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马连儒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来的革命之花。1924 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根本目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革命师生在东征和北伐的火与血的拼杀中，为实现这一根本目的，铸就了以爱国革命、精诚团结和奋斗牺牲为主要内容的黄埔精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的抗战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证明，在14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两党的黄埔革命师生为救亡图存而捐弃前嫌，继续发扬黄埔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又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活剧，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战略策略；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做出重要贡献，又一次把黄埔精神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拯救中华的思想变成了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的一刹那了。是做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还是做继续内战的民族罪人？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抗战。 “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1937年9月，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就发出了动员全民团结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1936年又力促推动国民党实行抗战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面抗战的展开打下基础。中国共产党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的合作谈判和敦促工作，此前就已开始。在当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朱德和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和学习过的周恩来、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权、萧克、宋时轮、程子华、罗瑞卿、袁国平等在内的46位领导人，就向蒋介石及包括胡宗南等国民党黄埔将领和其他国民党西北将领发出了公开信。在这封信中悲愤而激情地写道：八一宣言发出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凶焰益张，国土日蹙，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信中强烈呼吁：民族危机已到最后的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以千百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此期间，黄埔一期的徐向前致信他的同期学兄胡宗南，语重心长地说：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蒋校长现已大有觉悟，深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中国共产党还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放弃了过去10年间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政策，逐步执行了逼蒋、联蒋、拥蒋抗日的政策。周恩来曾在一封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共产党今日所求者，惟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指出，蒋如徘徊歧路“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何以自处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谓推心置腹啊！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当局先后共进行过五次艰难的实行两党合作的谈判，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必定要达成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心、耐心、信心和决心。为此中共中央宣布取消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将陕甘宁边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国民革命军序列；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公开的革命政党，并进行抗日战争的发动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特别通电，再次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在全国上下强烈呼吁和有力推动下，蒋介石于9月22日同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于第二天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其中强调：“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他表示：“在存亡危机之秋，更不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和生存。”为此他向全国发出动员令：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庐山谈话向全中国人民表示，国民党已经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蒋介石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国家民族立的一个大功。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拥有300万军队，这对抗日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在蒋介石庐山谈话后，毛泽东也通过新闻媒介立即作出回应：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
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等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够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但它的初步形成到真正的实现还需要国共两党付出持续不断的切实努力。
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将近30万黄埔师生投入了全民抗战。他们的大多数人在国民党军中服务；不少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中任职；还有一些人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工作。为适应抗战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除黄埔本校外，又先后在各地举办了9个分校，广为招收爱国青年入学。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期毕业的黄埔学生中有200多人担任了师旅长的职务；后期毕业的黄埔学生则担任团以下各级指挥员，尤以连排长为多。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捐弃十年内战的前嫌，又重新携手，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为了宣传、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首先占领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决定在山西建立抗战的战略基点。1937年9月，接受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部的邀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程子华和萧克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黄埔将领来到山西，与第二战区的主要领导人和黄埔将领商谈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和军力部署等问题。他们与战区方面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有效协调八路军、晋绥军和国民党军等抗日各部队关系，使各个部队之间、部队与地方之间、前线与后方之间进行联系和配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周恩来为这个委员会起草了工作纲领。双方同意由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出任主任，还吸引和团结了一批爱国的民主人士参加。由程子华担任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并担任其中最重要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唐天际（黄埔四期生）任副部长，形成巩固的组织。这个委员会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性和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权威性，在抗战初期起着战时政权的作用。这是具体落实和组织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成功实践和重要创造。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1937年底，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来到武汉，继续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工作，而他充当的角色则出现了重大变化。于1938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他接受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衔。而政治部主任则是当年在黄埔军校的特别官佐陈诚。周恩来与他通力合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周恩来看到许多从沦陷区流亡到武汉的爱国文化名人，满怀一腔热血，纷纷请战。周恩来便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他们的艺术天才和智慧为抗日战争服务。他与老舍及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阳翰笙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邀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的邵力子出任总主席。周恩来还请北伐时的政治部副主任、黄埔教官郭沫若出山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组织和动员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抗战的文化、艺术、宣传和学术研究活动。这些组织形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政治、军事推广到文化宣传战线上去，充分发挥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二者都不能或缺的重要作用。这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又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建立，国共两党的黄埔精英们早已用自己的行动进行着各自大胆的开拓和实践。在“九一八”事变后，黄埔四期生赵尚志、武汉分校生的赵一曼和黄埔教官崔石泉（崔庸健）就先后到了东北，极其艰难地组织、联合和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参与组成了东北抗日民主联军。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个成功实践，正是他们在东北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赵尚志和赵一曼后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献身。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驻沪的十九路军毅然在上海工人总罢工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临危受命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前去增援，坚持月余，致使日军三易其帅，死伤过万。此役开国民党正规军在上海人民全力支援下进行抗战的新例，令人敬佩。1933年4月，国民党军29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一起在长城一线浴血奋战，黄埔一期的关麟征和郑洞国率部增援，开各路友军并肩作战的范例。黄埔四期的刘志丹则战死在1936年工农红军渡河东征的抗日前线；黄埔一期的宣侠父在军事统战工作中不幸遇难。在黄埔师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上镌刻着他们的英名。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略和两党军队的战略分工在国共两党达成共识。虽然中间历经曲折，但反对日本侵略这个主线一直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广大的国共两党的黄埔将领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出发，运用这个正确的战略方针，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们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碧血丹心，精忠报国，其惊世伟业与天地共久、与日月同辉。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已经指出，从帝国主义的力量和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的大势出发，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在1936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他曾多次重申这个判断。1937年8 月，蒋介石在《敌人战略攻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中不约而同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依靠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应该坚持持久的抗战，打败他们速战速决的企图。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和抗战划分三个阶段等重要观点。他高瞻远瞩地说：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对于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分工，毛泽东十分清楚地论述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对于这一观点，蒋介石开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由此，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略和两党军队的战略分工上达成共识，从而为国共两党的黄埔将领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原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抗战初期，即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最好时期，主要表现在忻口战役、凇沪会战和台儿庄战役。在国共两党共同协同作战的太原会战中，八路军的115师在林彪和聂荣臻的率领下，按照国民党政府第二战区的总体部署，向进攻山西平型关之日军坂垣师团侧后攻击，并冒雨在其东北公路设伏，经过一天的鏖战，歼灭日军千余人。这是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也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忻口战役中国共两党的军队统一指挥、联合作战，八路军担任战役右翼，在五台山组织防御，并相机挺进雁门关，威胁敌人左翼，形成对敌人的包围之势。根据战局的发展，八路军又分别从侧后伏击敌军、断敌交通线、奇袭飞机场，有力地完成了战役赋予自己的作战任务，也为开辟山西敌后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国民党军的李默庵、李仙洲、郑庭笈以及原17路军的阎揆要等一批黄埔将领都率部参战。此役共毙伤日军3万余人。国民党军65师196旅，在旅长、黄埔高教班学习过的姜玉贞的率领下，据守原平县城，苦战3日，姜玉贞与全旅官兵大部壮烈殉国。淞沪会战中，又是张治中临危受命充任凇沪警备司令，率国民党军由黄埔一期毕业的将领王敬久、孙元良和宋希濂担任师长的87、88和36师参战。为了扼制敌人的嚣张，后来调兵达70万，陈诚担任前敌总指挥，并由蒋介石亲自兼任这个战区的司令，可见对这场会战的重视和决心。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声援下，广大的爱国官兵，不畏强敌，勇于献身，宁死不屈，以他们血肉之躯，坚持了3个月的英勇抵抗，彻底粉碎了敌人“十天占领上海”的狂妄幻想，毙伤日军6万之众。在会战中涌现出像黄埔四期生谢晋元率8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黄埔一期生黄梅兴在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身负重伤继续指挥战斗而光荣牺牲。还有黄埔一期、二期和四期生蔡炳炎、吴际光和官惠民在与敌血战肉搏中英勇殉国等。毛泽东曾称赞黄梅兴等是“民族革命典型”。在1938年2-3月台儿庄大血战中则取得了中日开战以来的最大胜利。此次战役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黄埔南宁分校负责人李宗仁采纳周恩来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集中45万兵力投入战场。黄埔三期生戴安澜率72旅火攻陶敦、智取朱庄，为台儿庄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游击队为配合此次战役，在铁路干线大力开展破击战、伏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打击和牵制敌人，使敌人自顾不暇，难以对台儿庄提供兵力和物资支援。陈诚在一篇《台儿庄歼灭战》中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当时在华侵略的日军计有55万人，而投入此役的仅五六万，“彼何以不抽调它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采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
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所经历的几次大会战中，蒋介石和广大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粉碎了敌人妄图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使日本侵略军遭到25万人的重大伤亡。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和延长，使他们开始暴露出兵力不足、物资匮乏、财政困难的固有弱点，已无力再发动像初期那样的连续大规模战略进攻，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
这种形势的出现，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抗战、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在黄埔学习和工作过的将领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叶剑英、林彪和徐向前是军委委员，黄埔一期生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聂荣臻、程子华以及黄埔四期生李运昌、十期生张学思和高存信先后创建、发展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黄埔一期生周士第、四期张宗逊、五期宋时轮等参与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黄埔一期生徐向前、陈赓、四期生倪志亮和唐天际以及黄埔政治部干事袁也烈等参与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黄埔教官项英、陈毅和四期生袁国平、彭明治等在苏鲁豫皖的广大地区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黄埔武汉分校生罗瑞卿、许光达、陈伯钧、杨志城、郭天民以及四期生郭化若、曾希圣、陈奇涵等则在延安各个有关部门从事军事、政治和后勤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黄埔一期生阎揆要、四期生常乾坤、五期生陶铸和六期生谭希林等黄埔各期的不知姓名的一大批师生都在各个敌后战场发挥着重要的骨干作用。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战略和战术指引下，大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广泛的政治动员，组织各种形式的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大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创造了许多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术战法，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使敌人陷入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成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政策，从过去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政策的改变，很快在国民党内反映出来。本来就惧怕中国共产党得到发展和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国民党主要当权者，此时制定了所谓“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具体政策，与共产党的摩擦也逐渐多了起来。但在1940年以前，因为日本侵略者仍然是他们面对最大敌人，他们在正面战场上仍占主导地位。
为了总结前一段的合作，防患于未然，迎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变，毛泽东在这个转折的时刻，请周恩来给蒋介石捎去一封信，其中云：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和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仁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更为重要，惟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的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的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在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转变初期，蒋介石出于各种考虑，他还没有放下手中抗战的旗帜，仍然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会战和枣宜会战等大的7次会战，但一般都比战略防御阶段那些大战役要小，而且有胜有负。其中在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战役打的很出色，是武汉失守后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当地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黄埔一期生杜聿明亲率荣誉第一师师长、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以及159师师长、黄埔四期生林伟俦等，对敌实行步、炮、坦克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王牌军第五师团，击毙旅团长以下4000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和民心。杜聿明在胜利后答记者问时强调说：“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本军的胜利，其实也就是民众的胜利”。
1940年8月，日军攻占宜昌、轰炸重庆，为了有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具体组织实施了以八路军104个团20万人为主力，30万民兵参加的历时3 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在这次大战中破坏敌人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歼灭日伪军20000多人、拔除敌人据点2900个。为此日本的一位众议员著文说：“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日本的陆相东条英机提醒日本参、众两院注意：国民党军“迄未进行主动的反攻”；“只有共产党在华北举行比较大规模的出击”，因此日本“对华应有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把八路军看作是他们的“最大癌患”。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开始变成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意味着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即将到来。
从1941年开始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敌后战场当作主战场，集中大量优势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反复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敌后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国民党的主要当权者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政策。1941年1月，策划了妄图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生袁国平；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黄埔一期生冯达飞等7000人没有战死在抗战的沙场上，而是死在自己同胞、友军的杀戮中。正如周恩来所愤慨表达的那样：“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件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和全力推动者，仍然坚定地高举爱国统一战线的大旗，继续坚决实行民族团结、抗战到底的方针，一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不断克服破坏团结和抗战的因素，争取一切实行和支持民族团结、实行和支持抗战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在全国人民一致团结斗争、国内外进步国家人民的支持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种时机大肆向河南和山西等地发动猖狂进攻之下，1941年6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再次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请求支援。中共中央出于民族大义，同意派出八路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同国民党军配合作战。为此，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多篇文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使用政治进攻和军事进攻两面政策来达到它瓦解、分化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险恶目的，我们必须以团结抗战回答他们的两面政策。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承认国民党在全中国的领导地位，但“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的历史教训必须认真汲取。1941年10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延安分会成立。执行主席徐向前在会上呼吁“发扬黄埔传统精神”。大会一致通过了致蒋介石校长的电报，表示学生等“为了团结抗战，发扬黄埔的革命传统和作风”，愿以“加强黄埔同学团结，来促进全国团结”。国民党军驻120 师代表、黄埔六期生陈宏谟说：“当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建立时，黄埔同学更应加紧团结，反对内战，勿演过去悲剧。”历史证明，国共两党的广大黄埔师生在抗日战争的重要时刻都在为继续实行两党的真诚合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开始形成。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的主战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英国对法西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共两党在12月9日同时发表宣言，中共中央表示，中国与英美及其它友好国家缔结军事联盟，相互配合作战，必然会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因为中国的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已付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此时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抵抗着日军总兵力的70%，80%的陆军和1/2的空军、1/3的海军，把他们的精锐部队牢牢地拖死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大量消耗着他们有限的国力，使他们向北不得进犯苏联、向南不得侵略东南亚，与欧洲的德、意两个法西斯轴心国家不能实现战略配合。
此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重点不得不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于是巩固华北和华中占领区，即巩固战略后方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华北和华中等敌后战场自然变成了主战场。这时，深入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等地先后建立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敌人的后方变成了他们杀敌立功的战场。据日本当年战报，仅1943年，他们与中国军队交战共1.5万次，在敌后战场的作战占75%。对黄埔一期陈赓领导的太岳军区一年就扫荡了12次。而太岳军区军民仅在这年9-11月就粉碎了4万敌军的数次扫荡，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在这年黄埔教官陈毅领导的华中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4500余次，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的扫荡30余次，毙伤俘敌人3.6万余人。事实证明，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战、不屈不挠，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参与指挥了晋东南“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黄崖关保卫战以后，在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中壮烈殉国。他是八路军中牺牲的最高的黄埔将领。
日本侵略军为了支援东南亚的作战，切断中国东南交通运输动脉，破坏美国盟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并防止中国军队南下支援英国盟军从缅甸等地发动的反攻，在1941-1943年里向国民党军坚守的正面战场发动了猛烈攻击。国民党军在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等会战中进行了有效的抵抗，阻止和迟滞了日军的行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42年3-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贡献。这次入缅作战本来是与英军相互密切配合的协同作战，目的是保卫滇缅国际通道。英美盟军战前答应以300架飞机给予空中支援，以压倒日军的制空权。但他们却临时把这300架飞机调去参与北非战场的战略决战，致使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处于数倍于己的日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其中国民党军的第5军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先是在同古全师上下预立遗嘱血战12昼夜；后在纵深400公里、绵延500公里的原始密林中遇敌埋伏，部队伤亡极为惨重，戴安澜也身负重伤。但他毅然坚持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艰苦转战了8天后才为国捐躯，时年38岁。周恩来高度评价他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而中国远征军的10万英雄有6万名将士阵亡在中缅边境的抗日疆场上。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不仅牵制住了日军的3个精锐师团，还使反法西斯北非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直接声援了苏联与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场的战略决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向胜利方向转变。
中国战场配合和声援了北非、欧洲、苏德和东南亚战场，他们各个战场的胜利又为中国战场带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从1943年秋至1944年初开始，历经了12年的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盼望已久的战略大反攻。1943年10月，郑洞国率领中国驻印军进行缅北作战，一举攻克日军在缅北作战的坚固大本营密支那，瓦解了敌人的防御体系。至1945年1月，他们毙伤俘日军近5万人，收复大小城市50座，并与从滇西出发的中国远程军在缅境的小镇芒友胜利会师。黄埔六期简立为中国远程军汽车团所写的团歌响彻云霄：“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颠。”到1945年3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在鄂北、豫西和湘西展开激战。他们还乘胜追击，收复了南宁、桂林和柳州等城市。8月，在敌后战场则发动了对日的最后一战，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取得的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从而彻底洗雪了鸦片战争后百年以来的民族耻辱；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取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尊重，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废除了多年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并进行过无数次抗争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家主权的完整独立；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收回了日本强占去50多年的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使其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空前地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增进了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开启了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黄埔精神就是这种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一个集中体现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历史发出了召唤，历史也向一切爱国的黄埔师生提出时代的要求，在当今必须认真汲取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继续发扬黄埔精神，将历史上的拯救中华的思想变成为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东方的和平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