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 周秉德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灾难至为深重的一幕。半壁江山沦陷，烽火遍布神州，日寇铁蹄纵横蹂躏十四年之久，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以上，财产损失无以数计。但同时，抗日战争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至为壮烈辉煌的一幕。面对最凶残之敌，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得到高度发扬，全民团结，持久抗战，英勇顽强，终于击败悍敌，赢得胜利。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新型军事干部学校，黄埔军校在这场激烈而漫长的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最基本因素就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和海外爱国侨胞，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即多赖黄埔师生之力。
中国虽自一八四八年以来，屡遭列强侵凌，割地赔款，版图日蹙，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但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彼此力量牵制，也由于地理位置、文化差异等原因，更主要的，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西方列强在中国主要是培植政治势力、攫取经济利益，一般不以灭亡中国为目标。而日本随着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力量的飞速增长，强蛇吞象之心渐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日本政府不断对中国内地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进攻，中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于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有识之士开始接触、沟通，逐渐达成谅解和共识，以求团结御侮之道。由于两党的高级领导、军队将领均有许多出身黄埔，当年的师生之谊、同学之情，此时乃成为沟连双方、彼此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徐向前曾于1936年10月以黄埔同学的身份致胡宗南信道：“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忆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国难当头，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寇焰也”。“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当此生死存亡关头，黄埔师生纷纷忆及当年孙中山先生建校之初衷：“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虎狼在前，不愿再“同学彼此弯弓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去帮助解决事变的三人代表团，其中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人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其间黄埔之功实不可没。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此时黄埔又成为维系团结、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条有力纽带。1941年10月，为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互相团结，在延安的黄埔军校百余名师生组织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当时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在会上讲话说：“黄埔同学在革命史上的地位是光荣而重要的。在抗战中，只要30万黄埔同学真正全部发扬黄埔精神，谁敢中途妥协？谁敢进行内战？”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派驻一二○师联络参谋、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陈宏谟则讲道：“今天黄埔同学有30万人以上，当师长者200余人，实为抗战之主力。当世界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建立时，黄埔同学更应加紧团结，反对内战，勿演过去悲剧。”在漫长艰苦的战争和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广大黄埔师生大多以国家存亡、民族安危为重，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战的坚持与最后胜利提供了基本保障。
抗日战争之惨烈，远逾此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次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中国军人伤亡高达三百余万，其中多有黄埔菁英。有统计称，仅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年，自1929年至1933年、从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战死。强敌肆虐、家国危难，黄埔师生执殳前驱，以无比的英勇和巨大的牺牲，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先锋和中坚。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经济、科技、教育等迅速发展，国力日盛，尤其军国主义势力执政掌权后，为满足其野心，大力扩充军事力量，日本于是成为亚洲第一及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而中国自清末以来，屡遭侵掠，积弱积贫百年之久，进入民国后，更是军阀混战、连年不休，民生凋敝，国脉衰微。仅就军事力量而言，日军的武器装备、士兵训练、后勤给养等各个方面都远凌中国军队之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严重劣势下，广大黄埔师生慨然奋起，效死沙场，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撼天动地的壮歌。诚如侯镜如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言：“在正面战场上，我黄埔师生为保卫祖国、抗击日军，克尽了自己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抗战初期，在卢沟桥的战斗，以及在淞沪、忻口、台儿庄等战役中，前仆后继，英勇作战，表现出抗战的坚强意志。”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飞机3000余架，中国军队仅有飞机250架；日军拥有4艘航母、黄浦江和长江内有100余艘军舰，中国军队无。日军参战总兵力达25万，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中国军队的殊死抗击下，伤亡惨重，被迫数易主帅。淞沪会战结束后，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史家称，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得以内迁。并且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而“国民革命军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反侵略史上皆属鲜见。“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1937年10月著名的忻口会战，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1938年3月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歼敌三万余人，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从总参谋长到旅、团长，从各军区司令到分区指挥员，也有不少黄埔出身的将领。诸如叶剑英、左权、林彪、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王世英、周士第、项英、袁国平、许光达、宋时轮、陈赓、张宗逊、程子华、阎揆要、陶铸、袁世烈等。他们率领八路军、新四军所部，长期苦战于华北、中南和东北敌后，牵制着大量的侵华日军和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益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其中名将左权等在反日寇扫荡的战斗中壮烈殉国。
黄埔将领郑洞国、杜聿明等则率领远征军奋战在缅甸和印度战场。1944年春月，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他们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道：“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勇毅和血诚，物质力量远逊的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才能拼死抵抗、持久抵抗，终于击败顽敌，赢得最后的胜利。对于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国共两党的领袖都曾有过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曾以黄埔作为延安抗大的榜样，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蒋介石在台湾凤山军校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为着有了第一次黄埔精神的鼓荡，才有了北伐的成功；有了第二次黄埔精神的重振，才有抗战的胜利。”
作为与美国西点军校、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齐名的现代新型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在抗战时期针对战时情况，做了许多相应调整。1938年南京沦陷后，从十四期起，军校本部西迁成都。从1937年至1945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和战时形势，黄埔军校改变过去集中一地办学的体制，在原有分校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先后增设九所分校，办学地点包括洛阳、汉中、武昌、邵阳、武岗、瑞金、广丰、广州、江西德庆、广西宜山、贵州、昆明、南宁、桂林、百色、天水、西安、湖北均县、房县等地，甚至远至新疆的乌鲁木齐，几乎遍及后方各省。同时，军校开设多种学员班，主要训练带职人员，如军官高等教育班、将校训练班、军官训练班、短期训练班、战术研究班、技术训练班、荣誉军官班、学生补训班、政训学员班、军官研究班、参谋勤务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战时补充军官班、军官教育班、政工干部训练班，等等；并与其他有关机关进行合办，如中美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等，通过多种方式培训各种急需的军政人才。在那寇深祸急、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黄埔军校成为无数热血青年神往之所，投考黄埔，是许多渴望抗敌御侮、复仇雪耻的爱国青年共同的人生抉择。黄埔将星闪耀、师生奋勇，其爱国精神不仅激励着数万黄埔子弟，也鼓舞了广大士兵和民众，保卫疆土，守护家园，驱逐倭寇，振兴中华。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回顾历史，不敢忘先辈勋烈，瞻望未来，愿不负后世子孙。黄埔军校的创建者、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六十几年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无数黄埔先烈精忠报国、慷慨献身，历尽危难，捍卫了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保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漫长艰苦的抗战历史乃是黄埔军校的一部光荣史。今天，我们希望孙中山先生当年殷切瞩望过的、黄埔前辈们曾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的祖国能够早日统一，愿黄埔的光荣历史得以继续保持、发扬，愿“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新的时代中恢弘光大、永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