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委员会启事，全文如下：“本会奉帅令组织执行章程规定之职权，所有考试及审查办法，要以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要旨行之，以期选拔人才，无负重托。而连日以来本会各职员接获各方同志友好推荐要录之函件甚多，稍有徇私，不特无以示大众，亦违本会组织之本旨，与五权宪汉中考试权独立之精神抵牾，贻弊滋多，尚祈信仰主义、各守规律之各同志友好深予体谅，不甚厚幸，特白。”
从以上的“启事”可以看到黄埔军校招生通知发出后，巴山蜀水、赣江南北、三晋大地、齐鲁故乡、荆州东西，陕北高原、黄河两岸、长江首尾、浙闽两广的优秀青年，纷纷南下广州，“到黄埔去！”一时成了青年学子最响亮的口号。
1924年3月1日，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主持入学考试工作。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但蒋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去了，暂由李济深代理，委任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林、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9人为委员。3月27日在广州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分别主持第一期学生招生考试。有各省市推荐来的1200多名考生参加，其中三分之一为中学及专科学校毕业生，素质比较高。
由于国民党“一大”布置了招生任务，各地代表返回家乡后，通过党团组织秘密批荐优秀党、团员及积极分子预选。海南岛由徐成章组织动员上百名青年陆续参加考试；何叔衡在湖南推荐蒋先云、贺声洋、陈赓、王尔琢、郑洞国、刘戡、刘铭等18名青年赴上海参加复试；湖北由董必武介绍贺衷寒等入校；陕西米脂杜聿明刚度完蜜月，见《新青年》上黄埔军校招生广告，邀集关麟征、张耀明、马励武等11名青年南下广州。关麟征，原名关志道，是顶关麟征的名参加考试的，关麟征嫌远没有来。他后来当上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
山西的徐象谦（即徐向前）于1924年1月告别父母，冒着严寒，邀约白龙亭等5位五台同学赴上海报考。他毕业于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当过两年小学教员，语文、政治考得不错，数学几乎交了白卷。赶到广州考试，成绩仍不理想。徐在旅馆里焦急万分，没想到山西考生全部录取，据说是孙中山特别关照，西北考生不多。徐向前后来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浙江孝丰考生胡宗南因个子矮，差点被拒之门外。廖仲恺见他求学心切，放宽录取，侥幸入学。胡既与校长同乡，又是黄埔嫡系，后来官至封疆大臣、有名的“西北王”。胡宗南还是贺衷寒的恩人。贺后来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台柱， 21岁被武汉学生会推为代表赴苏俄考察，回国后在武昌一中教书，后到长沙参加恽代英的共存社及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被湖南督军赵恒惕关入监狱，几乎丧命。从上海赴广州时，轮船已起锚，他连忙雇一小船追至江中，靠近轮船却无法登上去，幸亏一乘客伸出援助之手，贺得以攀登上船，互通姓名后才知他是胡宗南，后来两人成为莫逆。
安徽六安人许继慎是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曾任省学联常委兼联络部部长，因积极参加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遭到当局通缉。1924年春获悉黄埔军校招生，秘密潜赴广州，考入第一期，后来他当了红一军军长。
江西考生方志敏和黄维结伴而行，路上又碰到同乡桂永清，三人都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方志敏因党的需要从事革命工作，没有上学。桂永清、黄维后来成为黄埔嫡系将领。
郑洞国是湖南石门的考生，当他千里迢迢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时，招生报名日期截止。同乡贺声洋唉声叹气地说：“只好留在广州等待第二期招生了。”湖南临沣考生黄鳌说：“我有个办法，不知能否一试。”郑洞国喜出望外地忙问道：“什么办法？”黄鳌道出真相，原来他怕一次考不上，就先后报了两次名，谁想第一次考试就被录取，空着一个名额。建议郑洞国顶黄鳌的名字去考试。郑洞国想了一想，觉得别无他计，就决定冒名顶替一试，结果考取了。事有凑巧，郑洞国与黄鳌同编在第二队，区队长点名时，出现了两个鳌，引得同学们大笑不止。假黄鳌郑洞国隐瞒不住，只好向中队长吐露真情，并请求重新单独进行入学考试。校方表示谅解，恢复郑洞国的真名。同编入第二队的还有黄维、俞济时、李延年、桂永清、周士第、酆悌、李之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国共两党赫赫有名的战将。
1924年春，在上海环龙路1号，毛泽东负责接待各地前来投考黄埔军校学生的复试工作。上海地区包括湖南。郭一予撰写的《关于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一文中介绍：“来上海复试的18名湖南考生，只取了8名，毛泽东的国文基础十分扎实，因此经他眼里筛选过的文章十分出色。”“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1921年与毛泽东结识，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中，蒋先云任湖南省学联总干事，他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天才少年，聪明过人，在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中，蒋先云名列第一。
当时许多身为要职的军官，也投考了黄埔军校。如著名的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这位15岁就考入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的青年，19岁进烟台海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21年他在上海结识陈独秀，同年8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李之龙任中共汉口地委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后，奉调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兼秘书。当时他年过27岁，但履历表上只有25岁，在他强烈要求下，破格录取为第一期学生，边学习边兼翻译。在黄埔考生中以范汉杰的资历最深，入学前曾任江平舰舰长，桂军中校参谋、作战科长，第六路军司令等要职。他甘愿进黄埔再当学生，毕业后从少尉排长干起，官至中将，实乃黄埔学生中绝无仅有之人物。
黄埔学生中也不乏大学生，如侯镜如入黄埔前，曾就读于河南大学理科。宣侠父受党的指派入黄埔前，已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孙元良是由李大钊推荐入黄埔的考生，他是北京国立政法大学毕业生。李运昌也是李大钊推荐的第四期学生。伍中豪入黄埔前毕业于北京大学。
经过严格审查，在1200多名考生中，正式录取学生350名，备取学生120名，加上湘军讲武堂并入黄埔一期的学生，号称“五百罗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精英。
1924年5月5日入学，编为6个中队，邓演达任总队长，严重任副总队长，吕梦雄、茅延桢、金佛庄、李伟章、郜子举等为中队长。25日举行授枪仪式。6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选择6月16日这一天开学，是因为他要求黄埔师生永远记住军阀陈炯明炮轰观音山、蒙难永丰舰这个血的教训。他要求黄埔师生认识到没有革命军，革命事业必然失败。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冷欣对开学典礼的盛况有详细的描述：“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清晨，我们全校员生，在校长蒋公和廖党代表仲恺先生率领下，列队肃立在学校门首，恭迎总理莅校主持开学典礼；因为总理是乘专用汽艇‘大南洋’号（广东人叫电船），可载四五十人，总理大本营在广州珠江对岸，每次到广州黄埔都乘这艘船，有时校长也乘用。从广州直驰黄埔，码头就在学校门前。我们四百九十九个武装学生，穿着新发的草鞋，鹄立在校门口恭候，正式齐集码头迎驾。上午八时（应是七时四十分——作者注），总理着白色翻领学生服（今称中山服），偕夫人莅校。只见总理伉俪在前先行，精神洋溢，态度安详；后面随行人员有拖刀的军官，也有穿西装和长袍的文官，一批一批在后随从。以后才知道这些随员中，有胡汉民、吴敬恒、林森、谭延闿、张继、邵元冲、孙科等党政要人及许崇智、李福林等高级将领。总理入内后，即由校长陪同到校长室休息，我们则整队到大礼堂候训。”
孙中山饶有兴趣地浏览了职员及教官设计的各类教学计划及图表，旋即与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带领的各教官一一见面。8时50分，孙中山巡视讲堂、教室及寝室，9时20分，在校长室稍事休息后赴礼堂与贵宾见面，他们中有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次长胡谦、外交部长伍朝枢、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等。
孙中山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中作了重要演说。即使80多年后重温这篇演说词，仍然令人心情振奋。后人将孙中山的这篇演讲词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就职演说词相提并论，实不为过。引录几段以飨读者。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
孙中山的演讲娓娓而谈，当他讲到怎样做革命军时，他指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不在武器之精良与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年，陆军都是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的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了。”“当革命军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习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力，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一个人去打一百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敌对，自然是我们有胜无数。”“要求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
演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孙中山演讲毕，在场官佐、学生情绪激昂，高声齐呼：“孙总理万岁！”喊声惊如春雷破晓，猛如万马奔腾。
第四章 受党委托 周恩来主管政治
黄埔军校建校之初，政治部形同虚设。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很少到黄埔办公。上任三个月，因与国民党元老张继意见不合，加上与党代表廖仲恺政治观点不同，对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也没有放在眼里，悄然回了上海。政治部几个月没有主任，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更无具体任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后来由邵元冲代理政治部主任。他也是每隔几天从广州乘船来走一趟，看看公文，间或向学生演讲。因口才极差，内容陈腐，被学生戏谑为唱“催眠曲”。不久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
党代表廖仲恺经蒋介石同意，找加伦商量，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的人选来政治部工作。他没有忘记张申府推荐的15人名单中的首选人物周恩来。
周恩来在法国接到张申府和廖仲恺的来信及汇款，邀请他火速回国参加军校的政治工作，遂于1924年9月返国，公开的身份是政治总教官。
据宋庆龄回忆，26岁的周恩来英姿飒爽，才华横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周恩来来黄埔军校时，负责向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于他讲课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倍受学生爱戴。
周恩来于1924年11月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他上任后，立即开展各项政治工作。他认真研究了西欧、美国及苏联红军的军事经验，认为“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是效法的榜样。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首先健全了政治部的组织机构，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篡、秘书三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挑选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黄鳌担任股文任，明确各股任务，规定工作细则，出版《士兵之友》，油印发给学生和教导团士兵。同时制订了教导团士兵政治训练计划，开展学生政治讨论活动。政治部还建立周会制度，邀请党政要员、社会名流廖仲恺、宋庆龄、毛泽东、鲁迅、张太雷、邵力子在周会上讲话，学术空气极浓。据王逸常回忆：“周主任每天除用少量时间浏览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志外，其余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教育课有18门，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论》《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等。政治教官肖楚女、恽代英、高语罕等都是中共党员，学识渊博，引领潮流。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包惠僧、成仿吾、鲁易、陈奇涵、熊雄、陈潭秋、孙炳文、阳翰笙、项英等也先后进黄埔任政治教官，使学校充满活力。
周恩来入主政治部以后，在抓正规政治教育以外，还先后办了《革命军事政治》《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黄埔日报》《革命画报》等刊物。1925年4月，为开展学术研究与娱乐活动，成立俱乐部，分政治、经济、美术、戏剧、音乐、体育6个组，军校官兵学生均可能加。有宣传队、歌唱队、血花剧社，自编自演歌曲如《革命行军歌》《爱民歌》等，戏剧如《还我自由》《一片爱国心》《黄花岗》《鸦片战后》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1924年5月创作了校歌，内容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这首校歌是政治教官陈祖康写词，林庆梧谱曲，黄埔学子均会唱，而且一直延续唱到现在，其亲切感仍不减当年。
黄埔军校由孙中山亲自核定的校训为“亲爱精诚”四个大字。原为“亲爱精诚，继往开来”，后习惯只用前4个字，由校训延伸为“革命的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坚定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它的精髓乃是爱国家，爱百姓，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鼓舞着成千上万黄埔学生披坚执锐，所向披靡。
在黄埔军校大门口，除谭延闿书写的“陆军军官学校”六个正楷大字外，两边还有一幅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为“革命者来”。黄埔师生始终以革命的黄埔精神为准则，在东征、北伐、抗日战场上，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烈。
周恩来为黄埔军校的政治训练和政治部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5年2月，周恩来与蒋介石领导军校参加第一次东征，军校政治部工作由共产党员卜士奇代理主持。5月，共产党员包惠僧继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有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之称。包是中共“一大”代表，不久调离军校。7月，汪精卫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兼职过多，没有上任。邵力子任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许多具体工作依靠政治部秘书鲁易来做，后来，鲁升任副主任，直到1927年4月15日发生广州反革命政变，被国民党杀害。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工作或学习的党员，根据中央的决定，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直接由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党组织不公开。除少数领导干部公开身份外，大多数党员身份是秘密的。中共在军校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和吸收党员，指导党员团结革命师生参加革命斗争，宣传和推动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素质高、能力强，学习中又是尖子，在广大学生中有一定威信。如第一期的蒋先云，入校前就在湖南水口山矿从事工人运动，招生考试又是头名状元，颇得同学好评。陈赓诙谐机智，人缘极好，入学前在湘军、上海大学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李之龙来黄埔前是海军军官，又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处处为人表率。第二期学生入校后，许多进步青年都纷纷加入共产党，像周逸群、卢德铭、古宜权、陈恭、邝鄘、胡秉铎等，都是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培养和吸收的优秀党员。
周恩来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以后，虽然离开了广州文德路那幢坐落在小楼二层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室，常驻黄埔办公，但他还经常与远在天津的恋人邓颖超鸿雁传书，互表衷情。他俩已整5年未见面了，他们是1919年认识的，那时候觉悟社刚成立，郭隆真特别向周恩来介绍了一位15岁的少女，她就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让敌人头疼的女演说家邓文淑（即邓颖超）。俩人相识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继续用书信联系。邓颖超作为国民党天津代表，前来广州参加国民党 “二大”，临行前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明到广州的准确时间及轮船名称、班期及停靠码头。周恩来公务缠身，不能去接，就派陈赓到珠江码头代为迎驾。周还特地给陈赓一张邓的近照，以免认错人。陈赓是近视眼，他在码头上等到乘客一个个走完了，也没有接到，回来时非常懊恼，哪知邓颖超早已到了。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在广州文德路广东区委所在地与周恩来举行了婚礼。然后邓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这对革命伴侣，风雨同舟，成为东方伉俪的典范。（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