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的领导人，不顾台湾当局的阻挠和“台独”势力的破坏，依然带着台湾人民的希望来到北京，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交流沟通。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性的会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恰逢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台湾新党领导人还专程参观了纪念展览，并表述了不忘历史，开创未来的思想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岸同胞会从历史的共识上，开创和平统一的新局面。黄埔同学必将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历史大潮中发挥作用。
60年前，中国人流离失所；60年后，中国人安居乐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历尽艰难困苦，始终奋斗不渝。在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征程上，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英姿勃勃。任人宰割，任人欺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回忆历史，珍重现实，开创未来，我们将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