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至今已140周年。他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奋斗了终生。他的光辉思想对中国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他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是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精神纽带，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发上进。

　　一、孙中山对中国未来的重要预言

　　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讲道：“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公元1900年，帝国主义用血腥的手段镇压了义和团运动，翌年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但是，事情的发展与帝国主义愿望相反，它们的压迫却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风暴好像一种“政治地震”。

　　孙中山先生面对当时的形势，认为1900年是一个新转折点，在这之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在这以后，“鲜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又说：“自从《辛丑条约》订立以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芨芨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选集》174－175页）

　　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各阶级集团都表示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其中，民主革命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当时思潮的斗争焦点，并开展了持续三年的大论战。孙中山在这次大论战中力排谬论，坚持了革命必胜之路。公元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达檀香山，为反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恶毒攻击，亲自撰写了《驳保皇报》一文；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前景可以在时代的进程上超过西方。他说：“推彼（指《新中国报》主笔陈继俨）之语，必当先经立法君主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始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总理全集》第一集1022页）

　　在同盟会成立前一个星期的1905年8月13日，中国留日学生1300余人，在东京富士见楼集合欢迎孙中山先生，他在会上作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演说，进一步发挥了中国历史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的思想。他直觉洞察到，中国在未来的若干年代，不但扫除落后，而且可以成为先进的国家，他说：“（中国）近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方人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在我们祖国灾难深重的年代，就满怀革命壮志，信心百倍地预见到中国必将在历史上出现一个大跃进，是非常可贵的，也是他展望中国未来的思想基础。

　　二、孙中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及“民生主义”的新意

　　公元1912年，中山先生曾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的演讲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了重点阐述，他说：“厥后有德国麦克司（旧译）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又说：“自余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分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夫所谓集产社会主义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业、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邦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社会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

　　并说：“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即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工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也。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而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在上世纪十年代，孙中山先生对马克思及《资本论》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而想到人人都能尽其职责，而演进为大同之世，特别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这样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且和中国古代传统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者，孙中山先生实为首例。

　　公元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斯大林的特派代表鲍罗廷交往甚密，使他对马列主义思想学说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此后，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民主主义时，再一次阐述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的观点。他盛赞“马克思所著的书和发明的学说，可说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

　　孙中山先生于创立中华民国之初，就把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等同起来，希望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并预言可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境界，说明他的革命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制定

　　公元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同盟，而《大会宣言》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在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对外反帝国主义不再停留在“国际平等地位”等笼统的说法；对内反对民族压迫，而不再提“排满”口号。关于民权主义，他解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被资产阶级所独占，恰恰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我们的民权主义是一般平民所共有的，不是少数人所私有的。”并说：“凡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享有一切的自由和权利；凡是出卖祖国，欺压人民，替帝国主义和军阀服务的，不论他是团体还是个人，都不能享受这种自由和权利。”关于民生主义，他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所有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并阐明“耕者有其田”，反对私人“操纵国民之生计”。这样，就使三民主义获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故又称“新三民主义”。它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在基本原则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一致，因此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同时，孙中山提出经后人概括而成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在国民党内部赞成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少数左派，而反对的却很多，于是孙中山便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反复阐明改组国民党和实行“三大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如在回答宋庆龄提出“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他明确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他，就需要新血液。”他一再申明：“今天的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俄国人立志稳健，眼光远大”，“经验多而成功快”。中国革命只有学习“俄国方法，组织训练，方有成功之希望”。再如1924年“五·一”劳动节，孙中山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工人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结业典礼上，他说：“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他在题为《农民大联合》的演说中，号召农民“挑选各家的壮丁来练农民团军”，表示“政府还可以从中帮助，用极低价卖枪给你们”；“农民练成了很好的农民团军，便是中国第一等的主人翁”。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他看到赤脚破衫的农民前来参加大会，很受感动，说：“这是革命的起点。”

　　至此，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在学习、探索中找到了正确方向，思维发生了质的变化,确立了成熟与正确的革命思想体系。为领导中国人民“和平、奋斗，救中国”坚定了思想基础。但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他于国民党“一大”的翌年（1925年3月12日）就病逝了。他未能目睹理想实践，而抱恨终身。

　　孙中山先生毕生所向往的崇高理想，就是人类永享和平的大同世界。他致力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正是为着这个未来的远大目标，准备进行和平建设条件。1912年元旦，他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宣言说：“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力。满清时代辱国之举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正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重见于国际社会，必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同年四月，他在参议院演讲时，恳切地说：“促进世界和平，既为民国前途之目的……中国人种以和平著称于世，数千年已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从今而后，使民国得为文明之进步，使世界人民均得享和平之幸福。”就是说，他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而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全中国人民、全人类永享和平的大同世界，这就是他理想中的中国未来,这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宗旨是一致的。

　　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他虽然没有能目睹实现，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后，先后逐步完成。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的“以堰闸其水”到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已经变为现实。他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的构想，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推进。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已经在国际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和平奋斗共同发展的倡议,最近为解决台湾问题又进一步阐明了和平、发展、共赢的诚意，在国内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引起好评。我们相信，孙中山先生向往的中国的未来理想——使全中国、全人类永享和平的大同世界，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