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国民意识或公民意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民主宪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兴起的，国民意识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出现和兴起是中国人觉醒的表现，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何谓国民？1905年汪精卫在《民报》第一期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指出：“民族者自族类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国民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它与专制国家的臣民、庶民、黎民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国民是近代民族国家的称谓，它有义务，有权利，有责任，有自由，也尚独立。国民意识是由政治观念产生，是同实行国民主义以颠覆君权专制政治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法律意识。孙中山的国民意识是立宪国的国民意识，他的这种意识的产生是同他的革命救国、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建立国民的国家相一致的。在孙中山看来，国民是自治之民，民国之民。作为一国之民，当然从事的职业和贡献大小有不同，但作为国民应具有一国之民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所熔铸的人格、国格。所以，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的共性，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特性，是一国国民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有特性。鲁迅在杂文中则经常把国民性与民族性概念等同使用，如果将中国的国民性视为中华民族的特性而言也可作如是说，但具体到中国的国民性，即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人的德性”、“中国人的特点”，革命党人所说的“中国魂”，均属于中国国民性的内涵，指的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性。

　　“中华民族”的称谓始见于20世纪初，最初用来指汉族，辛亥革命以后，即已用来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它的含义是包括历史上和现在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总称。中国的国民性就是指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个性经过长期融合、陶冶、凝聚而形成的带有普遍性（或称共性）、代表性的特征。孙中山对国民性问题非常重视，他说：“国与民弱且贫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1国家靠国民来维护，国民素质差，国家就贫穷，所以要救贫，首先要救民，只有采取正确的办法去救民才能救贫，才能拯救国家。想改良国家，提高国民的素质，关键在于教育发达，在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于树立人的道德观，造就高尚的人格。孙中山指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2“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3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个最高目的，则人不能利己，要重于利人。孙中山又指出：“人人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才力，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4人只有树立利人、利国的思想，立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乐于奉献，才能达到现代国家对国民的基本要求。然而，孙中山看到，“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5宗族意识是封建时代的落后意识，这种意识教人为小家去大家，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不愿去为国家牺牲。这种意识与近代民族国家对国民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但由于中国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任何人都感到无奈。为了改造国民性，孙中山做了研究，向国人指出：为什么中国人只有宗族观念，而无国家思想？那是因为“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所谓国家者，亦不过君主一人一姓之私产，非我国民所有也。故人民无国家思想，且无国民资格。”6无国民资格便很难建立民国，所以在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树立国民的意识和爱国的思想，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孙中山便反复强调：欲图根本救治中国，“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7“根本救国，端在唤醒国民。”8也就是说，中国由国民所造成，惟有第一等的国民才能造成世界第一等的民国。没有高素质的国民，不可能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因此孙中山便形成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成就什么样的国家的观念。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共和国，全赖国民的参与，以及国民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因此在全中华民族中树立国民意识，便成为孙中山的一项重要的议题。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中，讲到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时指出：“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国民，已经到了不得了的时代，首先把各姓的宗族团体联合起来，更由宗族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有了这个大团体，无论什么外国用什么兵力、经济和人口来压迫，我们都不怕他。”9可见，国族就是中国各民族团结的意思，就是各民族大联合的意思！它的真正目的在于振奋民族精神，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民族的地位。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算是惟一的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民族，直至现在“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这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10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斗天斗地适应自然、具有团结意志和创新精神的表现。然而，中华民族处于今日世界激烈竞争的潮流中，列强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空前严重。此后中华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还可以支持100年，如果兼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10年。这10年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10年以内有办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11孙中山在此时强调提倡国族主义就是要救危，就是要结合四万万中国人组成一个坚固的民族团体，用大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和建设。12他希望今日中国的国民大众，“当勉为爱国之国民”。由此可知，孙中山在此时期强调提升民族意识，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用意志和决心去抗拒侵略，用和平方法去对抗霸道行动，用全民的力量去捍卫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孙中山指出，中国人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也要善待别人。中华民族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存在着某些与时代不符的不良习性，所以改造国民性是社会发展所必需，也是人类本身发展的必然。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专制的国家，在霸道主义的侵凌和落后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下，自然经济和封建的意识给中国人的心理、思想都带来极其沉重的污染，使国人具有愚昧、偏私、奴性、苟安、守旧和缺乏自信等弱点。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不是要不要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应该怎么样认识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以及如何更快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过去，我们对梁启超的“新民”和新时代中国国民应有的“德性”，以及鲁迅的“立人”及其揭露中国人在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的遗毒下造成的愚昧落后、麻木不仁、自大好古的“民族劣根性”重视不够，还有人对梁启超、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提出批评；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改造国民性的认识也产生误解，致使改造国民性，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教育一波三折，未能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效果，不能通过实现人的近代化，达到工业和社会近代化的目的，这是中华民族在前进中的一大失误。

　　承认中国人的落后，不等于就是妄自菲薄，相反只有承认落后，才能有决心消灭落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就严肃地批评中国人妄自尊大，不能虚心向先进民族学习，所以社会不能进步。在《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又指出：“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它的目的是束缚人们的思想，养成盲从之性。“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这种盲从习性，造成中国人对于“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13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发表演说，他指出：“试看民国已经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中国的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14对此，包括我本人在内，过去也曾批评过孙中山对国民的认识估计过低，通过“训政”来教训国民的做法。现在想起来要推行民主政治，建设现代文明的社会，人民素质过低，的确困难重重。现代民主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如果国民奴性十足，对什么事情都畏首畏尾，没有新的思维，没有创新精神和没有敢为人先的意识，这种国民性对中国振兴的确影响甚大。所以，孙中山强调，对国民进行教育、培训或“训政”，也是社会进步、推行民主政治所必需。“中国通病，在一个伪字”，这种积习不改，就无法“导人以诚”，否则“求统一而去统一愈远，言和平而破坏和平愈甚。”15孙中山晚年在三民主义演讲时，在谈到修身、齐家、治国时又指出：我们中国人不仅正心、诚意这些内治的功夫做不到，就连修身、齐家、治国的外修功夫也还没有做到，所以本国便不利自治，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孙中山说，别的暂不去管它，仅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功夫就很缺乏。除非来中国住上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像英国罗素那样有学问的哲学家才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优长，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孙中山就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一些平常的举动都不讲究，难怪人家看不起。

　　对于中国人的鄙陋行为，孙中山总是很不客气的指出来，这是为了引起咱们中国人注意改正，提高个人素质。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举出不少例子说明中国人修身功夫欠缺对于中国国格的影响，并提出批评。孙中山这样做不是在有意跟咱们中国人过不去，而是要大家正视这些举止的不良，如不重视改正势必影响对外交往，也有损中国的形象。不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素质，学会文明礼貌，改变中国人粗野的弊端，就人的文明性这一点而言就很难追赶世界文明国家的进步潮流。

　　概括起来，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以民族自救为出发点，着眼于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追赶世界潮流，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通过教育、发展科学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树立竞争意识，追求中华民族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是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旨。孙中山看到中国人的素质、国民性格对国家兴亡的重大关系，因此他提出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之华，补以他国民族精神之粹，以涤除民族的劣根性，铸造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奋发图强，大步前进。在孙中山的许多讲演和文章中，他都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要与世界民族平等，要有中国真正的独立。所以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改变“奴性”，树立独立的人格。因为国民没有独立的精神，必然是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要对别人阿谀奉承。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必须要具有近代“文明的独立精神”，将独立精神与“济弱扶倾”精神结合起来，造成新时代中国国民的新品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便是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基本内涵。

　　改造国民性是时代的主题。社会变迁，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物质建设的骄人成就，便是社会的文明、富裕和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历史没有原貌，社会是在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人类也同历史一样是在不断的进步和提高，由蒙昧无知到聪明、觉醒，不断的扬弃劣根性，使自己同时代发展日趋同步，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所以改造国民性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必然。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和主张，是他阔步走向世界，追赶时代潮流，祈盼中国社会进步，并与“欧美并驾齐驱”的生动体现。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沉睡到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昂扬阔步走向世界、寻求自己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我们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也尚未进入现代社会。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国民，兼具有两种文化类型的因素，具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形成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和不稳定的功能。所以孙中山、梁启超、鲁迅等知识精英，通过呼唤改造国民性来树立新国民的性格。他们呼唤改变旧的价值观，树立新的价值观就是要导引我们走出精神的迷失，走向现代社会，做出我们的选择，为实现美好的理想、建立大同和谐的社会而努力奋斗。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现实性、时代性，他的人本思想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研究课题，对我们今天的建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重视研究，重视总结并加以利用。

　　注释：

　　1、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2、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页。

　　3、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4、钱穆：《中山思想之新综析》，参见《中山思想要义》，台湾书店1994年版，第155－156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185页。

　　6、孙中山：《在芜湖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7页。

　　7、孙中山：《复廖凤书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页。

　　8、孙中山：《复黄玉田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页。

　　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0－241页。

　　1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7页。

　　11、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8页。

　　1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9页。

　　13、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版，第51－52页。

　　14、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版，第400－401页。

　　15、孙中山：《复靳云鹏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版，第395－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