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隆重举行。这一历史性节点不仅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也宣告了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新纪元的开启。
南京受降前准备过程
1945年8月24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收到了来自日军冈村宁次的电报。电报内容显示，今井武夫一行及中方校官3人已于23日下午8时抵达南京，并确认已收到中国战区带来的第1至4号备忘录，承诺将遵照执行。此外，电报中还提到，为了筹备即将到来的受降仪式，中国战区计划在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并希望迅速前来商谈。同时，冈村宁次请求提供冷欣将军一行前往南京的具体飞行时间、高度、路线以及飞机的机种和架数等信息，以便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对于他们到达南京后的住宿、办公地点、交通工具以及警卫工作等事项，冈村宁次表示已经做出了全面安排。
为进一步了解南京机场的情况，为设立空中站做准备，何应钦于25日派遣空军第1路军司令张廷孟飞抵南京进行实地考察。26日，张廷孟向何应钦汇报称南京机场完好无损，可以正常使用。同日晚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成员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听取了何应钦的训话，随后分乘7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南京。这些飞机途经长沙、武汉等地，最终顺利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随行人员包括冷欣、陈卓、宫其光、李人士（黄埔军校6期生）、舒适存、黄瀛、曹大中、陈容泰等人。当冷欣走下飞机时，受到等候多时的今井一行5人的迎接。冷欣随即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讲话，并在日军帐篷内稍作休息后前往招待所（原孙科公馆）安顿下来。
当天晚些时候，今井等4人来到招待所拜会冷欣，冷欣借此机会向他们递交了三份中字备忘录，并要求其签收并认真执行。今井表示将会遵守办理。第二天下午，冷欣一行专程前往中山门外的中山陵谒陵，在孙中山坐像前肃立默哀，表达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敬意。
随着准备工作逐渐推进，双方就如何进行首次正式会谈展开了协商。冈村宁次最初建议由冷欣前往其总部进行会晤，理由是冈村宁次作为大将，级别高于冷欣。然而，日本是战败国，这种安排不符合常理，因此遭到拒绝。后来，日方又提议在冈村宁次住所（原何应钦住所）举行会议，同样未能得到中方的认可。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冈村宁次前往招待所与冷欣见面，中方主官将在会议室门口迎接。
28日上午，冈村宁次在今井、小笠陪同下前往招待所拜会冷欣。冷欣及其随员邵毓麟、陈卓等在会议室门口迎接，并互致军礼。随后，双方举行了会谈。会上，冷欣强调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即根据何应钦上将的指示设立前进指挥所，并为即将举行的受降仪式做准备。他要求冈村宁次提交关于执行第1至5号中字备忘录的书面报告。冈村宁次则表示所有细节都由今井负责处理，并承诺会提交详细的书面报告。
此外，冷欣还向冈村宁次递交了第6至13号中字备忘录，要求日本严格遵守并及时反馈执行情况。冈村宁次承诺将按照规定执行。两人还讨论了关于日军武器移交、粮食供应、运输、技术人员征用以及通讯工具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冈村宁次提到希望能够在维持纪律方面保留少量武器，但冷欣并未立即作出回应，而是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后再决定。针对粮食和运输问题，冷欣保证中方会给予支持，但同时也提醒冈村宁次需配合中方的相关安排。
会后，冷欣迅速将有关日军总司令部移迁吴淞的消息上报给何应钦。何应钦很快回复，明确指示冈村宁次及其总部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南京。冷欣将此消息传达给了冈村宁次，他只能无奈接受。
随着准备工作逐步完成，关于受降签字仪式的细节也得到确定。原本计划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仪式，由于场地限制改为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负责人变更为工兵指挥官马崇六。9月2日，马崇六抵达南京后立即与陆军总司令部第4处代处长刘措宜共同布置会场。与此同时，新6军副军长舒适存、高参王连庆（黄埔1期生）也参与到筹备工作中来。
9月初，越来越多的重要人物陆续抵达南京，其中包括新6军军长廖耀湘、第14师师长龙天武等人。重庆的许多官员和商人也纷纷涌入南京，这让南京变得非常热闹。为了维持治安，经何应钦批准成立了南京警备司令部，由龙天武兼任司令。
冷欣通过密报得知，冈村宁次打算在投降签字仪式上剖腹自杀以示忠诚。冷欣一方面紧急通知了何应钦，另一方面秘密联系了今井武夫，要求其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9月6日，萧毅肃从芷江飞抵南京，并召开了会议。会上，萧毅肃通报了何应钦将于9月8日抵达南京以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将迁入中央军校原址的消息；冷欣汇报了受降典礼仪式的筹备情况，包括邀请出席人员的标准和范围；萧毅肃还提到冈村宁次希望到机场迎接何应钦的请求，遭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反对，何应钦最终允许冈村宁次等5人在机场另一端迎接。
9月8日，随着何应钦乘坐的专机降落南京，标志着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南京城装饰一新，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主要街道，用松柏枝装饰的彩色牌楼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中间镶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场四周竖立着52个盟国的国旗，每个旗杆下都有武装士兵和宪兵守卫。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正门上方悬挂着中、美、英、苏4国国旗，入口处设有来宾签到处。礼堂正面墙中央悬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方点缀着象征胜利的红色“V”字符号和“和平”字样。
举行南京受降仪式
早在签字仪式之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便通过中字第17号备忘录向冈村宁次传达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的规定：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武器的仪式；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所有日军军刀均需与其他武器一同收缴，并且一旦正式投降，日军便不能再行佩带军刀。并说明这些规定在中国战区同样适用，同时决定在投降签字仪式上解除日军将领们的军刀，将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和今井武夫的军刀分别授予何应钦、萧毅肃和冷欣。
冈村宁次接到中字第19号备忘录后，得知中方对投降地点、时间以及出席人员的具体安排。然而，他试图违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签字时出示证明文件的具体内容并提前了解投降书的内容。经过何应钦同意，冷欣派人于9月8日晚秘密将投降书内容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发布的第1号命令抄件送交冈村宁次阅读，但明确禁止抄录、提出修改意见或在签字前宣扬。
1945年9月9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如期举行。会场内坐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军官与记者，除汤恩伯、王懋功（黄埔军校管理部代理主任）、李明扬等在内的众多中国军官、文职人员和记者，还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军官及记者。整个投降仪式按照预定方案进行。
8时43分，新闻和摄影记者在会场外等待拍照。
8时45分，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一行7人乘车到达现场。在中外记者的镜头下，他们显得神情黯淡。随后，由王俊（黄埔军校教官）引导至礼堂左侧的休息室。
8时50分，记者进入会场就座，受何应钦委托，马崇六将军为记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8时56分，随着水银灯亮起，何应钦带领4位受降官步入礼堂，全场起立迎接。
8时58分，日军投降代表在王俊的引导下入场，他们脱帽向何应钦等人鞠躬后就座。
9时4分，何应钦指示冈村宁次提交签降的证明文件，小林浅三郎呈递了相关文件。
之后，何应钦将两份日本投降书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呈递给何应钦。接着，何应钦又将蒋介石的第1号命令及其受领证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再次由小林浅三郎呈递何应钦。至此，受降仪式结束，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简短演说庆祝这一历史时刻。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在励志社举办酒会庆祝胜利。与此同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受降的公告，宣布接受日本投降并将第1号命令下达给冈村宁次。
投降仪式完成后，冈村宁次不再担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职务，而改称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部长。其任务是处理日军投降后的各种善后事宜，并遵照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行事，不再具有发布命令的权利。各地日军司令部也相应改为某地区的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10日上午，何应钦会见了冈村宁次，讨论了关于自卫武器、粮食供应、运输、技术人员征用、通信工具使用等多个方面的后续安排，强调了确保日军有序回国的重要性。他还针对日军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在安全区域不保留自卫武器，但在需要的地方可以借用少量步枪；粮食供应方面，日军自用部分将受到检查以避免浪费，必要时中方会提供援助；运输方面，中方将协助调拨船只帮助日军回国；对于技术人员的征用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通讯方面，除了批准保留五架联络用飞机外，其余飞机都需交出；并且要求日军不得使用密码进行通信。同时，何应钦还指出了日军必须遵守的相关规定，如不得惩罚中国平民、交出所有武器器材等。
冈村宁次表示完全理解并愿意遵从上述指示，承诺将尽力配合中方完成善后工作。此外，他还提到自己已下令中国大陆日军的武器全部上缴中国政府，并请求在维持纪律方面给予少量武器支持。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冈村宁次返回住所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南京受降的重要意义
选择南京作为受降地点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义。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在此制造了屠杀30万以上中国军民战争罪行，使南京成为中华民族遭受深重苦难的象征。因此，1945年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是对遇难同胞的告慰和重建国家尊严的宣示。
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约20分钟，但却从法律程序上确认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取得首次完全胜利的成果。近代中国历经甲午战争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九一八事变以及七七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挫败，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严重损害。南京受降仪式正式宣告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象征着中国摆脱了百年屈辱，恢复了国家尊严与独立。这一胜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由危亡走向复兴的关键转折点，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并为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解放提供了重要范例。
这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结果，充分证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性。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倡导并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包括国内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爱国力量以及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国人民不分地域、年龄、职业，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以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后方民众的物资支援、文化界的宣传动员以及海外侨胞的捐助，共同构成了抵抗侵略的全民力量。正是这种超越党派和地域的全民族团结，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最终赢得了这场艰苦卓绝战争的胜利。
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重要地位的国际确认。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本陆军兵力，迫使日军无法实施“北进”进攻苏联的战略计划，从而有效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同样，中国战场的持久抵抗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资源和有生力量，迟滞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部署与行动，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付出了超过3500万名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因此，南京受降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远东地区取得胜利的法律象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