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悲剧促成两岸隔海沟通
1990年7月22日凌晨，福建平潭县澳前镇光裕村渔民发现一艘搁浅渔船，登船打开两个被密封钉死的船舱后，发现25具尸体。舱中还有唯一的幸存者叫林里城，他已奄奄一息。林里城经全力抢救脱险后，他讲述了这一惨案的经过。这艘编号为“闽平渔5540号”的渔船，7月中旬到台湾海域做生意时被台当局抓扣。7月21日下午，台湾有关方面在宜兰县澳底，将这批陆续入台被扣的大陆同胞用黑布蒙住双眼，强行关进闽平渔5540号船舱，用六寸长的全新圆钉将船舱顶盖钉死，并压上木头等重物。船舱仅一米来高，三米见方，被关进的26人只能挤蹲在一起，船舱内缺氧缺水，闷热异常。被关押的渔民用头顶，用手砸，拼死欲打开舱盖，但无济于事，最后一个个痛苦地死去。后经法医检查鉴定，25名死者系在渔船舱内窒息而亡。林里城是偶然发现船舱隔板上有一个绿豆大的小孔，贴近呼吸才尚存一命。
这起命案在台湾曝光后,引起台湾舆论大哗。台湾新闻记者穷追不舍,连篇报道了在“靖庐”关押大陆人员和遣返作业的情况。各界均斥责台湾军方的不人道行为，呼吁彻查真相，以正视听。
8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将新华社福州8月3日电的消息稿传真给台湾“红十字会”，并指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的事件，请贵会帮助调查了解，并催促台湾有关方面追查肇事人员”。8月6日，台湾“红十字会”发来传真，承认此案“引起此间朝野之严重关切”，但引述台湾报道，认为“极可能是被遣返的平潭人与福州人为争取渔船所有权械斗所致”。
期间，台湾红十字组织曾企图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插手调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东亚地区办事处代表欧立伟在请示日内瓦总部后，书面回复台湾“红十字会”:不能协助调查。因为不符合日内瓦公约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如要调查必须经双方都提出要求，单方不行，并对台方未经同意就公布要求表示不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不介入态度,使台湾不得不回到由两岸自己解决问题的现实中来。
8月7日，台湾“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常松茂代表秘书长陈长文打电话给中国红十字会韩长林秘书长，建议今后在台海中线交接遣返，具体问题可在第三地研究。这个电话是一个以后促成金门商谈的最初的信号。
8月8日，陈长文传真给韩长林，称“本会拟与有关单位协调，研究一套由本会参与大陆居民留置及遣返作业的方式，以昭公信，如贵会将来亦能配合派员洽借民用船只驶至海峡中线以西某一经双方联系之地点，接回为我方遣返之大陆船只，护送其返回大陆，当有助于人道精神之发挥、责任之厘清，避免误会之发生，还望从优考虑惠复”。 8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韩长林秘书长传真给陈长文，告之“我们原则同意您提出的有关红十字会今后参与人员遣返的建议，具体办法待与有关部门研商后另告。”这个传真是对台方发出的信号的一个积极回应，预示两岸红十字组织有可能合作。
8月11日，台湾“红十字会”应大陆方面要求将“闽平渔5540号”渔船平面示意图、遣返大陆船员以及私渡者名单、来台时间、出发地点一览表传真过来。据8月9日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陈履安与陈长文交换意见并初步决定，今后遣返大陆偷渡民众的作业，将由红十字会来处理，“国防部”则从旁协助。陈长文指出，今后处理大陆偷渡民众的遣返作业，将协调中国红十字会，负责海峡中线以后的部分，使偷渡民众在遣返的全程中，能得到妥善、人道的待遇。这则消息与台湾“红十字会”8月8日的传真内容是一致的。
然而，正当两岸舆论为25人惨案闹得沸沸扬扬、而台湾方面为洗刷自己的责任不得已“公开”遣返作业并表明自己“人道”立场之际，又发生了另一起惨案。
8月13日，台湾海军押送福建“闽平渔5202号”渔船驶回福建。在台湾基隆港以北13海里处，军舰与渔船相撞，渔船断裂翻覆，船上被遣返的50名福建人有21人溺毙。据获救者说，“闽平渔5202号”关置人员的船舱钉有木板。船在被撞前，原先被关在舱内的人已弄掉了封舱木板，登上船面，否则必被封死在舱内，死伤将更为严重。
不到一月，接连发生两起惨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湾报纸大幅报道，各种评论要求台湾当局负起责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两次发表声明，呼吁当局废弃“三不”陋规，与彼岸相关部门尽速接触会商，针对海峡两岸人民渡海往来事宜，订立明确规范，使台、闽同胞皆有法可依，彻底防堵悲剧之重演。台湾有关方面也感到事态严重，难辞其咎；更使其头痛的是记者天天盯着在“靖庐”的待遣返者，看当局如何动作。在内外压力下，台湾方面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与大陆联系商谈的对象。找来找去，权衡再三，最后还是找到中国红十字会。这两起事件就成了“金门商谈”的动因，而两岸红十字组织担当商谈的主角也是90年代初的一个机缘了。
当历史的机缘降到两岸红十字组织身上的时候，他们自己并没有马上察觉到，只是在紧张而频繁地联系沟通。据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韩长林的电话记录,在8月上中旬的十几天里，几乎每天都在以电话、传真联系的方式沟通，除解释说明事件的情况外，也在探索见面商谈的渠道。
8月10日,台湾“红十字会”电话催问今后遣返能否由红十字会接手,能否公布消息,并“希望开始做在第三地双方会谈准备,时机成熟即进行,地点在香港”。当天晚上,台方又告之，明天他们就要发布中国红十字会原则同意中线交接遣返人员的消息,并具体提出“希望8月23日至26日期间，双方在香港商谈有关具体事宜”,同时希望了解大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则意见。当时韩长林秘书长在电话里表示,商谈能否实现,要取决于有关方面协调结果及办理去港手续的时间。
8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题为“闽平渔5540号惨案真相”的文章，公布了记者在平潭访问这起惨案的幸存者、死难者家属和县政府有关人员的报道。
8月22日,台湾“红十字会”常松茂副秘书长来电话,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方案:“将大陆遣返人员送到金门,大陆用挂着红十字旗的民用船去接,台湾方面派船出来,也挂‘红十字旗’,将大陆船接进去,交接以后,再将大陆船送出,非常方便。也不排除直接送到大陆沿岸的可能性，但均要红十字会人员出面,应尽快去办。”并告“陈长文在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来大陆。”陈长文还亲自打电话来,对新华社的文章表示不满,并表示他和常松茂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遣返问题能尽快开始进行商谈,以不去大陆为上上策。如果能够去香港,就比较容易。陈还认为,如这个周末前不处理,台湾方面会认为大陆不愿意遣返,不愿意配合,这样就会仍然按过去办法处理；更可惜的是红十字会的工作功败垂成,使被遣返的同胞就少了一些保障和安全感。
8月23日,常松茂又来电话,担心“功败垂成”。他说将来有很多事情需要陈先生处理(陈长文正在受命筹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如果因为这件小事,造成满城风雨,影响了以后的大事,很不值得。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密切联系中。红十字会及时地将每次电话内容转告国务院台办。时任国台办交流局副局长的乐美真具体负责与红十字会联络,他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台办副主任孙晓郁。孙晓郁多次召集会议,分析研究各方面的情况,经过慎重研判,权衡利弊,大家一致认为商谈的时机渐趋成熟,大陆方面必须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8月24日晚,常松茂与韩长林通电话时提出,面谈地点可选在第三地,如日本、菲律宾,总之找个办手续方便的地方。香港也可以,但怕时间慢。
8月25日上午,常松茂来电话询问对面谈地点的反应。韩长林秘书长回答:关于第三地会商,日本、菲律宾不妥,此两处均不是中国领土,谈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要跑到别人的地方去?台北我们去不了,福州陈先生又不能来,金门是否可行?
常松茂听后说可以向上反映。以上联系的情况,韩长林很快向乐美真报告。乐美真的直觉反应是,金门是个极特殊的地方,如能在金门商谈,不失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方。乐美真立即报告了孙晓郁,孙十分同意乐美真的看法。孙晓郁认为,中央的精神是先谈起来再说,我们要不失时机地促进两岸直接接触,直接谈判,直接往来。
9月1日晚,台湾方面传来信息,表示双方可以在金门会谈。常松茂打电话给韩长林,希望两岸在9月8日至10日在金门会谈,陈长文参加。事后才知台湾“红十字会”请示了郝柏村和李登辉,并获同意。
9月2日晚,常松茂来电话特别嘱咐:此次金门会谈,事先要绝对保密,会谈以后再发消息。9月3日,常松茂又来电话,希望尽快提供赴金门的代表名单。
大陆有关方面一起研究了赴金门商谈的人员。由红十字会派人去金门是无疑的,但是由总会去还是由福建分会去,几种意见都有。台方坚决反对与福建谈,认为有矮化之嫌。最后初步商定了一个兼而有之的人选方案:红十字总会秘书长韩长林、红十字总会理事乐美真、红十字总会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福建红十字会副会长计克良。有关领导很快就批准了赴金门商谈的报告。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金门协议》签订的台前幕后
1990年9月11日清晨，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韩长林率队踏上了“厦渔507号”船。8点30分，韩长林一行到达约定的浯屿和二担之间的海面，这是双方事先约定的地点。他们一起走出驾驶舱，只见台湾渔船“金兴号”已在那里等候，船桅杆上也悬挂着红十字旗。两船相会，大家都很高兴，互相招手致意。随后，双方的船一前一后向金门驶去。
10点15分，韩长林一行抵达金门料罗湾新湖渔港外海面，台方用交通船将他们接到岸上，台湾“红十字会”秘书长陈长文亲自来迎接。
在金宁乡招待所休息半小时后，双方就开始进行商谈。会议室桌子中间一盆红色的鲜花里，间插着许多白色的小花，拼对的长桌一头插着两面红十字旗，整个室内显得十分雅静、素朴。台湾方面有4位代表：陈长文、常松茂、徐祖安和邓先生；大陆方面有5位代表：韩长林、张希林、计克良、方庆云和乐美真。大家互相问好、握手、交换名片。
陈长文首先表示欢迎各位，正所谓风雨故人来，建议双方先不拘形式，把问题提出来，然后研究如何进一步谈。韩长林秘书长也致了开场白，强调人道主义和安全是大前提，同时也要考虑大家方便可行。乐美真也表示，这是一件事务性工作，我们这次要谈的就是互相遣返的问题，大家在互信的基础上寻求共识。方庆云副会长介绍了从日本长崎租上海的客轮接运偷运人员的做法。计克良副会长强调，福建与台湾地理相近，语言相通，违反规定过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台湾常松茂副秘书长很有礼貌地说，过去给你们增加不少麻烦，拖下去恐受社会、客观因素的影响，日久有变，各位表态都有诚意，相信会很快得到一个合适的结论。接着双方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商定了正式商谈的内容：双方遣返的原则、对象、地点、方式，不涉及其它问题。双方还确定了进一步商谈的方向。
下午2时30分，双方继续进行商谈。台湾方面再次阐述了遣返的紧迫性，说现在的“靖庐”就像个高压锅，里面住满了待遣返的人，压力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已然是不行了。他们建议按金门—厦门路线遣返，但港口只能停靠40吨以下的船。台湾方面希望进一步协调如何新闻发布，以及时间、方法等问题。在第一次交接后，再总结经验进一步改进。大陆方面向台湾方面说明，大陆人员去台湾的主要集中在福州地区，约占80%以上，台湾宜兰到福州马尾210海里，到厦门290海里，不应舍近求远，建议在马尾—马祖间进行。对遣返对象，大陆方面认为从事正常捕鱼作业和因避风、触礁、机器故障等原因抵达对方的渔民，不应列入海上遣返的范围。双方还进一步讨论了核查的时间，遣返交接使用的船只和挂旗问题。双方都同意两岸红十字组织在遣返问题上职能定位是“参与见证”。同意在遣返对象上写上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双方还大致商量出一个表述的框架。
虽说双方都怀着很大的诚意来商谈，但在协议主体名称的表述上双方还存在分歧。陈长文说，以双方红十字会名义签，要称大陆地区红十字会，台湾地区红十字会。这是个技术问题，应完全抛开意识形态。乐美真不同意这种表述。陈长文问，“你们怎么称谓？”乐美真说，“严格地讲我们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你们叫‘中国台湾红十字会’。”陈长文一听马上说，“那不行，如果这样，我们叫‘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乐美真坚决地说，“你要那样称谓，我们连条文都不同意签，可以不用谈了。”至此，和缓友好的气氛一下子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双方都是抱着最大的诚意坐下来商谈的，谁都不愿意前功尽弃，总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法，这确实是考验中国人智慧的时候了。
在意见一致的部分如何写法，陈长文建议再讨论。乐美真说，“我们已有一个方案，供你们研究参考。”乐美真把事先拟好的双方遣返的草案递了过去。台方有点出乎意料，常松茂先生连说，“好、好，我们看看。”陈长文先生说，“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参观，明天再谈。”于是，大家起身喝咖啡、休息，然后大陆方面人员在陈长文、常松茂陪同下，参观了金门岛的中山纪念林、蒋经国先生纪念馆及古岗湖。
台方代表徐祖安没有去参观，显然他在研究起草台方的方案。吃晚饭的时候，张希林仔细观察后发现了问题：这个招待所服务员全部是男的，脸晒得很黑，他们敲房门时，本能地“报告”一声。吃饭的盘子出奇的大，不用说这些都是“阿兵哥”。当讲给陈长文听时，双方都哈哈大笑。其实那位邓先生的真正身份就是金门军方参谋助理兼执行官邓定秩中将。据台湾记者透露，另一位“参谋本部作战次长”李建中中将没有出场，他与邓定秩都参与了统筹规划这次金门会谈。陈长文与军方关系密切，选择了这样一个“战区”与大陆代表商谈遣返问题，让大陆代表真有点入“虎穴”的感觉。不过在场面上，彼此都亲切友善、彬彬有礼。
晚上近11点，徐祖安拿来他们写的方案。韩长林5人仔细研究了台湾方面写的备忘录草案，觉得草案中最大的问题是“双方所辖地区”、“非法越境者”的提法。其实在商谈的下午，大陆方面就提出“非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对“法”字双方解释不一，“境”字有“国境”、“边境”之分。严格地说，“偷渡”的提法也不严谨，再加上双方商谈的主体如何表述等问题，真是颇费思索。最后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来表达商谈的主体。对遣返对象，大陆方面提出了两条：一是“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二是“刑事犯”。对正常打鱼的渔民，大陆方面始终认为不能列入遣返对象，所以在遣返对象的第一条，加了一句：“但因捕鱼作业遭遇紧急避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须暂入对方地区者，不在此列。”此外，对台方方案中出现的“所属主管部门”、“对方所辖地区”、“他方居民”这些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均作了变通处理。
第二天，双方就草案文本进行最后的商谈。讨论时，大陆方面代表强调了两点：一是在大陆也有一些违反大陆规定的台湾居民长期滞留，有的还是台湾通缉的刑事犯。这些人在大陆尚未犯罪，但也应考虑遣返。二是重申正常捕鱼的渔民进入对方地区是经常发生的。台湾渔民经常来大陆捕鱼、避风、加油、修船，大陆沿海各地都给予很好的接待。因此，两岸渔民的正常往来不能随意抓扣遣返。对双方渔民的小额贸易，建议不写进去，因为说不清楚。乐美真说，备忘录更简练，双方有默契，条文可以简化。既然都有共识，建议用协议书。陈长文回答说，“协议书”和“备忘录”，后者更低一层，协议更为正式。如果从互谅考虑，用“备忘录”更好。
双方对文本中核查时间、船只等问题及个别地方交换了意见，进行了修改。在大体条文取得共识后，双方又讨论排印、签字、新闻发布等技术性问题。陈长文开玩笑地说，大陆的签字习惯是不是左派签左边，右派签右边。此语一出，大家都笑了。原来台湾方面给大陆方面的文本签字处台湾方面在左，大陆方面在右，台湾方面在计较前后之分。大家研究后认为，签两份协议，一份你在前，一份我在前，就可以解决了。陈长文又问道：“签字后我们用什么年号？”乐美真说，“当然用公元年号。”陈长文说，“我平常习惯签字后用我们的年号。”乐美真坚持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道理很简单，公元年号是世界上通用的，并不是大陆方面独有的。”一时间双方出现僵持。这时徐祖安灵机一动说，“我们可以用农历年号，今年是庚午年，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计克良说，“一甲子60年，转一圈以后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张希林也插话说，“这有点不伦不类。”
年、月、日都用农历，世界上其他人可看不懂，还要换算；如果年用农历，月、日用公历，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各写各的。新闻稿可用“本年”某月某日。至于双方的称谓，由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家都同意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至此，经过唇枪舌战，发挥了中国人智慧又照顾各方立场，终于达成共识，签订了两岸第一个协议——“金门协议”。（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