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21日，中国政府首次与侵华日军在湖南芷江就受降具体事宜进行接触商谈，这成为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起点，揭开了侵华日军正式投降的序幕。
历史选择定芷江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6条投降原则，命令他通令所属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但冈村宁次对此置之不理，甚至在收到日本天皇广播的投降诏书后，也不愿意接受现实，还发电请求继续作战。次日，大本营命令他立刻停止战斗，他一面电令下属即刻停止军事行动，一面指示军队“停战交涉未有行动之前，敌若来攻，为了自卫可采取战斗行动”。虽然他一再自称“停战”，却只字不提无条件投降。显然，他根本不承认日本投降的现实，妄图继续负隅顽抗。
此时，中国政府已将中日双语投降电文与《告沦陷区同胞书》印成了上百万份传单，由航空委员会派8架专机向沦陷区各城市散发，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冈村宁次的强硬态度逐渐发生变化，8月17日下午复电蒋介石，准备派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为代表赴玉山。但此时中方已重新考量：江西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肯认输。如果在玉山进行洽降，在心理上不能给日本降使造成压力，在安全保障上也不利于洽降的顺利进行。洽降地点改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有很多争论。8月17日上午，在讨论洽降选址问题的会议上，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建议将洽降地点由江西玉山改至湖南芷江。之所以这样提议，魏德迈有三点理由：第一，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6军也驻在芷江；第二，芷江不仅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外加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洽降部队机动；第三，“芷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刚结束的芷江保卫战即湘西会战，打得日军损失惨重，不堪回首，这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内地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是胜利的象征，把洽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挫日军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其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他们有所戒惧。
于是，8月17、18日两封电报，确定了芷江为洽降地，要求日降使8月21日到芷江，并规定人数、标志、盟机护航、需带表册、联络呼号等共7项应遵守事项。由此，湖南湘西小县城芷江，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洽降城。
洽降使节到芷江
1945年8月17日晨，何应钦以陆军总司令、战区总司令名义致电驻湘西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日军将在芷江向我投降，速派员妥慎准备典礼及官员来宾的接待事宜。”司令官王耀武接到何应钦的急电后，当即召集副官处处长赵汝汉（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9期生），选派人员前往芷江，全权负责洽降筹备工作。随后赵汝汉等人赶到芷江，安排典礼场所和交通工具，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8月1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率洽降有关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做洽降准备工作。同日抵达的还有第4处代处长刘措宜（黄埔军校6期生）、炮兵指挥官彭孟缉（黄埔军校5期生）、新6军军长廖耀湘以及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黄埔军校4期生）等高级将领。
8月20日下午5时，4架绿色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腾空而起，机上载着中国战区洽降使节、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领的32人代表团，以及60余名中外记者。同行的还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
当日，昆明、重庆、贵阳等地各路军政要员、知名记者纷纷向芷江汇聚。他们佩戴着印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的红绸带，入住城南汽车站附近的东亚大旅馆，而工作人员则佩戴黄绸带。由于人员众多，七里桥的空军营房全部改为招待所，仍供不应求。
夜幕降临，何应钦在空军第5大队营房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何应钦宣布芷江成立陆军前进总部，奉命办理全国受降有关事宜，包括接待日军洽降代表、规划各战区受降接管、成立南京前进指挥所、空运部队接收上海南京，并敲定21日举行的洽降仪式由萧毅肃主持，陈应庄（黄埔军校四分校教官）负责接待日本降使。对日本降使的接待采用军事化标准，起居以号音为准，尽显中国战胜国风范。
日本降机落芷江
8月20日，湘西芷江县城东门粘贴“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巨幅对联，城内大街小巷贴满“庆祝胜利，巩固世界和平”“抗战胜利万岁”等标语和横联，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日军洽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坐专机，从南京起飞，中途在汉口降落住宿。当晚，机尾系上4米长的红色布条，作为投降标志。
8月21日上午9点半，中美混合编队的6架战机从芷江起飞，前去押解前来芷江乞降的侵华日军洽降代表。他们在洞庭湖上空发现日机，随即下降至约1500米高度，在日机上方执行押送监控任务。日机到达芷江上空后，先围绕机场低飞3圈，表示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此时中美战斗机仍在空中警戒。
当天的芷江机场碧空万里，中国国旗迎风飘扬，跑道上停着百余架飞机，5000多军民聚集于此，成百辆吉普车及各种型号的军车、小轿车排列在路边。11时15分，日军洽降专机按指挥台指示绕场滑行一周后驶向指定地点，中美官兵数千人在飞机四周拦住愤怒的人群。只见日机机翼上下各漆有日本旗图，浅绿色机身油漆剥落、弹痕累累，飞机停下后，翼尾端标志投降的4米长红布条立刻被中美官兵撕下留作纪念。
11时25分，新6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命令对方打开舱门。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今井武夫，他头戴硬壳帽，鼻子上架着黑框大眼镜，脚踏马靴，着军服，腰挂短剑。中国人对今井武夫并不陌生。他担任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驻北平陆军武官室主任，亲手炮制了卢沟桥事变，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但此时的今井武夫没了往日的骄横，他立正询问是否可以下飞机，得到肯定答复后，8名降使缄默不语、神情木讷地走下飞机。
下飞机后，今井武夫等人首先向中国国旗敬礼。陈应庄核对了降使和随员名单后，宪兵对日方人员及所携带的行李等进行检查。随后，今井武夫等坐上插有白旗的吉普车，被送往戒备森严的临时住所。一路上，道路两侧站满了军人和市民百姓，有的举起相机拍照，有的伸出两个手指表示胜利的“V”字，有的握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犯”“严惩战争罪犯”，还有的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掌声、鞭炮声经久不息，今井武夫一行汗流如注，面色惨白。
洽降典礼名芷江
芷江洽降会场设在原国民党空军第5、第6大队俱乐部，是一栋双层西式平房。为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会场左右两个路口各搭起一座牌楼，上面缀有大型“V”字，扎着“和平之神”字样，左右两边分别缀着“公理”和“正义”字样。会场前的空地上，高高竖立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会场按标准礼堂布置，庄重肃穆。正前方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像；左右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联，上方有“天下为公”横批；横批两边是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面贴有“总理遗嘱”“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会场中央横放着两张长条桌，上面铺着白布，后面各有几把黑色椅子。中方代表席在正前方，面对日方代表及观礼席；日方代表席在正后方，面对中方代表及孙中山像。长桌的一端另外放了一张桌子，是记录席。会场后面是记者席，墙上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会场周围增派了警力，设3道岗哨。
8月21日下午3时，中方代表、文武官员、中外来宾等佩红、黄绸带入场证陆续入场就坐。萧毅肃正襟危坐在中方代表席上，右边是冷欣，左边是柏德诺和翻译王武。与会的还有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等。中外记者100多人从狭小的会场一直挤到外面的走廊里。洽降仪式开始前，室内显得极为热闹，喜气洋洋的中美军官互相道贺。今井武夫一行在隔壁等候。随后，陈应庄接到陆军总部电话：“立刻把日本代表带来，只准4人，副总参谋长、2个参谋和翻译，不准带枪！”
3时40分，今井武夫等日方洽降代表在新6军士兵荷枪实弹押送下，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会场，经允许后脱帽进入，向萧毅肃等人鞠躬，随后在指定位置坐下。
下午4时，洽降典礼正式开始。萧毅肃首先介绍了自己和与会代表，随后命令日本代表：“我受何应钦总司令委托接见你们，请说明身份并交出身份证明书！”今井武夫：“我没有带证明书，只带了冈村宁次的接洽命令书。”说着，他将命令书交由随员桥岛芳雄呈递给萧毅肃。
萧毅肃根据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电令，要求日方提供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越南北纬16度地区以北所有日本陆海空军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今井武夫呈上驻华日军兵力分布各地概况图，称中国台湾地区及越南日军不属于冈村宁次管辖，因此图上没有注明。
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参谋桥岛芳雄和翻译木村辰男毕恭毕敬地站在桌前，向冷欣说明他们交出的兵力配备地图时，会场中的摄影记者涌上前，将所有镜头集中到桌上的地图和正在解说的桥岛和木村脸上。冷欣见状，当即制止：“请各位保持秩序！”他的声音虽不洪亮，却带着战胜国代表的威严。随着记者们陆续退至指定区域，会场秩序渐归平静，但刚才短暂的历史瞬间已被镜头永久记录——地图上标注的兵力据点、防线部署，不仅是日军侵华的实证，更象征着侵略者军事特权的彻底终结。
当萧毅肃开始宣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1号备忘录时，会场气氛更加严肃。这份千言文件详细罗列了各战区接受投降的具体步骤，日文翻译念至关键处，今井武夫频频掏出手绢擦拭汗珠，其随员也神色紧张。备忘录宣读完毕，萧毅肃将受取证推至今井面前：“请在此签字。”面对今井“询问几点”的要求，萧毅肃用幽默而轻松的口吻说：“我看不必了吧，因为投降是无条件的。”今井武夫只得拿起毛笔，略微抖动地签字：
今收到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致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之中字第1号备忘录中文本一份，日文本一份（以中文本为标准）；并已充分了解本备忘录之全部内容，当负责转送。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之代表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时。
公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时。
地点：中华民国湖南省芷江县
萧毅肃向今井武夫郑重宣布：“冈村将军投降手续未完成前，冷欣中将将与你们同赴南京设前进指挥所，何总司令将空运部队至南京、上海和北平，美空军地勤先行进驻，望冈村全力配合。”说罢递上联络单位名单。桥岛芳雄急忙起身，恭敬递上日军的通讯规定表：“芷江电台现在马上可以与南京进行无线电联系，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通讯规定，希望予以利用。”萧毅肃颔首回应，强调后续将派人到宿舍进行细节联系，要求日方代表完成接洽后迅速返回南京。4时50分，日本降使鞠躬退场。5时，萧毅肃宣布洽降典礼结束。何应钦走出旁听房间，听取报告并验看地图、受取证，众人上前祝贺。
当晚，柏德诺设宴向何应钦表示祝贺。何应钦发表谈话，称接受了日本代表呈递的投降文件，宣布中日停止敌对状态。当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表第4号公报，公布了芷江洽降经过及日军兵力分布情况。
晚8时30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蔡文治（黄埔军校9期生）率6人组成的谈判小组抵达今井武夫住所，就军需物资、武器装备、资料移交、旅华日侨遣送问题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
8月22日上午，冷欣、柏德诺、王武前往今井武夫住处，就在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接收军需物资、装备以及美军战俘现状、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当日，还有空军上校张廷孟（黄埔军校3期生）和有关参谋到今井住处进行个别谈话，就有关南京、上海等处机场的状况及通信设备等进行了事务性联系，并商谈了日本航空机的接收办法。
南京签字缘芷江
在筹备芷江洽降的过程中，原计划在芷江举行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改变了计划。考虑安全因素，何应钦一直主张在芷江签字。8月21日，何应钦收到魏德迈电文，提议将日军投降签字地点从芷江改为南京。他当即致电在重庆的蒋介石，以“新6军尚未完成空运，个人在敌势力下行动困难”为由，建议维持芷江签字方案。8月22日，蒋介石复电明确：“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于是，何应钦在芷江一边继续受降的实质性工作，一边开始筹划南京签字典礼。
8月22日下午，何应钦在芷江召集“陆总”高级将领及海空军负责人召开会议，萧毅肃、王耀武、卢汉、张发奎等出席，重点讨论受降区划分、受降部队派遣等军事细节。拟定中国战区受降地共有16处，分别是越南河内（由卢汉入越受降）、广州（由张发奎受降）、汕头（由余汉谋受降）、长沙（由王耀武受降）、南昌（由薛岳受降）、汉口（由孙蔚如受降）、杭州（由顾祝同受降）、上海（由汤恩伯受降）、徐州（由李品仙受降）、北平（由孙连仲受降）、太原（由阎锡山受降）、郑州（由胡宗南受降）、郾城（由刘峙受降）、济南（由李延年受降）、归绥（由傅作义受降）、台北（由陈仪受降）。晚上，何应钦再次召集顾问团及接收代表会议，研究日方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接收事宜，陆续形成中字第2号至6号备忘录。
8月23日上午，钮先铭（黄埔军校教导总队工兵营长）、王武赴今井武夫住所，正式告知降书签字仪式定于南京，并递交第2至5号备忘录。下午1时，今井武夫在中字第2、3、4号备忘录受取证上签字盖章，但对中字第5号备忘录以“需大本营命令”为由拒绝转交，最终改由中方先遣人员直接封送冈村宁次。
午后，何应钦在办公室召见今井武夫，萧毅肃、冷欣及美军代表在座。何应钦开门见山确认备忘录已收悉，要求日军“迅速确实地实行各项条款”，并部署8月26日至30日空运部队至南京的保障工作。今井武夫虽以“需大本营命令”为由推诿，但承诺转达所有指令。这场仅9分半钟的谈话，标志着芷江洽降阶段的正式收尾。
下午2时35分，日军洽降专机载着今井武夫一行离开芷江，他们在芷江停留了3天共52小时。至此，芷江洽降结束。这期间，侵华日军洽降代表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备忘录。
芷江洽降是抗战胜利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将日本的投降承诺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条款，并以公开的洽降仪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为随后的南京受降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香山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