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后，两岸同胞从未停止光复台湾的斗争。广大台湾同胞在岛内发起驱逐日寇的斗争或投身祖国大陆收复失地的运动，国共两党均把光复台湾作为矢志不渝的目标，终于在1945年10月25日实现了台湾光复。
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同胞共命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命运休戚相关。1624年，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无暇顾及台湾，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并在这片土地上开展了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4年，清王朝平定明郑割据政权，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进入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东西方实力发生了根本性翻转。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积贫积弱的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作为中国“东南藩篱”“七省门户”的台湾自然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1895年4月，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逼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台湾及澎湖列岛。
台湾被日本强行割占，是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屈辱历史的真实写照，不仅是台湾同胞深切的悲痛，更是19世纪中华民族饱受外来侵略最为悲痛的记忆，深刻揭示了台湾与祖国大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那一天起，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祖国大陆也始终没有放弃光复台湾的努力。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到台湾，并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救国图强、民族复兴的革命思想及民主共和观念在台湾深入人心。据统计，1912年至1915年间，台湾与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以“驱逐日寇，收复台湾”为口号的大规模抗日活动就多达9次。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祖国大陆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广大进步台湾青年逐渐认识到，“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于是，许多不堪日本压迫的进步台湾青年返回祖国投身收复故土的运动。1924年，台籍志士李友邦在广州联络了部分爱国台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该党宗旨为：“团结台湾民众，去除日本在台湾的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国家。”1928年，台籍中共党员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召集在台湾、厦门、广州等地的台籍中共党员筹建台湾共产党，致力于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
国共两党在光复台湾的民族大义上，初心不改，一致对外，支持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抗日活动，竭力为光复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在内的一切被侵占领土与日寇作斗争。
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后，虽然当时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但实质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台湾共产党凝聚岛内外革命力量，在严酷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领导台湾工人和农民积极开展反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有力配合了祖国大陆的抗日斗争。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明确提出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决定对日绝交宣战、收复失地，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无效等政策。7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明确指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时再次强调：“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1933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传统政策，在并吞满蒙，为东亚之霸主；吾党之传统政策，乃在恢复朝鲜、台湾等失地，以行王道于世界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申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指出：“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职志……”
国共两党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目标，极大鼓舞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志。以卢沟桥事变爆发为转折点，台湾同胞更加有组织地汇入祖国大陆抗日洪流，与祖国大陆同胞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许多因日本殖民压迫而返回祖国大陆参加革命的台湾仁人志士，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致力于协助祖国抗战、收复失土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约有5万多名台湾志士渡海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活动。比如1938年9月18日，台籍志士谢南光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组织团体投身抗日，加强与内地台湾人的联合，其共同纲领明确表示：“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乃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日也。”1939年1月，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成立，以“复疆”为口号，号召台湾同胞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开展“台湾复省运动”。此外，还有“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中华青年复土血魂团”“抗日复土大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国民革命党”等。他们深刻认识到祖国抗战的胜利才是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唯一机会，为此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作为奋斗目标。为了凝聚台湾同胞的抗日力量，1940年3月，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抗日组织联合成立了“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致力于集中一切台湾抗日力量，协助祖国抗战，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1941年2月10日，日益壮大的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改名为“台湾革命同盟会”，成为祖国大陆最大的台胞抗日组织。
《开罗宣言》为光复台湾奠定国际法依据
1941年12月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告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并发布《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和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
1942年4月，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在重庆举行，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出席大会，他们通过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纷纷表达对光复台湾的期待。比如有文章指出：“今日对倭抗战之成功，亦必为台湾之光复为标的之一无疑也。”4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台湾解放运动》，指出：“一部台湾近代史，实际是中华民族血泪史的一部分……中国抗战的行列，已经有不少台湾革命人士参加，将来的胜利，必定是中国与台湾的共同胜利。”6月，重庆《中央日报》刊出的《台湾光复运动纪念特辑》有文章指出：“我们祖国对于台湾，尽其应尽之义务，而台胞也须认清自己的地位、责任和自己的前途，挺起胸膛与祖国同胞联合起来，致力于打倒倭寇，光复台湾的神圣任务。”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元首在埃及举行开罗会议，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及谋划战后国际局势。谈到关于战后惩罚日本问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自日本侵略东北四省开始，中国政府为收复东北地区而抗战，击败日本后，东北四省自应归还中国；至于台湾和澎湖群岛原为中国领土，自亦应归还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蒋介石的主张。
然而，中美英三国在讨论开罗会议公报时，英国妄图给战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隐患。
会议公报草案中，关于台湾归属的原文是“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应归还中国”。英方提议将“当然应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其理由是“为何关于其他被占领地区并未说明归还何国，独于满洲、台湾等，则声明归还中国”，并且诡辩称：“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殊不必明言耳。”中方义正言辞地说：“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中方进一步指出：“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因此中方无法接受对此段文字的修改。英方又辩称：“本句之上文已说明‘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则日本放弃后当然归属于中国，不必明言。”中方坚决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措词果如此含糊，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在阁下之意，固不言而喻应归中国，但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等地，尝有各种离奇之言论与主张，想阁下亦曾有所闻悉。故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因此，中方强烈主张维持原草案字句。美方表示赞成中方的意见，主张维持原文，并指出，如果措词含糊，那么世界各国将质疑联合国原则的权威性。
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中、美两方主张不改，维持了草案原文。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开罗宣言》取得的重大外交胜利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应得的成果。中国政府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使英美两个大国承诺将台湾的主权归还中国，解决了台湾在日本战败后的归属问题，为中国最终光复台湾奠定了国际法理依据，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共同成为台湾属于中国的国际法理依据。
光复台湾的筹备
《开罗宣言》发表后，日本战败、中国必胜的局势日渐明朗，光复台湾正式提上日程。
1944年元旦，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告：“我们这一次抗战，要消灭日寇的野心，必须以解放朝鲜人民和恢复台湾失土，为我们的职志。”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49周年的日子，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简称台调会），作为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九、王芃生、钱宗起、周一鹗和夏涛声为委员。
台调会广泛吸纳台湾革命同盟会和直属台湾党部的台籍志士参加，包括林忠、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谢挣强、黄朝琴等。台调会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对日本殖民下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警察司法等方方面面作出详尽调查，编辑数十种数百万字有关台湾资料的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二是培训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和专业人员，在中央训练团内设台湾党政干部培训班，培养党政人员,为接收台湾做准备；三是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及各种机构接收办法。1944年10月，台调会在充分咨询和吸收台籍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涉及内政、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十六项八十二条。
1944年4月，国民党台湾党部向中央党部组织部请求恢复台湾省制，从历史事实、国防安全、国际法理、战略政略等方面陈述了理由：一是台湾原为福建省一府；二是台湾是“保卫我领土最重要之海空堡垒”；三是“依国际法，中日条约即告废除，台湾主权实已重归我国”；四是收复台湾“自应首重收揽台民之心，务使六百万台胞，倾心内向，念念归宗，则精神一致，何寇不摧”，“应将台湾复省，以促醒岛内外台胞归宗内向之心，已为中国一省，已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六百万台胞，必毅然共起，驱倭复土，无复可阻”。并希望恢复省制后，以党务为先导，配合军事进行和政治准备。由于当时台湾光复的时间尚不确定，方式尚不明朗，国民政府没有同意设立台湾省政府的请求。
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舆论宣传，有力配合了光复台湾的进程。《新华日报》组织《台湾光复运动专刊》。1943年1月，针对美国炮制“台湾国际共管论”，妄图将台湾纳入其战略防御体系，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从夏威夷经中途岛、威克岛、关岛、南太平洋各岛屿至台湾、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等各战略要地的横跨太平洋的防御地带，谋求在亚太地区的绝对战略优势，《新华日报》发文批驳美国所谓的“台湾国际共管论”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破坏。3月和6月又分别刊载社论《战争与战后问题》和《台湾，回到祖国来！》，阐述中国共产党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和严正立场，批驳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指出“只有加强团结，只有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战，获得彻底的胜利，才能将日寇驱逐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并热切呼吁“别离了祖国将近50年的台湾，快踏着艰苦斗争的血路回来！”“台湾的命运，决之于中国的抗战”“不必与持谬见者争辩不休，而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决定我们的命运”。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台湾沦陷四十九年》，号召“台湾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定要积极起来，努力进行抗日斗争，并在打击日寇的胜利中，协助盟军”“目前最切实而重要的，还是在国内的台胞，应该团结一致，参加祖国抗战，为台湾人民准备干部，同时，尽可能和台湾人民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鼓励”。
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也加速投入光复台湾的运动中。早在《开罗宣言》发表前的1942年，台湾革命同盟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邦杰，即已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上书条陈收复台湾五项意见，请求祖国对其援助，加强台湾革命力量，“打倒倭寇侵略主义，收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同年，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发表宣言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中国抗日战事上划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在台湾革命史上亦划了一个新阶段；祖国向倭寇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已告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中，站在祖国疆域上，吾台革命已不复孤立，吾台六百万同胞，已与祖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混为一体，破镜重圆。祖国的命运，亦即台湾的命运。祖国存，则台湾亦存；祖国战胜，则台湾光复，否则沦陷。”1944年，李友邦在《开罗会议后之台湾问题——为台湾沦陷四十九周年纪念作》中指出：“台湾革命的内容，必然随着世机国运急剧的转变，将由‘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而进入‘建设台湾、保卫祖国’的阶段……在不平等条约尚未撤除，日寇末日尚未操算以前，我们台湾革命乃以‘保卫祖国’的方式来达到‘收复台湾’的目的，换言之即以求得领土完整、民族自由为‘保卫祖国’的内容。”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李荐廷等提《请即设立台湾接收委员会案》，认为台湾接收是两种不同政治体制的交替，建议先设立接收委员会，构成政治、军事一元体制，以在交替时期处理一切政务。具体措施包括，改组扩充台调会为台湾接收委员会，有关台湾的机关或团体，如台湾义勇队、台湾工作团、行政干部训练班、警官训练班、行员训练班，及台湾革命同盟、台湾革命同志会、台湾解放同志会等，应全部收归台湾接收委员会统辖，以实现集中统一管理的实效。此外，国民参政会还有很多有关收复台湾的提案，诸如“台湾应有国大代表案”“请编组台湾远征军以利收复台湾案”“请统一台湾军政机构尽量录用台胞以准备收复台湾而利抗战建国案”等。这些提案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对台湾光复的热切期盼。
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日本投降条款》，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这标志着日本已接受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的全部条款。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庄严向世界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台湾光复的历史过程深刻表明，台湾的历史命运与祖国大陆的兴衰休戚相关。民族弱乱致使台湾遭受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则实现了台湾光复的历史荣耀。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胜利果实，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历史写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和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出去”。联大第2758号决议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明确、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