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远征军中，众多黄埔军人秉承黄埔军校校训，发扬黄埔精神，在中缅印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彰显了中国军人本色，为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戴安澜与柳树人：战场上并肩作战

　　1924年，20岁的戴安澜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队，1926年毕业。同年，21岁的柳树人南下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之后在烽火硝烟中，戴安澜与柳树人结识，二人以师兄弟相称，结下了亲如兄弟的感情。

　　从1932年开始，柳树人就跟随师兄戴安澜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初，戴安澜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第200师师长。12月，第5军开赴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第5师团激战，取得昆仑关大捷。柳树人在此战中立下大功，被提升为第200师599团团长，从此成为戴安澜的得力助手。

　　1942年2月，缅甸仰光告急，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作战。3月8日，作为远征军第5军先遣部队，第200师入缅作战，接收英缅军在东吁（同古、东瓜）防线的防务。3月19日，第200师在东吁与日军展开激战，拉开了东吁保卫战序幕。在长达12个昼夜的苦战中，戴安澜与柳树人并肩作战，率领部队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有力支援了英缅军的安全撤退。4月，日军集中军队攻打腊戍，盟军全线撤退。4月下旬，第200师结束东枝（棠吉）战斗后，奉命向八莫、南坎方向转移。5月18日，第200师到达朗科地区，遭到了日军第56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突袭。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被日军机枪击中，身负重伤。柳树人奉命率第599团从右翼侧击敌人，掩护全师撤退。柳树人听闻戴安澜身负重伤，便带领数名战士前往营救，在冲杀间中弹阵亡（一说是跌落山崖后被日军抓获杀死），长眠于异国他乡。之后，戴安澜由士兵用担架抬着随部队一起撤退。因雨季行军，缺乏药品，戴安澜的伤口开始感染化脓，26日下午，在缅甸北部茅邦村牺牲，年仅38岁。6月，戴安澜的灵柩经过安顺，柳树人的父亲柳惠希对众人道：“余盛年时，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剧之秋，未能执戈卫国，抱憾无穷。每以此意训子，冀能成我之志。吾子树人幸得为志士戴安澜将军之部属，共将军异域捐躯，成我未成之志，我何悲痛哉？”

　　1942年，戴安澜被追晋为陆军中将。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2009年，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入选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抗战胜利后，柳树人被追赠为陆军少将，2015年入选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刘放吾：仁安羌大捷功臣

　　1899年，刘放吾出生于湖南桂阳仁义镇下元村，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6年9月，刘放吾中学毕业后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步兵科，1929年毕业。1941年12月，税警总团奉令将下属第2、第3、第4团依例改编为第112、第113、第114步兵团，加上直属部队合编为第66军新编第38师，刘放吾任新编第38师113团上校团长。1942年4月，新编第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奉命入缅作战。

　　与此同时，日军占领缅甸仰光后，兵分三路追击英军，将英缅军第1师包围在仁安羌地区。仁安羌，缅语意为“油河”，是当时缅甸最大的油田，位于缅甸中部偏西，气候干热。被包围的英军缺粮少水，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英军请求中国远征军救援，远征军指挥部立即命令新编第38师113团前去救援。4月18日，刘放吾率领全团到达宾河北岸，将日军击退。19日，第113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从正面突破日军501高地，最终攻克了整个仁安羌油田区域，救出被围的英军7000余人、汽车100余辆、战马1000余匹，及被俘的英美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在第113团的掩护下，英军安全撤离。英军在见到第113团时，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

　　仁安羌大捷，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以少胜多，战果卓著，受到同盟国赞誉。然而刘放吾却没有获得应得的奖励，只有一张奖章证书，奖章证书上核准的甲种一等奖章，迟迟没有拿到实物。刘放吾性情敦厚，淡泊名利，也不太对家人提起当年的事情经过。这导致所有功劳被一个“假冒将军”林彦章冒名顶替，仁安羌大捷的历史真相长期被扭曲篡改，而真正指挥这场战斗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一度无人知晓。直到1963年，轰动港台的“真假将军案”发生，刘放吾与第113团的英勇事迹才被众人知晓。

　　1992年4月，正值仁安羌战役50周年之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到美国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向93岁高龄的刘放吾致谢，再三感谢他50年前的壮举。美国总统布什、英国国防大臣等也都纷纷来函致意。面对种种殊荣，刘放吾只是淡然一笑，说道：“那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遇危难，援救是应该的，不能列为战果。”

　　2013年1月13日，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在缅甸仁安羌当年战地501高地落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缅甸所建造的第一座纪念中国远征军战绩的纪念碑。2020年9月，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张祖武：炸毁惠通桥成功阻击日军

　　1901年，张祖武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了贴补家用，张祖武曾做过学徒。1929年5月，张祖武从黄埔军校第6期第1总队工兵大队第1中队毕业。1933年，张祖武考入军政部陆军工兵学校学员班第3期受训。1936年2月11日，张祖武调任黄埔军校第11期第1总队工兵队少校区队长。1938年，张祖武任江西“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中校筑城教官，先后培训了战干3团第1和第2期学员。1939年，战干3团第3期并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列为成都分校第16期政训总队，张祖武在政训总队继续担任筑城教官。冬季，军政部在全国各地成立了35个独立工兵营，张祖武出任独立工兵第24营中校营长。

　　1941年春，张祖武率领独立工兵第24营从湖南出发赶赴滇南前线，与日军隔红河对峙。1942年4月底，张祖武奉命率部从滇南红河前线转往滇西赴缅作战。5月3日，中缅边境畹町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云南遮放、芒市和龙陵相继被日军占领。日军涌向了横跨在怒江上的滇缅公路惠通桥段，该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也是进攻中国怒江防线的唯一通道，战略意义非同寻常。张祖武率部于5月5日上午9时到达怒江天堑惠通桥东岸桥头。没过多久，中国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参谋长萧毅肃、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一行来到惠通桥，张祖武上前相见。马崇六听到张祖武携带着爆破器材后，一个劲儿地说：“好，好。”马崇六为什么听到张祖武带着爆破器材之后说好呢？张祖武后来跟别人解释：“工兵营到昆明的时候，工兵指挥部让第24营把旧装备卸下来，到缅甸去领新装备。可是我觉得军情变化难测，得以防万一，就请求带着原装备到缅甸，然后再换新装备。指挥部就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想到这时候还真派上了大用场。”

　　四人商量后，马崇六用信纸写下手令。随后，远征军参谋团车队匆匆离去。手令写了3条内容：第一，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头原地待命；第二，如果敌人强行占领惠通桥，马上炸桥；第三，完成任务后给部里发电报。张祖武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这项临时紧急命令，拿出炸桥方案大家一起研究后，便立即行动。9时40分左右，日军占领西岸制高点，开始猛烈炮轰东岸。10时50分左右，从西岸扑向桥头的日军出现在张祖武的望远镜里，张祖武高喊：“点火！”并用力按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桥身断裂，沉入江底，成功阻止日军前进。

　　炸桥任务完成后，张祖武率领全营准备撤回保山。因日军轰炸，公路被破坏严重，造成车辆堵塞。张祖武率部徒步20多个小时，于5月6日上午到达保山。随后，张祖武奉命率部赶赴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布防。6月，独立工兵营第24营结束任务，回到昆明。张祖武为纪念1942年5月5日炸毁惠通桥阻止日军于怒江西岸之事，专门制作了“惠通桥五五纪念章”。

　　1944年，中国军队收复滇西时复建惠通桥。1987年，惠通桥被云南省政府认定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滇缅公路惠通桥被评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滇缅公路惠通桥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郑洞国：受命赴印肩负重任

　　1903年，郑洞国出生于湖南石门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4年春，郑洞国听说广东要创办黄埔军校，正在招收学生，便与同学、同乡一起前往广州报名，通过考试后成为黄埔第1期生。

　　中国远征军1942年入缅援英作战失利后，一部分撤回云南，一部分撤到印度，其中撤至印度的部分主要来自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驻扎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伽营地。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负责中国驻印部队的整训。但史迪威和罗卓英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史迪威坚决要求撤销罗卓英的职务。之后，罗卓英被调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不再设立副职，并将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合并为新编第1军。而在决定新编第1军军长人选的时候，最终觉得温文尔雅的郑洞国更为合适。

　　1943年春，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和中国官兵的关系，维护中美英盟国间共同对日作战的大局，同时又要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还要维护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士气。对于郑洞国来说，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郑洞国到任后，自然受到史迪威等美国将领的排挤和猜疑，权力较小，只有管理军风军纪等权限。好在郑洞国对他在中国驻印军的使命非常清楚，虽然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但仍然没有怨言。他深明大义，决心用真诚和能力赢得史迪威的理解和信任。而且他也了解到中国驻印军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对美国人的不满情绪。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期各师中下级军官，以及总部各直属部队的部队长，大都牢骚满腹，经常跑到军部诉苦。”他以不破坏中美联盟为基础，对中国官兵进行思想教育，晓之以理，并以尽快“打回祖国去”为最终目标，鼓励大家努力训练备战。

　　根据郑洞国当时的作战参谋、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回忆，即便是性情温和、处事稳重的郑洞国也忍受不了美国人的欺负，曾两次请调回国，但都被强令阻止了。他只能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下去，最终以自己的真心诚意和军事才能赢得了史迪威的信任和部属的拥戴。史迪威对中国将领的态度也有了改变，放权让他们指挥部队作战。

　　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1943年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向缅北日军发起进攻，缅北反攻作战由此展开。10月24日，在缅甸新平洋和于邦大战中，新1军击败号称“常胜师团”的日军第18师团。1944年4月底至8月初，在缅甸密支那攻坚战中，新1军歼敌数千人。攻克密支那后，反攻缅北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完成。中国驻印军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编成2个军，即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事紧张，新6军奉命回国，新1军则继续作战，先后攻克了八莫、南坎、芒友等地，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远征军在芒友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等地，于3月30日与英军会师乔梅，至此，缅北反攻战役结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