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同学会

天下黄埔

战时军中“顺风耳” 晚年续写黄埔情——十四期同学郭学圣

日期:2021-01-05 15:41:00 来源: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作者:华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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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岁黄埔同学档案:郭学圣,又名郭经华,男,1916年农历4月初八生,民革党员,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四期通信兵科学生,抗战期间,作为通信技术人员奔赴在浙江、湖南、广西等抗日前线,亲历第二次长沙会战,历任通信兵排长、连长,并参加西南游击干部培训班学习,在贵州独山黄埔军校四分校任少校通信教官,长期在部队从事招募和训练新兵、通讯和教学工作。1949年,在兴仁随贵州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安顺市多个部门工作。现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安顺市黄埔联络组负责人。

 

  享有军中“顺风耳”之誉的通讯兵,是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如今,生活在安顺市已104岁的黄埔老人郭学圣,是出走白山黑水的热血青年,立志报考黄埔军校步兵科的他,却考入黄埔军校通讯科,成为一名通讯兵。随后,他驰骋于长沙会战的抗日疆场,在“西南游干班”、四分校的讲堂上讲授通讯知识,晚年,又将一腔黄埔情倾注在促进黔台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

  从学校宣传抗日到只身勇闯山海关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县立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被日军轰炸的消息传遍整个学校,尽管学校还能照常上课,紧张、愤怒的气氛已在校园内弥漫开。”据郭学圣回忆。

  同年11月,齐齐哈尔市爆发了由马占山将军指挥的“江桥事件”,打响了自“九一八事件”以来“国人抗战第一枪”,抗日的烽火四处蔓延。郭学圣加入了学校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到学校、机关、公园等群众经常聚集的地方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他还向身边同学讲述抗战前线的新消息,并鼓励同学们加入抗战队伍。还帮助部队从后方运送粮食到前线、搭建呼兰河桥等。  

  1936年冬,抗日救国宣传队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并开始在学校大肆调查、逮捕“抗日分子”,郭学圣成为了日军特务机关抓捕的对象,他被迫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流亡生涯。12月11日晚,火车到达山海关站,化装成农民的郭学圣逃过了日军的严密盘查,侥幸过关。到达北京后,在北平兢存中学短暂求学。至此,郭学圣离开家乡,多年未曾踏入东北大地。

  黄埔受训  练就军中“顺风耳”

  郭学圣回忆,“‘七七’事变爆发后,经常看到天上不时有飞机飞来飞去,城外的枪声也越发密集,北平局势越来越紧张。我就想报考军校,待学成本领就杀回老家去。”

  1937年,经南京的同乡会和东北流亡学生青年救济处推荐,并得到马占山将军秘书的帮助,郭学圣报考黄埔军校。“当时入学考试很严格,因我国文(语文)、英语等科目成绩都很好,英语提笔就能写,所以很有信心。面试过程中,现场考核军官军服笔挺、皮靴锃亮,他们腰挂佩剑,威武神气。对考生要求也很严格,考试时只要坐姿不端正就会被取消考试资格。”当初报考军校的情景,郭学圣至今历历在目。

  1937年10月,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郭学圣考入黄埔军校十四期通信兵科,成为黄埔的一员。通信兵所负责的任务技术性、专业性、保密性、时效性都很强,军校要求严格、训练紧张。后因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学校被迫西迁成都。一年多,难得的受训时光,郭学圣刻苦学习,勤于训练,成为了一名优秀通讯生,掌握了过硬的通讯技术。由于战事日益紧张,加之抗战前线需要,郭学圣军校毕业后,被分到通信兵团,发挥其“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

  两位黄埔生的战地婚礼

  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有一种爱情叫生死相依。而历经抗战烽火洗礼的爱情,更神圣忠贞,弥足珍贵。

  1939年底,郭学圣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新兵。培训班上有一位女孩名叫汪雪芳,出生于安徽皖南书香门第,父亲惨遭日寇打伤致死,身负国仇家恨的她,15岁就参加新四军领导抗战武装——“抗日剧团”,后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了郎溪战地服务团,次年考入军训部办的战士三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后改编为中央军校三分校十六期入伍生第一团。1939年底,被保送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

  在“西南游干班”学习期间,有着同样书香门第出生、同样黄埔学习经历、同样从军报国理想的汪雪芳与郭学圣相识,情窦初开的汪雪芳与帅气英武的教官郭学圣在训练过程中相互倾慕,最后坚定地走到一起。1940年11月21日,这是郭学圣铭记于心的日子,这一天,在部队军官同事的见证下正式订婚,并在抗战前线举行了朴素而又热闹婚礼。

  从1940年结婚到1949年的9年间,两人聚少离多,每次相聚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在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容不得他们有过多儿女情长。他们时常牵挂着对方,担忧对方的安危,但是都只能放在心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而且要为之奋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所畏惧。“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唯一的联系方式只有写信。可部队随着战事发展,工作地点并不固定,即使写信也不知道往哪点写。我们有个默契,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即便如此,回顾这段经历,老人依然幸福而甜蜜。

  战争年代,他们都有各自的战场,长年分隔两地,仿佛只有那纸婚书能证明他们爱情和理想的真实存在。至今,即便汪雪芳老人已去世好几年,两人的红绸订婚书郭学圣仍视若珍宝。历经岁月洗礼的小小红绸订婚书,已成为这对黄埔伉俪跨越70多个年头忠贞爱情的见证。

  亲历二次长沙会战  担任军校通讯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郭学圣在国防部直属通信兵第二团第四营十三连任准尉见习官。部队命令紧急赶赴长沙执行抢运重要通信器材的任务,郭学圣立即带领一个连的战士顶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渡过湘江到达长沙城,将从德国进口的电话机、皮挂机和电台发报机整整二十多箱通讯器材运往码头,水运至湘潭后再乘天黑送上火车,最终将通讯器材完好无损地转运至大后方。

  在此次战役中,郭学圣经常和战友深入抗战前线,保障通讯畅通。据郭老回忆,当时武器、通信装备都没有日军先进,但是作战方法灵活,敌人来了就躲进山里,然后伺机包围反击,并歼灭他们。

  郭老说,“我们通信兵经常在架设电线的地方,采用技术手段窃听日军电讯,有时漆黑的夜里就趴在地垄上,常在日军眼皮底下窃听情报。长时间的作战经验,我们都能从听声音、辨脚步来判断敌情,待日军从面前走过后又爬起来继续窃听日军电讯。”亲历第二次长沙会战,真正发挥了通讯兵的重要作用,言语中郭学圣作为军中“顺风耳”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1942年,郭学圣受命再次踏入黄埔军校的大门,继续学习军事技能和通讯知识。培训结束后,回湖南衡阳归队。后考入独山黄埔军校四分校担任通信教官,期间,不仅承担军校的培训工作任务,还到当地的独山中学担任训导主任、体育老师和童子军教官,为当地的教育事业、体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44年底“黔南事变”爆发,黄埔军校四分校继续迁址办学。郭学圣随军校师生向贵阳、遵义等地撤离。

  “当年自己原本打算立志报考步科,不想却成了一名通讯技术军人,未能和日寇面对面交锋。但抗战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敌前还是敌后,承担的使命都是一样的,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通信兵就像指挥官的‘眼睛’和‘耳朵’,获取的信息和发出的命令,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后来,又再进军校当通讯兵教官,将自己所长贡献给抗战事业。如今回想起来,未能当上步兵有些许遗憾,但能成为一名通信兵,我倍感自豪。”郭老回忆自己的从军生涯时说。

  黄埔情注黔台交流

  抗战胜利后,黄埔军校四分校被裁撤,郭学圣先后到遵义第四军官总队、安顺师管区、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等任职。1949年,随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在兴仁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学圣定居安顺。积极发挥自己在黄埔军校时所学专长,关注台湾海峡两岸交流,情系祖国和平统一,积极投身和服务国家建设。先后在安顺工商联、国营无线电厂、安顺地区邮政局、民革安顺市委等单位工作,长期从事无线电维修与管理、载波通讯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他始终秉承黄埔同学会“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于1985年加入了民革。之后,又担任安顺民革祖统工委主任八年之久。他坚持用黄埔精神去塑造黄埔学子的形象,展现黄埔军人的风采。帮助协调解决当地黄埔同学实际困难,积极联系在台胞弟郭学文等亲属和在台同学、同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劝说胞弟经常回大陆走走看看。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加强与海内外黄埔同学的联系沟通,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把对台宣传联络工作做到了黄埔同学的心坎上。同时,动员胞弟向台胞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为广大台胞了解国情,重返故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促进祖国统一,充分发挥黄埔感情对黔台交流的钥匙和纽带作用。

  2020年,104岁的郭老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继续完成他钟爱的黄埔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