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	保定 陆军 军官 学校	陆军 大学	留学 外国 陆军 大学	日本 陆军 士官 学校	云南 讲武 堂	东北 讲武 堂	留学外 国军事 专科学 校	黄埔 军校	国内 其他 军事 学校
数量	861	492	51	115	52	54	39	16225	329
占%	4.51%	2.58%	0.27%	0.6%	0.27%	0.28%	0.21%	85.06%	1.73%

黄埔军校教官受教育背景表二（数量%）

 　　从以上两表，在出身、教育、背景、各时期教官比重等方面，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答案：

　　一是在军事学科和术科方面的教官比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明显高于其他军校，陆军大学生充任教官的数量与比例次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再次之，留学外国陆军大学生、云南讲武堂生、东北讲武堂生以及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生，则处于第三群体。

　　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教官，以85.06%占据绝对优势。黄埔军校通过历年自身培养的学生，成长壮大为教官群体的主体部分，源自决策当局的重视和培植，是加速军队乃至军校“黄埔化”的结果，也是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处于基数较大的国内其他军事学校生，其中许多成员的第一军校学历仍系黄埔军校，而且这类学校不少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派生的专科军事学校。占据其他军事学校半壁山河的是：在清末民国初期创始于各地或由各省军阀创办的武备学堂、讲武堂、将弁学堂等等。

　　三是民国时期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军事教育逐渐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常识。黄埔军校在南京时期起，设立了包含上述内容的普通学科以及外国语训练。与此同时，一大批留学外国著名高等院校生，应运而生的回国担当黄埔军校自然科学学科教官；国内高等院校生及专科院校生，也大批进入黄埔军校任教官，其中不少人还担当门类繁多的政治教官；担当教官的另一群体，是黄埔军校自身培训的高等教育班生，这部分人主要由服务于各地方军阀部队，具有实战经验和军事术科的职业军人，进入黄埔军校短期学习训练后留任教官。

　　三、黄埔军校教官的素质分析

　　素质，按照《辞海》解释为：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素质还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现代领导科学认为，领导者还应当具有四方面基本素质：自知之明，开拓与创新的持续进取心，善于决断的胆识与魄力和宽厚的包容精神。这虽然是就领导者而言，但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领导集团来说，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是肯定难以发挥最佳效能的。作为黄埔军校脊梁的教官群体，在军校发展的北伐国民革命时期就成为执政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集团，并且继续发挥“教官群体”培植与繁衍的效应，显然是与它的领导者所具有的这样的素质分不开的。

　　黄埔军校教官群体，是由当时中国几所著名军校培养出来的表现最突出的群体，还有一部分留学外国高等院校和军事专科学校“海归派”组成的。就是这一特殊群体，为抗日战争时期培植着源源不断的军官素材，同时为民国军事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一）教官中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创始于1912年10月，它的前身保定陆军武备学堂创办于1903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军官学校。它所培养的近万名学生，以及先后在该校任教官、队官形成的“保定系”将帅群体，在后来中国的军事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留下了悠远深长的历史影响，至今遗音未绝。近年来随着“黄埔热”带动了“保定热”，有关“保定军校”的话题更是“余音绕梁”难绝于世。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民国时期先后在黄埔军校本部及各分校担任教官（队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总计有861名。这个数字显然高于其他军校生在黄埔军校任教官的数量，原因有三：首先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基数较大，其次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录，以及教官的存史资料较完整，三是因为保定军校早期生，还包括其前身保定陆军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生出道较早雄踞要津，师生效应络绎不绝。实际上，按照笔者掌握的保定军校学员教官名单有10171名，目前记载在黄埔军校任教人数，仅占其8.74%。但是与其他军校在黄埔军校任教人数相比，则明显高出许多，从另一侧面说明保定军校的教学与质量在当时是第一流的。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就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员。当时在北洋军和地方军阀中，一部分“保定生”早在清末民国初期就已成为带兵主官，“保定系”曾是当时军界朝野“最吃得开”的几个军人派系之一，一段时期保定军校学历“含金量”见涨，成为许多地方军阀或军校升迁的“敲门砖”。在上述这部分人引荐和带动，黄埔军校前六期就有371名保定军校生任教，还占踞了军校许多重要的中上层位置。许多优秀的保定军校生教官，还成为黄埔军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学主要力量，为黄埔军校教学内容和形式的“中国化”，在推进军事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为黄埔军校教学质量和提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保定军校生在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的基数较大，可以确信其影响与作用是最为广泛和突出的。

　　（二）教官中的陆军大学生

　　陆军大学创始于1906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所最高军事学府，是军事教育制度较完善、设施较先进、历时最长的高等军事学校及国防研究机构。陆军大学虽泛指陆军单一军种，但实为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旨在培养能统辖三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和参谋人才。它的诞生与发展，是我国高等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开端及里程碑，为长期封闭的中国军事教育领域，注入了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军事技术知识。陆军大学到1949年迁移台湾止，经历了四十三年，各期班科学员总计毕业生有5100余名。

　　由于是高级军事学校，他的学员之前已经受初中级军校教育，因此陆大学员本身未能形成独立的军事派系，但是陆大学员有许多在军队中担当军事指挥主官或高级参谋重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军事与战局发展，陆大学员逐步受到重用，一部分还进入最高军事机构参予战略与策划、军队编制及调遣、军制军令的拟定与颁发，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防建设乃至战争进程，曾发挥过重要的推进或延缓作用。

　　黄埔军校成立后，陆续有陆军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职官或教官。根据资料显示，总计有492名陆军大学生（限于篇幅表格从略）曾在黄埔军校任职，这个数量仅次于保定军校生，居于第二位置。实际上在民国时期，陆大学员一直受到军事当局重用，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鉴于高级军校学历缘故，军事素养相对较高；二是随着军事［军阀］集团的战争需要，早期陆大生多入高级军事机构任职，抗战爆发前后的中后期生，一部分才逐渐获任部队师军以上主官、高参职责，直接参与战争战役的指挥和谋划；三是由于起点较高，陆大学员毕业后到黄埔军校较多担负高级管理职责或军事学科高级战术教官，较少从事一般性队［教］官职责。例如：第八期起设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陆大生有三名；第六期还有副校长及代校务各一名。此外担任黄埔军校本部及分校副主任、处长、步骑炮工辎交科长、总队附和高级教官以上任官有296名，占教官总数60.2%。因此，陆大生教官在黄埔军校中具有层次高、总量多、军事素养优等特点，成为黄埔军校教官群体中层级较高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陆军大学生在黄埔军校大批量的担任教官，具备较高军事科学修养的教官群体，无疑对推进军校军事学科和术科教学水平与质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况且，陆军大学的教官频繁受聘到黄埔军校授课，黄埔军校任队官助教易于考入陆军大学学习，有效提升军校学历以及军官素养，这种优势互补师资互用人才共享的状况，为黄埔军校教官队伍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使军事教学贴近实战，多兵种综合配备训练，注重战役指挥与参谋策划。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爆发后，作战部队初级军官的实战训练，源源不断地填补抗战一线部队初级军官大幅度伤亡减员，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以军事素养较高的陆大生为主体的黄埔军校教官群体，为抗战部队训练和补充了大批合格初级军官，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黄埔军校教官群体有着紧密联系的陆军大学生，最为著名的是：爱国主义将领冯玉祥，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崇高身份，屈就入读陆军大学特别班，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民国军界传为佳话。此外，陆军大学早期生后为陆大知名兵学教官的张国元、唐灏青、梅铸、游凤池、谭家骏、戴锡龄等，也先后到黄埔军校高级班［高等教育班］任高级战术教官。

　　（三）教官中的留学外国陆军大学生

　　在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与军事高速发展，留学外国学习军事，特别是进入高等军事院校求学，是许多官僚与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同时被视为跻身军界高层之捷径。据初步统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以前，有大约100多人先后进入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前苏联陆军大学［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其中有52人进入了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三期至二十期深造，占留洋总数的50%之多，成为这批人数量最多的群体。

　　从黄埔军校发展历史上看，留学外国高等军事学校学成归来，进入军校任职任教的为数不多。据统计只有51人，但与留洋总人数比较却占了50%。从客观实际分析，能有这么高比例的绝对数，应当说是这批人集中进入同一军校的最大群体，从另一侧面显示出：黄埔军校在当时军政界固有的影响力或集聚点。

　　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这批人，具体分析起来有这么几部分，一是早期毕业生，原先曾任带兵官，进入黄埔军校任教没几年升迁迅猛，倚仗“黄埔”的牌子成为军界高级将领；二是从军校教官［官佐］做起逐渐转升为军事机关首脑或封疆大吏省主席；三是以任教官为始终，专心从事军校教育和军事论述，或是难得升迁以老告终。这批与黄埔军校教官“沾边”的人，依靠 “黄埔”和“中央军”的牌子，晋升为上将的有三人，其中：二级上将一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一人，逝世后追赠陆军上将一人；晋任陆军中将的有十八名。高级将领占该项教官总数的41.2%，较高的晋升高级将领比例，是其他军校出身的教官群体之首。

　　（四）教官中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

　　设立于日本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于1874年，它在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政策驱使下，为日本军事侵略的扩张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将领。同时也为清末民国时期各派军事集团和军阀势力训练了一批将领。从1898年创办第一期中国学生班开始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总计先后有1638名中国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许多在后来成为将才，不少人跻身高层显要或军事指挥要冲，成为左右朝政或执掌军机的风云人物，还有相当部分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

　　与许多国内军校不同的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直至抗战前，部分中国青年学生本着“以夷制夷，军事救国”的初衷与愿望，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作为留洋首选军校。一方面是日本在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较为领先，另一方面是士官学历“含金量高”前景看好。大致源于上述缘故，赴日留学［以及非军事学科］热潮此起彼伏，抗日战争爆发的炮火才将这股势头打住。

　　军事领域的留日士官生，许多回国后选择了从军行伍，一部分则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占了总数的7%。留日士官生在黄埔军校还是颇受“青睐”的，因为我国自行创办的保定军校、陆军大学以及其他军校，所用的教程和课本是学日本改编的，聘任的军事学科和术科教官也是以日本军官为主。蓦然间回来一批日本士官生执教，着实为军校教育带来了新风和朝气。因此，黄埔军校的日本士官群体，始终是军事教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了解、认识、应对和抗击日本军队及侵略战争，在黄埔军校的军事学科、术科教育以及学员实战训练等方方面面，这些教官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士官生，最著名的是第一期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他是除蒋介石以外的黄埔嫡系中央军的第一号实权人物，“八大金刚”排名第一位，应是军界“士官系”的标杆或旗帜。虽然蒋介石也曾留学日本，前身是日本振武学校学员，充其量是“士官候补生”最终没入学。其次是阎锡山、程潜、钱大钧、汤恩伯等军界超重量级人物。老资格的高级将领还有：黄慕松、李铎、方鼎英、王俊、张翼鹏、张修敬、吴思豫、张春浦、林振雄等，这批人在黄埔军校抗战前的年代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抗日战争前后崛起的高级将领还有：李明灏、张轸、李国良、唐星等。

　　（五）教官中的云南讲武堂生

　　设立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翠湖西畔的云南讲武堂，始创于1909年8月，截止于1934年底。1935年9月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昆明分校］后，已与原校有所不同了。云南讲武堂培养了近万名学员，历史上著名的滇军集团及其军事将领，均出自云南讲武堂。辛亥革命民国肇建、二次革命、护法与护国战争以及支持孙中山广东革命政权、北伐国民革命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献身报国成仁者数以千计，成功者大多升为高级将领或任军政要职。它的大部分毕业生充任滇军或其他部队各级军官，小部分进入黄埔军校从事军事教育和训练。它与早期创立的几所军校齐名，对中华民族军事崛起和国家军事历史曾起过重要作用和影响。

　　云南讲武堂因地处西南偏远一隅，其影响力主要是西南及华南地区，抗战前后才逐渐波及北方和遍布东北。由于有了云南讲武堂学员参与近现代中国许多大事，遂使其对黄埔军校也有了许多关联与反响。黄埔军校1924年成立之初，就有云南讲武堂学员充任队官教官，虽然据目前存史记载的人数不多，只有52人曾任黄埔军校及个别分校教官，但是其中不乏有影响和重量级名人。相对于另外几所近代中国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的公开史料最为缺项，至今仍无整理成书的校史及同学录，散见于各类书刊的云南讲武堂名人资料信息，多少让人“雾里看花”“隔山买牛”始终难摸底数，更为史家望而却步。

　　纵观黄埔军校的云南讲武堂生，最著名的是第一期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他在黄埔军校任职时间据史载不长。翻开国共两党关系史，最重要和引人注目的是：他于北伐时期在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中央军的经历与任职，凭借“黄埔”的牌子跻身第一军并任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①。这段任职虽短暂但留存史册，今天阅读仍觉几分惊叹和荣耀，毕竟在十大元帅开国功臣当中，曾任国民党黄埔中央嫡系将领的惟叶帅一人。与黄埔军校有“瓜葛”的是朱培德、龙云，卢汉、唐淮源、王右瑜、万梦麟、卢浚泉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有上将陈奇涵，以及两次获得中将军衔［1948.9和1955.9］的曾泽生。

　　（六）教官中的东北讲武堂生

　　东北讲武堂前身是东三省讲武堂，成立于1906年秋，1908年10月改名为东北陆军讲武堂，设立于奉天（今沈阳市）小东边门外。1919年3月再度改名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事集团自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从1919年5月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讲武堂共培训学生8900余名，加上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前期培训的学员，总计约11000多名学员与教官。从培养初级军事人才总量计算，与稍早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较毫不逊色。

　　东北讲武堂在教学内容、规模、质量与影响诸方面，与北京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同时齐名，同为我国军事教育现代化的著名军校之一，东北讲武堂还因设立与办学早于黄埔军校，闻名于国内军界先于黄埔军校。东北军（奉军）作为近现代军事历史上曾经强盛一时的军事集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北方有过重要历史影响和作用，而东北讲武堂则是培养孕育这一军事集团将帅首脑的军官摇篮。无疑是我国第一批正规军事院校和清末民初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它的诞生与发展，堪称近代以来东北正规军事教育之开端及里程碑。

　　东北讲武堂生真正与黄埔军校发生联系，是在1928年所谓第二期北伐战争以后。学员基数较大的东北讲武堂生，东北军正规部队吸纳与容量有限，除北方派系军队吸收部分外，一部分后期毕业学员流向了黄埔军校。鉴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各分校尚无公开出版校史与同学录，目前史载与黄埔军校有关联的仅搜索到54人。这份名单中，最著名的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不久，就被聘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35年4月2日获任除蒋介石以外的最高级别一级上将，与同时获任的另七名相比是最年轻的，这时没满34岁的张学良整整比其中次年弱的一级上将小十岁。除少帅之外，东北讲武堂生在任教官名单中，没有很有名的人物，检索起来只有获任少将的张廉春（1947.11任）和李铁醒（1948.9任），其余还有7名获任上校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校自行消亡，西安事变后少帅被长期囚禁，它的学生在黄埔军校也难得重用。

　　（七）教官中的国内其他军事学校生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官群体，除了黄埔军校自身培养的教官，随着加速“黄埔化”成几何基数增长外，最大一块就是由国内其他专科军事学校学员构成的教官队伍。这支教官队伍共有329名，具有来源广泛、门类齐全、黄埔派生等特点。一是各地各类凡是与军事相关的学校，都获得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资格，笔者粗略计算，表中显示有80多所各类军事学校，几乎囊括了民国时期所有军校；二是由于黄埔军校开办之初，为了迅速培养各类军官，加快地方部队“中央化”步伐，朝着综合性门类齐全的军校发展，在1931年之后黄埔军校具有前所未有的包容性、统揽性和专制性，包揽了所有与军事相关学科项目及其教官人员，此时的黄埔军校是军事教育集大成总代理；三是黄埔军校迁移南京复办后，在囊括所有军事项目训练班、研究所基础上，从黄埔军校第九期起，按照科目门类划分出十多所专科军事学校，譬如：步骑炮工辎交、军需、军医、防空、要塞炮兵、警官、政治、战车、航空、陆地测量、机械化、情报、兽医学校等等。

　　由于上述原因，这批教官列入表内的军校学历，有些是最初学历，有些属第二军校学历，或是任职前后再培训等等。无论他们是那种性质的学习，也不管他们是第几军校学历，总之他们以此为契机，进入了当时最著名的军校——黄埔军校任职任教，为军事教育、军队任官、仕途荣誉、前程命运注入了可能与机遇。这批人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刘湘、李宗仁、蒋鼎文，刘湘以四川军校学历包打天下，成为四川乃至西南一霸，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政中心西迁内地，聘任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仅是一种荣誉，但在当时舍他其谁呢？李宗仁俗称“李猛子”，凭借广西陆小学历牌子，开创了桂系军事集团，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毕生统兵上百万，1936年下半年桂系归附中央后，才获任校务委员并一直任至第二十二期。蒋鼎文作为“八大金刚”之一的黄埔中央嫡系高级将领，也是仅凭浙江讲武堂的牌子，一直干到两个战区司令长官二级陆军上将。俞飞鹏倚仗着仅有的军需军校牌子，进而黄埔军校军需部主任，再成为整个民国时期军队和国家的军需运输交通后勤总管，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没有中将军衔作起点的情况下直接获任二级陆军上将，说明有时再多的学历牌子也无济于事。此外，还有一大批凭借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经历，而后成为中将少将军官。

　　如果说上述军校生任教稍有规律的话，这类“大拼盘”军校却是无章可循。鉴于前面所说资料原因，这部分教官主要源于黄埔军校本部，仍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发掘。

　　（八）教官中的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生

　　有别于上述外国高等军事学校生，综合分析这部分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生教官，是黄埔军校十分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因为在1930年以前，黄埔军校的军事学科和术科教育人才，国内诸军校集聚的教官较为老套生硬，高等军事学校的“海归派”大多不愿作基础教学。在上述情况下，这批教官填补了空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能，发挥了开创性的推进作用。综观全局，这批人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起点不算低，他们在任职任教过程中，实际也为黄埔军校输入了外国军队的操典、条例、规则、训练，还有更重要的军事基础教学经验。

　　根据资料记载，这部分教官共有39人。具体分析这批人的背景情况，不少是已担任中高级职务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学员，再赴外国军事专科学校学习，回国后再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按过去的话说，这批人“根正苗红出身好”，许多是“正儿八经”黄埔中央嫡系部队出身的。例如：宋希濂、桂永清、谭辅烈，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其中宋希濂和桂永清，后来都成为统兵一方和主管海军的中央军高级将领。此外，曾任军长的还有谢婴白、刘伯龙、龚愚等，曾任黄埔军校骑兵科长的胡竞先，是国民革命军骑兵兵种的创始人之一，后长期主管骑兵学校和骑兵编练事宜。

　　由于1931年第九期以后，黄埔军校本身派生和繁衍出一批军事专科学校，有部分教官调至相应军事专科学校任官或任教，此后时期毕业回国的军事专科学校生，直接进入对应军校任教，这是黄埔军校本部教官逐步减少的主因。

　　（十）教官中的留学外国高等学校生

　　随着黄埔军校本部及其分校的发展与扩张，一大批留学外国名牌大学学子相继入校任教。这不仅因为一切与军事相关的事物都成为当时战争状态下的“热点”和“中心点”，而且在学习先进、引进外国的新鲜事物、追求现代化等方面，军事领域尤其是军校一马当先，显得特别“超前”和“新潮”，令人刮目相看。军队乃至军校在那个时代，属于国家优先发展的紧缺项目，某种意义上当时中国第一流的人才，许多都进了军校或军队，再由于当时的抗日战争状态，军校教育领先与军队发展壮大势在必行而当务之急，为了中华全民族的抗战胜利，黄埔军校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正好反映出抗战时期的国民心态，也折射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根据现存史料，我们发现一批毕业于外国名牌大学，并在国内名牌大学任教的名教授，也加入了黄埔军校的教官行列。在这256名教官（限于篇幅表格从略）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外国名牌大学。其中获得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有24名，获得双博士学位的有4名，获得著名大学硕士学位的有14名；其中：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有116名，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有42名，获得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有13名，占获得博士学位总数的54.2%，毕业于法国著名大学的有29名，获得法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有8名，占获得博士学位总数的33%，毕业于英国著名大学的有8名，还有一部分毕业于欧美国家的著名大学。苏联几所培养革命者的著名大学，在过去印象中，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从表格反映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流向中国国民党，并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除我党我军知名领导人、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外，据统计这部分人有32名。

　　据资料显示，除了一部分以政客身份担任教官讲师外，还有一些当时知名的政治教官，如陈祖康，他是《黄埔军校校歌》的撰词人，为历届军校师生所传唱。还有王启江、向理润、邝振翎、江雄风、余纪忠、张研田、李厚徵、柳克述、洪世泰、贺醒汉、倪文亚、高　信、梁干乔、梁朝威、黄麟书、程天放等。黄埔军校一期生邓文仪、顾希平、萧赞育曾任不同时期的政治部（政治训练处）主任。当时著名医生陈魏、卢致德、欧阳慧聪、韩云峰曾出任军校军医处处长，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也曾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副校长兼政治教官。从1930年起在黄埔军校开设了普通学科［自然科学学科］课程，一部分著名大学毕业的有关专家，担任了相关学科的专科教官，开设了例如数学、物理、电工常识、地理、密码通讯、防毒化学、航空、机械常识、有线电通信等课程。迁移南京办学后，外国语教育也纳入教学计划，聘任了一批留学外国大学的专家担任起外语专科教官。但从各类教官的总量分析，政治教官所占比重最大，总计有141名，其中有5名是北伐时期的政治讲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方面控制较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普通学科［自然科学］教育和外国语教育，教官的总量骤然上升。抗日战争后期中央政治学校设立大学部后，政治教官的聘任与授课由该校承担。

　　（十一）教官中的国内高等院校生

　　相对于上述外国留学返任教官群体，国内自身培养的大学生毕业生，始终是黄埔军校担负各类学科教官的主干力量。我国高等教育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形式的统一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无论是公立、私立或教会办的新老高等学校，在规模上和教学上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与扩充。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众多的毕业学生一部分流向各类军校，黄埔军校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的军校，应是吸收人数最多的，所聘任的教官也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许多国内外著名大学的高级人才任自然科学学科教官，无疑提高了黄埔军校的社会影响力和声誉，对军校本身的军事教育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目前反映的主要是在任教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教官受教育学校，囊括了国内所有著名、知名大学。其中：北京大学有27名，中央大学有24名，中山大学有21名，其他各校人数在10－20名不等（限于篇幅表格从略）。

　　黄埔军校的这类在任教官，以社会科学方面的人员为主，因此政治教官的人数比例相对较高，总计有189名，占教官总数的36%。中国国民党方面的政治教官，在黄埔军校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继承与发展了执政党在军校的影响力和政治导向作用。政治教官的种类也从第二时期开始，趋向专业化、多样化、政党化和一党专制方面发展，反共与压制“非主流”言行的训导不断强化。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群体，同时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主导军队政治工作方向的主要力量。自然科学学科出身的教官，主要担负普通学科的专科任教，为培养和训练初级军官，传授必要的基础科技知识。从这部分人的任职任教情况总体分析，在职位与等级的任用方面，一般要比留学外国高等院校生教官低些，但是又比其他国内军事专科学校生教官稍高些。

　　在这类高等院校生教官群体当中，不乏著名和知名的各学界专才。例如：著名历史题材画家梁氏三兄弟，梁中铭曾任《航空画刊》和《时事日报画刊》主编，创作许多反映抗日救亡的宣传画，后主编《中国抗战大画史》；梁又铭曾任《革命军人画报》主编，兼任国军将士公墓筹委会画师，为抗战阵亡将领创作画传；梁鼎铭是民国时期北伐抗战历史题材著名画家，曾任黄埔军校《革命画报》第一主编，创作的著名宣传油画有《惠州战绩图》、《南昌战绩图》、《济南战景图》、《一二八战役图》、《民众力量图》、《敌忾同仇图》等，梁氏三兄弟在抗战前后是较有影响和名声的一方面人物。音乐教官林庆培是知名作曲家，是《黄埔军校校歌》谱曲人，歌曲发表后为历届军校师生所传唱。易水寒则是北方知名的话剧多幕剧作家，先后创作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征服》、《漠北春秋》、《战斗》等。还有在三、四十年代两度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的区芳浦，以及到台湾后出任高级军政官职的蒋坚忍和上官业佑等。综上所述，这一群体的教官，是军事教育和术科教育以外，是人数最多的教官群体，因此在黄埔军校抗日战争大发展时期始终占有较高比例。

　　（十二）教官中的高等教育班生

　　高等教育班生之教官群体，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首先是面对的学员较特殊，黄埔军校的高等教育班始设于1932年秋，第一至五期最初主要来源是召集各军（以杂牌军为主）的中上级军官（从少校到少将）带职受训，名为补习军事课程，实系分化非中央嫡系部队内部关系。受训学员普遍抱有“镀金”思想，认为进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从此摘除“杂牌”、“行伍”帽子保全职位。这批人多数出身行伍，或是受招抚的行伍出身，也有原是军需军医人员，有部分利用部队主官的裙带关系，以团旅副职名义进来学习的。每期也有少数由中央嫡系部队派入负有“特殊任务”的学员。因此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粗通文字与目不识丁混为一体，总之是个三教九流混淆黑白的特殊群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第六期起有所不同，受训学员基本是作战部队的现役中上级军官，教育对象一般来说具有一定军事学术水平和作战资历和经验，因此该班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有其特殊地位，在统一战术思想和国防上也有它的特定作用。所以在教官配备上，任用资历较深有实战经验的教官担当，因此一批文化程度较高且有实战经验的军官，从高等教育班学员中脱颖而出充当教官。高等教育班各期班主任都是中央嫡系部队出身的高级将领，相对于其他教官群体，高等教育班生应是资历水平较高的一批教官，但是水平高低与军官任官等级不成正比。

　　四、黄埔军校教官的人文地理分布

　　人文地理总是伴随着地域特色和人文风貌，成为人文文化建设和积淀的多维层面。无论在祖系渊源、政区嬗替看，还是从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看，都相互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在中华人文文化的大时空内，对于人文地理进行不同层级的梳理抉罗，特别是军事人文地理的考量与分析，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利于相互印证，相得益彰，以多角度多视觉交相辉映，弘扬近现代中华士子人杰地灵。从以下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拥有黄埔军校教官数量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广东、湖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湖北等省，人数均在千名以上，占总数份量最多的是11.75%，最少的是5.92%。从上述省份人文地理延伸概貌，基本反映出清末民国时期人文军事成长之大势与轨迹。

黄埔军校教官分省籍一览表（数量/%）

序号	籍贯	教官数量	占%	序号	籍贯	教官数量	占%
1	四川	2241	11.75%	21	甘肃	50	0.26%
2	广东	2087	10.94%	22	黑龙江	42	0.22%
3	湖南	2038	10.68%	23	北平	25	0.13%
4	浙江	1734	9.09%	24	察哈尔	22	0.12%
5	江苏	1681	8.81%	25	上海	21	0.11%
6	河北	1177	6.17%	26	绥远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