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为祖国之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而终身奋斗的伟大爱国者。他所处的近代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机，1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又使国家“生出无数强盗专制”而陷于四分五裂。2这一国情决定了孙中山要将反对国家分裂与谋求祖国统一，作为自己救国奋斗和振兴中华的主要任务。他曾说过：“文爱国如命”，3“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4这是他对自己一生革命思想实践活动的高度概括。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和实践，具有丰富的内容与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政治遗产，今天对我们国家的统一与振兴仍有着现实意义。

　　国家统一思想的丰富内容

　　反对国家分裂与谋求祖国统一问题，是孙中山孜孜探索和力求解决的重大课题。他维护与实现国家统一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孙中山认为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意识。他在追溯我国几千年来的统一发展史时指出：中国“为地球上最老之文明国……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从无分裂之虞”，5“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的，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6他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之所以能克服中间短暂的分裂而走向更广范围的统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过去它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7孙中山还针对现实反复强调：“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其害，上足于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8“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现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它。”9在孙中山看来，国家越来越走向大统一，中华民族越来越融洽与团结——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强调祖国的统一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和民族的兴衰；那些分裂国家的军阀官僚是逆统一潮流而动的野心家和千古罪人，必为历史所淘汰。他坚信中国最终将由封建军阀割据走向重新统一。

　　第二，孙中山强调，中国的统一一定要实现民主的统一与共和的统一。他在论及国家统一的性质时精辟指出：今日“南北之乖离，乃由反对帝制、赞成共和与其否者而起”，10“南北之间的战争，不是中国不同派别的战争，而是一场全国性的军阀主义与民主的斗争”；11自中华“民国开创以来，武人因袭数千年之帝王思想……相吞并，相长雄”，弄得国家四分五裂，“统一固不得不谓非吾国现在最切要事”，“最近六年护法之举，战争迭起，牺牲甚多……其目的实为统一。”12他强调：我们“渴望统一，然所望者巩固共和、崇尚法制之统一，而非武力压制之统一”，13“共和国体若危，文视之为唯一之生命，必尽其所能以拥护之”；14中国要的是“民主统一，共和统一……万不可有帝王统一、专制统一之活剧演出也。”15显然，孙中山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始终以“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为目标，16坚持“我们这一辈人举旗打天下，是为了建立共和国。”17他认定“吾国必须统一，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18故“此次统一之举”，一定要“力求其为真共和之统一。”19

　　第三，孙中山指出，中国的统一应完全做到五大统一，民族的大团结是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他对国家统一的具体内容有完整的构想，这就是其1912年提出的“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他认为“合满、汉、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民族统一，20是祖国统一的首要目标，并将各省“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的领土统一，视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他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团结的国家”，21“民国号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公有”，22“完全民国当归诸全体四百兆人之手”。23他还强调中国由一个很强盛的国家一落千丈沦为“次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只要中华各民族能够联合“成一个大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的民族处在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24显然，孙中山认为国家的五大统一是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而其中能救国兴邦的民族统一与复兴尤关重要，它与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四，孙中山认为，统一国家的方法应依时局变化之情势来择定，其武力统一思想与和平统一思想两者兼有之。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他民国元年执政时，还是在其后3次建立政权于广州期间，都表现得相当明显。一方面，孙中山依恃北伐武力统一全国的思想十分执着。如1912年初，他强调“北伐之举，有进无退……临时政府所以枕戈不遑者，方在破虏一事”。251918年春，他要求滇军各将士拥护军政府北伐，“一致进行，排除障碍，统一中国”。261921－1922年间，他又指出:“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27并强调“统一南北，必以革命之道行之”，“舍此实无良策”，“打破武人专制，是我向来的主张，欲贯彻主张，就不能不出兵北伐”，“武力统一是自己的真意”。281923－1924年间，他再明确表示：吾辈“最终的高于一切的目的，是举行北伐，统一全中国”；29“这次革命政府提师北伐，便是要……扫除旧屋（砖）瓦渣滓垃圾之北洋军阀官僚，以建设新国家。”30由上可知，依恃进步的武力举行北伐，以扫除北洋军阀政府，进而造成统一的民国和重奠共和制基础，是孙中山一向的和重要的国家统一思想。

　　另方面，孙中山又认为“解决时局，以不用兵力为最宜”，和平统一之思想十分明确，31一再表示“愿尽力于和平统一之事”。32早在1912年他就表明：“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对于和议之举并不反对”。331918年10月，他指出护法各省为“求根本之统一与和平”，“不得已而用兵”，“战祸之不可再延，和平之急待恢复，各方具有同情”，故我们应“以求和平之根本解决为救国之唯一方针”。341922年初，他又强调“解决中国问题，余之政策在于各种和平方法统一国家”。351923－1924年间，他再三声明：“余素来主张中国南北和平统一”，36“对于北庭仍主张以和平促进统一”；37“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38可见，和平统一祖国也是孙中山的一贯思想主张，它在其统一思想中有时还占着主要位置。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具体包含有祖国统一的趋势、性质、内容、方法等项政治主张，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这是其救国革命与振兴中华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他遗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国家统一思想，无疑是承袭、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文化，并且集其大成。他的这一思想，针对列强与军阀狼狈为奸破坏中国统一的行径，进行了抗争与作出了回应。孙中山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对现实国情的思考，认识到祖国一定要统一并一定能够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为中国的统一强大而奋斗”，是我们“应尽力完成的……艰巨的历史使命”。39

　　谋求祖国统一的革命实践

　　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进行愈挫愈奋的斗争，乃是孙中山后半生的主要革命活动。他认定实现祖国统一的方法不外有两种：“非特人心，则特武力”。40到底采用何种统一方法？由于“世事变化不定”，“这并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41谋求祖国统一的办法，总应依据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主客观条件来确定。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其统一祖国的实践，就会发现他往往是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方法兼采并用：为统一全国，他先后进行过3次北伐，同时又提出过一些和平统一方案。武力统一和和平统一办法交替使用，这就是孙中山在谋求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征程。

　　孙中山统一祖国的实践，始于1912年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上。其当时为结束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清政府的南北对峙局面，在如何尽快推倒清廷、以共和制统一全国的问题上，战与和两法兼用之。他一方面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42“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43并表明“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北上讨虏。44为此，他亲任北伐军总指挥，派黄兴为总参谋长，拟分兵6路出师北伐：“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巢）”。45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汇集在南京的各路北伐军及鄂、豫、皖等地的民军，这期间在北伐作战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这表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决心以出兵北伐来推倒清廷，进而统一全中国。

　　另方面，孙中山这期间又有力有地支持沪上的南北议和，力图以和平手段收革命之功，进而以共和民国统一北方，完全推翻清王朝和结束封建帝制。为达此目的，他要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转告袁世凯：“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也”，46“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47他还令伍廷芳将清帝退位、袁氏同时宣布绝对赞成共和、文解职后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等5条办法，通知袁氏并见报，且严正声明此是“最后解决办法”，“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48这迫使袁氏收敛称兵凶焰和加速其逼宫的步伐。2月12日，清帝溥仪接受优待清室8条件并公布退位诏书，袁世凯同时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清帝辞位“为帝制之终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49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举袁以代。至此，南北双方和议告成，民国实现了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努力争取和坚决斗争得来的。他在当时革命力量小于反革命势力的客观形势下审时度势，采取用北伐促成和议、尽快统一南北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明智之举。因为孙中山当时以和平方法促成南北统一，既可使民主共和制尽快取代封建帝制，实现民主共和的全国统一，又可避免民国生灵涂炭和免伤华夏民族元气，有利于和平建设新国家。

　　然而不幸的是，袁世凯窃权后背信弃义、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导致了军阀割据局面和南北战祸连年，再次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在此情势下，孙中山被迫3次由沪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再为统一祖国而长期进行其战、和交替的艰苦的革命斗争。

　　北伐统一，是孙中山这期间确定并一直坚持奉行的国家统一战略。他曾以广州为革命基地，先后3次举兵北伐，以期武力讨贼、定鼎中原，用革命方法统一全中国。其第一次北伐是1917年秋冬反对段祺瑞专制统治的护法军北伐。当时，孙中山在穗组建护法军政府后，宣布“本军政府以讨灭伪政府，恢复约法、国会为职志”，50“文……当荷戈援枹……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51他强调今日“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欲争回真共和……须有两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52并要求“西南义师一致讨贼，誓与民国共存亡。”53在孙的主义感召下，永州镇守使刘建藩及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于9月中旬宣布永衡两地“自主”，旋于10月6日成立以程潜为司令官的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孙中山对湘省义军的北伐极为关注与支持。他指出“衡永首义，万方警省，既开天下之先，已褫奸人之魄，会师武汉，直在指顾”，随即派林祖涵为劳军使赴湘南，嘉勉护法将领林德轩“率部北伐”，“勉事进行，以树大勋”；54他决定“以滇军第三师援湘”，并要陈炯明、朱执信“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其后援，又“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55在湖南护法军成立后的几个月内，孙中山不断派人赴各省组建护法队伍，四川、湖北、陕西、浙江、安徽、山东、福建和河南等省的护法军、靖国军与自立军，先后树旗“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56于此可见，孙中山重造共和之护法旗帜及其北伐统一的军事战略，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在各地进行护法战争的过程中，孙中山多次呼吁西南义军应坚持联合讨贼，以实现川、滇、黔军事权力之统一。他为保证护法军顺利进行北伐，还订出了三路出师的西南统一作战计划：拟“动员十个师，组成中央、左、右翼三军”，由两广、滇黔、福建“分路进击”，“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57他同时又致电海外党人邓泽如等，告以“此次出兵讨叛，事在必成……饷项之需尤为浩大，希即从速筹汇以助进行”；58并决定由军政府发行“军事内国公债”5000万元，以“供给军需”。59由于桂滇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对北伐进行牵制，并拆广州军政府的台，孙的这一北伐计划窒碍难行。粤、桂、湘护法联军于1917年冬和次年初克长沙、岳阳后，陆氏为私利竟擅自决定停战议和，唐氏则按兵不肯由川东下，致使护法力量失去了会师武汉、问鼎中原的好时机。不仅如此，他们还与政学系岑春煊等狼狈为奸，于1918年4月10日决定改组军政府，迫使孙于5月4日辞职离穗。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统一计划就这样被滇桂军阀破坏了。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北伐是1922年讨伐徐世昌政府的桂林－韶关北伐。他于1921年5月在广州组建正式民国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后，以先统一两广然后出师北伐作为政府的中心工作。为统一两广，孙于7月命粤军出师讨伐桂系陆荣廷部。粤军等奉命后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连克柳州、南宁、桂林、龙州等地，消灭了桂系的主力，使两广成为出师北伐的基地。两广统一后，孙中山认为“今桂孽已靖，正西南一致北定中原之时”。60于是，他于10月8日向非常国会提出北伐案，15日出巡广西，12月初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于桂林。此后，他积极整军经武，并委派许崇智、李烈钧、李福林、朱培德、彭程万、谷正伦为各军总司令，决定次年春大举北伐。1922年2月初，孙中山令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军，兼攻赣南和鄂东，饬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军，联合湘军直捣武汉。27日，北伐军3万余人在桂林举行誓师大会后，相继开拔出发，以期“取道长岳，会师武汉，直抵幽燕……誓达统一之目的，期奠国基于巩固。”61

　　然而，此次北伐遭到了当时身任民国政府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陈炯明之干扰和破坏。陈不仅停止了对北伐军的接济，并派人暗杀了支持北伐的大本营参谋长邓铿，而且他还与直系军阀暗相勾结，唆使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挠北伐军过境。面对这一情势，孙中山被迫于4月中旬令北伐军主力经梧州分3路赴韶关集结，改为取道江西北伐。5月初，他在韶关设大本营后，令北伐军于11日开始向赣南发起攻击。是月北伐军各军连克大余、信丰、南康等地，6月上旬占赣州后进入第二期作战，准备攻打赣中重镇吉安。这时，陈炯明令叶举部占领广州，又将孙的“荷包”廖仲恺扣押在石井兵工厂。6月16日，叶部发动广州叛乱，炮击总统府，并通电要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时在广州的孙总统于陈军叛变后避登永丰舰，指挥海陆军警讨伐叛逆，同时急令各路北伐军火速回师广州戡乱。他的第二次北伐统一计划因陈军叛乱而被迫中止进行。

　　孙中山的第三次北伐是1924年讨伐曹锟、吴佩孚的韶关北伐。他1923年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后，为巩固革命基地，先后进行了消灭桂军沈鸿英部和击溃陈炯明叛军的军事斗争。该年底，他指出“讨曹计划，此间早已议定，现在筹备进行中”；62“一俟粤乱稍定，本大元帅当亲率各军分出湘赣，联合各省大举北伐，以靖国难而慰喁望。”631924年9月3日发生的江浙战争引发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孙中山当时认为，“今举国皆反对直系军阀，为解决国是最好机会”，宜“顺从民意，躬率大军……而向中原。”64于是他决定：“两星期内所有滇、桂、湘、豫、赣、山、陕各军，一律出师北伐”，65“分兵攻湘赣，以攻赣为主，攻湘为宾”：攻赣之师与浙沪联军会师金陵后，击楫渡江北上，直捣贼巢；攻湘之师与川滇黔联军会师武汉后，北上破敌。6613日，孙中山亲自督师至韶关，设大本营于南华寺，委谭延闿为北伐总司令，并派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帅职。20日，北伐各军旅在韶关誓师后分向江西、湖南进发：第一路北伐军攻赣先锋总指挥樊钟秀率部4000余人先入赣，仅一个多月就连克大余、崇义、赣州、泰和、万安等地，兵锋直指吉安；后该部遭北军蔡成勋部反击不支，被迫退守湘东待援。第二路北伐攻鄂军以程潜为总司令，也由坪石、乐昌进占湘南汝城一带。

　　这次韶关北伐是首次国共合作建立后的一次北伐。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郑重宣告：“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67中共党员谭平山等当时曾督率工农团军赴韶关整训待命，并参与北伐后方工作。由此可见，这次北伐是一场反帝反封建宗旨明确、有工农民众支持和工农武装参加的革命战争。它有别于这期间军阀火并的江浙战争及直奉战争。由于滇军等抗命不支持这次北伐，再加上直系将领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后局势大变，孙领导进行的第三次北伐统一之事，最后也功败垂成。

　　孙中山以上的3次北伐，既有西南各省以武力对抗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现实需要，更是为了实现其以北伐来重建民国共和制及重新统一全国的一向主张。他曾强调：“北伐讨贼一举，为西南夙昔所主张”，68“统一全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69可见，用北伐武力扫荡北洋军阀官僚政府，进而重造一个统一的共和新民国，是孙中山为统一祖国而多年坚持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

　　孙中山在力图以北伐武力统一全国的同时，又从不放弃和平统一祖国的计划，并只要它有一线希望就努力去争取其实现。如前所述，他通过斗争实现了民元的南北和平统一。这期间，孙更力图实施其和平统一的两大方策：一是他认定“化兵为工之策……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70主张以废督裁兵来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二是他坚信“召集国民会议，为解决目前中国问题之唯一办法”，71提出以召集国民会议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与直、皖、奉及西南几大军阀实力派相周旋，力图以推行兵工计划来统一祖国，是孙中山晚年的和平统一实践之一。他在1919年南北议和时已考虑裁兵统一之事，后于1922－1923年提出了先裁兵后统一的一套计划。孙认为“裁兵即统一之根本条件”，72“要统一中国就要裁兵，裁了兵就没有军阀，那时才能以和平手段来统一。”73他表示“文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并相信只要各派系能“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74为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孙中山与各方函电交驰，反复说明“国事纷纭，民生涂炭，弥兵之望，中外同心”，75“诚欲和平统一，祈求郅治之隆，则积极裁兵实为独一无二之办法”；76他特派徐绍桢为代表，“与各方接洽统一事宜……俾和平统一之业早日告成”；77他还表明赞同由何东发起的南北各方领袖“联席会议”，来“谋所以解决国是之方”，此会“无论何日何地”召开，“弟届时当躬亲列席”。78可见，敦促各派系军阀实行化兵为工之策，力图以此来促成国家实现和平统一，是孙中山为和平统一祖国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军阀们皆视兵权为脔肉，对兵工计划根本不予支持，他的这项工作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为谋求祖国之统一和建设而北上入京召集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晚年和平统一全国的最重大的实践行动。1924年10月下旬，直系将领冯玉祥推倒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权后，电邀孙先生入京主持国是；时与孙有反直盟约的段祺瑞等也故作姿态欢迎其北上。孙中山认为“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79乃“决定到北京去从事和平统一”的活动。8011月10日，他接纳中共的政治主张发表了《北上宣言》，郑重宣布“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应先召集一个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9团体代表与会的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在此“国民会议实现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以期国民彻底地明了与赞助”。813天后他离粤北上，沿途反复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派出众多的宣传员分赴各省进行宣讲活动。他强调：“国民会议之主要任务，唯在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82“此次北上……能造成和平统一，固为国家之福”，83“余当调和各方，使国家得和平统一，以慰国民之望。”84显然，孙中山认定国民会议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

　　孙中山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决策及其北上的行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广泛赞同与支持。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发出通电或宣言，肯定“孙公中山主张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洵为救国良药”，85“它可实现民主政治，创造真正独立的共和国”。86相反，段祺瑞等军阀势力却反对孙的正义主张，他于11月21日提出召集善后会议来“解决一切根本问题”。87孙中山退而要求善后会议“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并将解决国是的“最后决定之权”，归于国民会议，88以便“在不牺牲主义的条件下……促成统一。”89当段氏拒绝这一严正要求后，他即痛诋善后会议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90令国民党人和民众唾弃段记分赃的善后会议。由于段祺瑞等人的阻挠破坏，孙中山通过召集国民会议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夙愿，最后没能实现。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在谋求国家统一的革命实践中，总是审时度势地将举兵北伐讨贼和力谋和平统一两者交相结合起来进行。他一方面认为，改建共和与统一民国离不开火与剑，因而在行动上坚持立足于北伐统一，力图以革命武力来铲除北洋专制政府，重造一个统一的共和民国；同时他又认为，和平统一可免生灵涂炭和伤国家元气，顺乎天而应乎人，因而又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和平统一的机遇。孙中山统一祖国的实践，是其革命救国和振兴华夏行动的核心内容。他毕生多方探索国家统一捷径的苦心与精神，实令人钦佩，而他在实际斗争中屡起屡踣的经验教训，却发人深省。

　　国家统一思想实践的时代特色

　　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与实践，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产物。它既受当时国情的制约并由其所决定，同时又必然会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而反映出其特色。我们考察他谋求国家统一的整个思想实践活动，就会发现它总是同振兴中华的事业——谋求祖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联在一起。其因此而具有以下4大时代特色：

　　首先，孙中山将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同爱国救国与重造共和民国的斗争相联系，其国家统一的思想实践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色。他明确指出：南方革命政府曾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拒绝承认一切秘密条约，尤其是日本的二十一条……这一简单的正义要求却遭到拒绝”，南北战争由此而起，这“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91北京政府是“惟协约国之命是听的奴才”，“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表征”，“只有我们南方派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才是今日能够搬去“统一绊脚石”的“唯一合法的政府”。92孙中山强调护法、统一与救国3者是联在一起的。他指出：“西南护法经年，肝脑涂地为国家耳”，93“护法，须护到国会确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为止；救国，须救到无条件收回青岛及其他一切领土主权为止。”94他重申“革命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为目的”，眼下的民国已经名存实亡，“现在要想国家统一”，“我们要推翻的不仅是黎元洪，而是要推翻北方军阀御用的政府。”95“救国，文之本怀”，96余“始终做爱国之人……愿牺牲生命……为人道、文明、共和、主义四者而战”，97以实现国家之统一。可见，从爱国出发，以革命救国斗争来再造一个统一的共和民国，是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实践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

　　其次，孙中山将解决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问题，同彻底完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其国家统一的思想实践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色。他认为，封建军阀的横行与帝国主义的捣乱，是造成中国长期分裂而不能统一的根本原因：“现在的许多军阀都不讲法、不守法，许多政客议员玩弄政府、捣乱政治，所以国家就大乱起来，也不能统一”；98列强“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99“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拳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100把整个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所以，“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即在对华抱有野心之列国……利用部分武人使然耳。”101孙中山认定“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102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和长治久安的唯一根本办法，“便要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103即“第一点就是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是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104显然，孙中山晚年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是中国实现统一的最大障碍，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是达到中国真正统一与长治久安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再次，孙中山将中国统一与否同能不能振兴中华、建设一个富强国家联系起来，其国家统一的思想实践具有近代化的特色。他对国家分裂所带来的“外患之凭凌，群黎之困危，财政之艰难，兵燹之惨苦”有切肤之痛，“曾再三陈述，声与泪俱”。105他在痛斥军阀割据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时说：大小军阀将“垄断得的政权专做营私利己的工具……小的争一县一道的政权，大的争一省一国的政权，结果闹成四分五裂，国家元气与个人野心同尽”；106军阀们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捐税什出，弄到遍地土匪，民不聊生”。107这些正是造成中国之政治与经济等各种建设不振，及人民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孙中山强调：只有国家“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108祖国实现统一、进行建设之日，即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时；因为国家的统一，将为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安定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他指出，国家的统一首先有利于共和政治的发展与建设：如民元南北统一后，“两个月来，自北而南，见共和之发达一日千里”；109国家之统一还能使“国民意志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110这大大有利于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国家政治的稳定。他又指出只有国家统一后，“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111全国资源的开发、农工商的振兴和文教事业的发展等，才能成为可能；一旦国家统一告成，“政治之障碍已除”，“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我四万万同胞就可以“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从而“造成共和、自由、幸福的”新国家。112显然，孙中山在此反复强调了以下观点：国家的统一是进行近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欲振兴中华就一定要实现与维护祖国的统一。

　　最后，孙中山将国家能否统一同全体人民的福祸利害联系起来，其国家统一的思想实践具有爱众为民的特色。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分裂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战乱尤使各地生灵涂炭、商旅裹足、民不聊生。孙多次指出，民国十余年来“南北纷争，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闫为圩，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零，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悚目恫心”；113湖南督军张敬尧“诬良为匪”、“掳掠妇女”、“纵兵抢劫、草菅人民”，湘民遭此荼毒，“饮泣无可告诉”，“生计顿绝……无再生之希望”；114“陕西省年来兵连祸结，民生穷困，举凡可以生利产业，抵押殆尽”；115叛逆陈炯明在广东“纵兵淫掠，所过皆圩，粤省繁华顿归寂寞”，“言念及此，殊属痛心”！116孙中山强调：正因为兵灾战祸为害人民甚烈，所以“中国人民对于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117故“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118“国人既渴望统一，吾人自无反对统一之理”，119而宜“竭诚应其要求”，使“分离之民国，复……归于统一”。120在孙中山看来，国家统一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依托及其根本利益之所在，祖国“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121这完全代表和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愿和利益。

　　通过全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中山始终认定“今国民共望统一……盖统一与否实关中国存亡。”122因此，他始终“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123毕生以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为己任。他在谋求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并为结束分裂局面和重新统一祖国几次出兵北伐与进行和平斗争，以期再造真正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进而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富强新国家。孙中山统一祖国的思想实践活动，总是同他一生的爱国革命事业，及其为振兴中华的努力奋斗联在一起。它是其整个爱国救国革命思想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5、《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219、223页。

　　2、6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943－944页。

　　3、72、113、《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页，53页，49页。

　　4、10、13、22、25、34、37、68、71、73、95、98、100、105、116、119、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468页，233页，339页，481页，235页，100页，254页，503页，285页，283－284页，283页，303页、468页，407页，276页。

　　6、9、24、《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页，304页，239页。

　　7、122、《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8－529页，530页。

　　8、17、21、28、32、36、78、80、89、92、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411页，420页，259、279页，420页，316页，332、338－339页，440页，442页，268、208、275页。

　　11、91、陶文钊：《孙中山致美国总统哈定的信》，《团结报》1990年6月20日。

　　12、15、19、《孙中山氏宴报界记》，上海《申报》1922年8月25日。

　　14、18、53、69、70、96、120、《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5页，270页，212页，281页，267页，247页，277页。

　　16、20、23、42、43、4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页，2页，111页，246页，7页，14页。

　　26、27、33、40、44、46、47、48、49、50、55、57、58、109、11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19页，1093页，694页，1376页，633页，641页，629页，636、642页，645页，1068页，1069页，1069－1070页，1048－1049页，754页，731、774、785页。

　　29、123、夏道南译，杨德、张宁校：《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30、《各界赞助北伐大会纪详》，《中国国民党党刊》第12期。

　　31、《孙中山力主和平》，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0日。

　　35、《美记者莅粤考察政治》，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15日。

　　38、79、81、82、88、99、101、102、103、104、《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页，308、331页，297－298页，516页，561－562页，378、375页，360－361页，338页，341页，378页。

　　39、108、110、111、117、《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7页，51页，51页，51页，527页。

　　41、徐小瑛：《见孙中山先生记》，《清华周刊》第308期（1924年4月4日版）。

　　51、52、54、59、《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114页，225、221页，195页。

　　56、《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1月20日）》云南档案馆藏件：106－3－129。

　　60、《汪精卫、伍梯云两代表谒唐萱赓》，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1月11日。

　　61、《大元帅出师北伐通告》，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20日。

　　62、《冯代表谒见大元帅之陈述》，《帅电慰留陆涤平》，《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22月9日，12月18日。

　　63、《联军肃清东江与筹备北伐》，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8日。

　　64、《大元帅昨晨赴韶关》，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9月14日。

　　65、《大元帅筹备出师讨贼》，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9月11日。

　　66、《大元帅戡乱讨贼计划》，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9月27日。

　　74、《国父全集》第1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863－864页。

　　75、77、《政府进行统一之方策》，上海《申报》1923年2月1日。

　　76、《信使接洽中之统一问题》，上海《申报》1923年2月6日。

　　83、《工团欢送帅座之纪念银鼎，期望大元帅定鼎中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1日。

　　84、《中山与新闻记者之谈话》，上海《时报》1924年11月18日。

　　85、《徐州促成会力争预备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7日。

　　86、《山东国民会议促进会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11日。

　　87、《段祺瑞入京之第一声》，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4日。

　　90、《北京二十六日电》，上海《申报》1924年12月27日。

　　93、《军府再致龚心湛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月20日。

　　9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97、《孙中山最近之谈话》，长沙《大公报》1922年7月8日。

　　106、楚伧：《西南的一件大事》，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4月7日。

　　107、广东省、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合编：《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114、《军政府请撤张敬尧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5日。

　　115、《军府电龚仙舟阻止借款》，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月2日。

　　118、121、《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