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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黄埔将领指挥的著名战役

日期:2016-05-04 11:19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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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军人,是一个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群体,他们经过军校的正规学科、术科军事学习和训练,尤其是一系列军事斗争考验和长期战争的锤炼,早期同学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成长为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基干力量。国共两军中黄埔出身的团职以上军事指挥官约有3000多人,其中有300多名黄埔师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1925年初至1929年5月,本校第1~6期毕业11635人,5个分校毕业约3400余人,各种训练班约5000余人,合计约2万余人),他们指挥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抗日之师,参与指挥了绝大多数会战和战役。

  还有此阶段(1929年9月至1945年4月)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大批毕业生,他们担任旅、团、营、连、排的中下级军官(本校第7至19期毕业27200人、9个分校毕业约15万人,各种训练班约4万人,合计约22万人)。他们走出校门,即上战场。到抗战后期,可以说在中国军队各个团级单位中几乎都有黄埔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在正面战场,黄埔出身的团级指挥员占据了整个指挥系统的大半壁江山,并且指挥了整个抗战的绝大多数恶仗、硬仗、胜仗。

  黄埔军人参与指挥的对日作战,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以下18次大战役、大会战和大区域军事作战行动中。

  (一)“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恣意挑起事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租界。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就地奋起抵抗,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次日,第19路军通电全国,坚决抗日,誓死保卫国土。南京黄埔军校官生积极响应,发起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等活动。

  此时,第87师第261旅旅长宋希濂(黄埔1期)率部驻扎南京。战争爆发次日下午,宋希濂跑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办公室,代表全旅官兵请战。面对昔日的黄埔军校原战术总教官,宋希濂反复陈述官兵的抗日请求,但被何应钦以破坏中央政策为由,断然拒绝。当晚11时,南京鼓楼斗鸡闸1号的何应钦住宅,闯进了一辆军用大卡车,宋希濂带领全旅30多名营以上军官再次请愿,这些军官大多数为黄埔毕业生。他们的抗日要求一再被拒后,大家的情绪难以控制,纷纷质问何应钦,态度激昂。双方僵持到深夜1时,何应钦表示:“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立刻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以一线官兵的身份,闯入国民政府要员的家中据理力争,在当时,恐怕只有黄埔学生才有这样的勇气,也只有他们才敢于这样做。10多天后,宋希濂部如愿奉命开赴上海,全旅官兵一片欢呼。随后,宋希濂率部在上海痛击日军。战后,宋希濂因军功升为第36师师长。

  2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特别任命请缨抗日的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及左翼指挥官。15日,张治中率所部第87、第88师(师长孙元良,黄埔1期)、南京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代队长钟学栋,队副朱宗海、杨政民)、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到沪增援,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16日,第5军接替第10路军从上海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先后发起庙行、浏河、葛隆镇等战斗。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在驰援第19路军的张治中第5军这支唯一援军中,主要军事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

  黄埔将领一时云集上海,此地变成了黄埔师生与日寇厮杀的血海战场。一大批出自黄埔军校的官生加入此役,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仅黄埔1期毕业生就有20余人,著名将领有:第5军第87师副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87师第259旅副旅长李杲、第259旅司令部参谋主任钟彬、第259旅第517团团长张世希、第259旅第518团团长石祖德、第87师第261旅旅长宋希濂、第87师第261旅副旅长刘保定、第87师独立旅旅长伍诚仁、第87师独立旅第2团团长傅正模、第5军第88师师长俞济时、第88师副师长李延年、第88师司令部参谋长宣铁吾、第88师第262旅旅长杨步飞、第262旅司令部参谋主任萧冀勉、第262旅第523团团长冯圣法、第264旅副旅长兼第528团团长黄梅兴等。他们成为最早参加抗战的一批黄埔指挥官。

  张治中率第5军、军校教导总队与第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所部第60师、第6l师、第78师并肩作战,打得日军五易主帅,伤亡达1万之众。

  此役至3月3日结束,当天,旅沪黄埔同学段远谋、戴辉中、陈勋、秦绍恬、陈世昌、汪大鹏等252人致电蒋介石、汪精卫等,对战役中的增援不力和中央政府的对日纵容态度表示不满,电曰:“在沪抗日之军昨忽全部撤退,考其撤退原因,则为中央日言增援,而按兵不动。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乃十九路军抗战经月,公等始终不予充分之应援,即请缨杀敌之军队,政府亦不予征调”,“必欲使此大好河山沦于异族”,“而古来权奸民贼之末路,公等恐亦终无所逃也。”

  此役是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军队首次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一击,是中国军队打响正面抗击日军的第一枪,显示了中国最高当局对日政策之改变以及对寻衅日军坚决抗击之决心。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3091人。第19路军和第5军伤亡、失踪共计15173人(官佐883人)。以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第5军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是全国抗战的一首悲壮序曲。

  战后,张治中返回南京黄埔本校,仍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长,他与会必讲淞沪抗战牺牲精神,对黄埔学生影响巨大。1933年2月13日,军校召集临时校务会议,决定为前线抗击日军侵略募捐订购飞机。至9月止,共得捐款82000余元,用于购买飞机1架,命名为“黄埔第一号”。11月2日上午9时,军校捐款购买的“黄埔第一号”飞机在南京举行命名典礼大会并起飞,开赴抗日战场。

  (二)长城抗战

  又称古北口之役、喜峰口之役,是1933年春发生在北平附近长城各口,包括董家口、冷口、界岭口、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隘在内的战线长达150余公里,时间长达近3个月的一次重大战役。此役中的军事指挥官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团以上指挥官有10余人,主要有:第2师师长黄杰(黄埔1期),第25师师长关麟徵(黄埔1期),第83师师长刘戡(黄埔1期),第2师副师长惠东升(黄埔1期区队长),第25师副师长兼第73旅旅长杜聿明(黄埔1期),第4旅旅长郑洞国(黄埔1期),第6旅旅长罗奇(黄埔1期),第73旅旅长梁恺(黄埔1期),第75旅旅长张耀明(黄埔1期),还有在古北口血战中负伤的第25师第145团团长戴安澜(黄埔3期)等。

  1933年3月4日,日军以8万兵力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企图突破长城防线,进一步向华北扩大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黄埔军校原战术总教官)指挥中国军队20余万人,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由黄埔毕业学生黄杰、关麟徵、刘戡等分别统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师、第25师和第83师北上增援,从本年春开始发起了长城抗战。

  日军总攻长城各口,平津危急。先头部队第25师师长关麟徵率部于3月9日抵达古北口,以简陋武器抗击强敌,据险死守长城南天门一线。古北口一役之惨烈,被认为是抗战初期“激战中之激战”,开战时是关麟徵的第25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2师顶了上去,换下第25师;第2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师又顶了上去,换下了第2师。师长关麟徵、黄杰、刘戡都毕业于黄埔1期,这3个师的军官大多数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争夺古北口关口时,关麟徵中弹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关麟徵师激战3昼夜,全师伤亡4000余人,第73旅旅长梁恺负伤,第25师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黄埔3期)牺牲。中国军队予日军以重创,此后一个多月时间,日军未敢轻于冒进。

  此役从1933年3月5日开始至5月25日结束,历时80余天。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是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据日本参谋部统计:入侵长城一线作战,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余人。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就南京政府来说,长城抗战与“九一八事变”时完全不抵抗的政策相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应当给与充分肯定。此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尤其是黄埔师生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爱国热情,奋勇杀敌,这是自北伐战争以来所仅见的。中国军队在喜峰口、铁门关、潘家口、罗文峪、古北口、怀柔等地的保卫战,都表现出了抵御外侮、视死如归的黄埔精神和民族气概,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这5个军的统计,伤亡达18325人。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与日军对峙两个多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是整个长城抗战中时间最长、战事最酷烈、对时局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时有报纸评论:“古北口之战是黄埔军魂再现,是中华民族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颂歌。”

  (三)“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开始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企图速战速决,中国政府则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这场持久战,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其主次关系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都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功不可没。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庄严宣布:卢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中国将坚持最低限度立场。在从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4次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众多黄埔师生参加了这些战役。作为此阶段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日军自1932年恣意挑起“一·二八”淞沪事变后,再次在上海向中国守军挑起战端是1937年8月13日,先后投入兵力30余万人,妄图3天占领上海。中国军队前后参战的部队约有近70个师,给日军以严重打击,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持久抗战的序幕。

  黄埔军校师生在此役中再次首当其冲,参战部队的各级指挥官多系黄埔师生。著名将领有: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黄埔军事教官)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陈诚(黄埔1期教官)任左翼军总司令,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黄埔军校原教育长)任中央军总司令。仅黄埔第1期毕业生就有20余人率所部参加此役:第1军军长胡宗南,第2军军长兼第9师师长李延年,第8军军长兼税警总团团长黄杰,第54军军长霍撰彰,第71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74军军长兼第58师师长俞济时,第78军军长兼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1师师长李铁军,第3师师长李玉堂,第11师师长彭善,第14师师长陈烈,第60师师长陈沛,第61师长杨步飞,第67师师长李树森,第78师师长李文,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98师师长夏楚钟;第58师副师长冯圣法,第67师副师长黄维;黄埔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陆军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等。

  在这几个月的惨烈战斗中,还有第28军炮兵第2旅旅长蔡忠笏(黄埔军事教官),第71军独20旅旅长战中晋升第61师师长的钟松(黄埔2期),第106旅(旅长陈瑞河,黄埔2期时用名陈荣光),上海保安总团团长吉章简(黄埔2期),炮兵团长孙生之(黄埔2期),武汉行营少将高参宋瑞柯(黄埔3期),第88师参谋长陈素农(黄埔3期),第364旅旅长廖龄奇(黄埔4期),第26师师长刘雨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76师师长王凌云(黄埔高教班3期),第36师参谋长向贤矩(黄埔高教班5期),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黄埔4期),第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5期),炮兵团长彭孟揖(黄埔5期)等共60多位团级以上黄埔军校师生直接参加了指挥作战。还有众多黄埔军校出身的营长、连长、排长,他们大多数是第6至11期毕业不久的学生。

  尤其是第36师、第87师、第88师,从排、连、营、团到旅、师各级几乎全部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军官,全部配属德式装备,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部队,被称为模范教导师。这3个师在上海与日军血战3昼夜,打出了黄埔军人的威风。

  8月13日下午,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262旅与日军在八字桥激战,拉开了淞沪会战的帷幕。3天激战下来,战局走势与最初的预想差距很大。日军在上海租界秘密修建了坚固的军事据点,同时配有强大的海军、空军火力支持,中国军队预先设计的迅速穿插、分割包围的突击战未能实现,战斗演变成了惨烈的攻坚战。

  第78军军长兼第36师师长宋希濂(黄埔1期)亲率第106旅(旅长陈瑞河,黄埔2期)为突击部队,沿天宝路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由于缺乏攻坚炮火,第36师官兵只能逐步接近日军的火力点,以手榴弹爆破,伤亡极大。开战不久,陈瑞河旅长身负重伤。第36师依然一路攻击前行,目标是日军的重要据点——汇山码头。担任主攻汇山码头的是第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5期),任务是将汇山码头的守卫日军赶进黄浦江,并占领阵地,阻止敌增援部队登陆。胡家骥以悍勇扬名,每战必身先士卒,宋希濂常把他喊过来训导:“你现在是团长,不是排长。团长就应该待在团长的指挥位置上!”胡家骥总是笑着说:“一时手痒,下次一定改正。”身先士卒,是抗战时期一线黄埔军官的普遍战斗作风。这一次,胡家骥再一次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护卫先后牺牲,胡家骥也留下了5处伤口,依然率部冲过唐山路、东熙华德路、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

  陆军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黄埔1期)率领的装甲战车也前来助战,猛烈阻击军舰上的日军登陆。

  黄埔将领都亲临前线指挥,因此伤亡极重。

  空战中也不乏黄埔军人的身影。8月14日,中国空军15分钟的空战,瞬间击落日机6架,重创日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使其失去应战能力。而中国空军自身无一伤亡,日本王牌航空队大队长石井大佐羞愧难当,当晚剖腹自杀。此役中,中国空军首位击落敌机的飞行员是第5大队、黄埔第9期毕业生刘粹刚。他是辽宁昌图人,1932年在黄埔军校还未毕业时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2期,淞沪会战爆发后奉命参战,创造了单机击落11架敌机的记录,被称为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刘粹刚在两个月后执行飞行任务时夜间迫降,人机俱焚而殉国。空战对手、日本王牌飞行员加藤建夫称刘粹刚是“赵云般的勇士”。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生李桂丹,在此役空战中也取得了击落8架敌机的战绩。黄埔空中英雄与战友们携手抗敌,在此役中共击落日机47架,炸沉日巡洋舰1艘。

  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上海市区内已无法据守,中国50万军队全线西撤。第88师师长孙元良(黄埔1期)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亲手交给本师第262旅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黄埔4期)。谢晋元率一营官兵410余人担任掩护任务,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坚守,掩护主力部队后撤。对外虚称800人,以壮大视听。谢晋元带领着这一营孤军坚守四行仓库,连续4昼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于31日撤出四行仓库,退入公共租界,演绎了“四行八百壮士”的抗战经典。

  11月12日,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此役是中日战争中第一次规模最大、具有决战性质的战略性战役。历时3个多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万余人,伤亡约7万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0余万人,伤亡约25万人。中国军队鏖战上海百日,广大官兵以劣势装备,浴血奋战,重创日军,迫使其作战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进犯,从日本国内和中国华北及台湾4次抽调兵力增援上海,粉碎了其妄图速战速胜、3个月吞并中国的迷梦。

  (四)平型关大捷及八路军、新四军初期抗战

  抗日战争中,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黄埔军校同学再次并肩作战,抗御外侮。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改组,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著名黄埔将领有: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原主任)任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黄埔军校原教授部副主任)、林彪(黄埔4期)、徐向前(黄埔1期)任军委委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为第18集团军)命令,成立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黄埔1期)。八路军总部成立后,随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左权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一起,到山西太行山地区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营、团职以上干部中,约有60余人出自黄埔军校。

  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每师辖2旅,每旅辖2团,每师定员1.5万人。全军共4.6万人。3个师的师、旅级黄埔著名将领有:林彪(第115师师长,黄埔4期)、聂荣臻(第115师副师长,黄埔军校政治部原秘书兼政治教官)、周士第(第120师参谋长,黄埔1期)、张宗逊(第120师第358旅旅长,黄埔5期)、陈伯钧(第359旅旅长,黄埔6期)、徐向前(第129师副师长,黄埔1期)、倪志亮(第129师参谋长,黄埔4期)、陈赓(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黄埔1期)等。

  时在延安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第1局局长郭天民(黄埔6期)、第2局局长曾希圣(黄埔4期)。1939年,郭天民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第2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巩固和发展了冀察抗日根据地。曾希圣1940年秋到新四军,任新四军渡江指挥部指挥长、新四军第7师兼第19旅政委,一直坚持该地区的军事斗争。谭希林(黄埔5期)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1940年任新四军第2师第6旅旅长兼政委、第7师师长等职,开辟了江北、路东根据地,并坚持了该地区的游击战争。陶铸(黄埔5期)在1937年赴鄂中地区进行抗战宣传,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到延安军委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对部队建设和抗日宣传有突出贡献。

  在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奋勇抵抗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1937年9月24日晚,晋北平型关一带大雨滂沱。八路军第115师官兵单衣薄裤,冒着大雨,长途行进在湿滑的山道,进入伏击阵地后,安静地潜伏在泥泞的山间。次日上午,第115师官兵在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全歼日军板垣第5师团第21旅1个大队和后勤人员1000余人,切断了平型关后方日军的补给线路。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平型关大捷前后,八路军在山西雁门关、代县阳明堡机场等地广泛配合晋绥军作战。在山西战场仅两个月时间内,八路军就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100余次,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在平型关之战中立下奇功的林彪师长,不久因赴苏联疗养枪伤,从此在抗日战场上缺席。

  11月,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进驻山西五台山,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翼抗日根据地。12月,第120师参谋长周士第(黄埔1期)随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士第先后担任晋绥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仅1941年到1942年间,率部粉碎日军大小扫荡30余次。第120师第358旅旅长张宗逊(黄埔5期),1938年11月,率部在五台山滑石片地区歼灭日军一个大队,配合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日军对五台山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2月,周士第随贺龙、关向应率部推进到冀中,参与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该旅第716团团长宋时轮(黄埔5期)带领部队开辟雁北抗日根据地,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委,1938年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与邓华一起率部挺进冀东创建根据地。1938年冬,聂荣臻指挥了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坚持南方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军长为叶挺、副军长项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黄埔4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文书、中共党委书记)。项英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对新四军的部队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有重要贡献。陈毅坚决执行中央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指挥了著名的黄桥之战,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局面。袁国平长于宣传鼓动,重视思想教育,能及时总结经验,提出政治工作任务,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四军在抗日烽火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华中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五)忻口会战

  又称忻口、太原会战,是平津失陷和淞沪会战开始之后中国军队组织的一次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大会战。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此时的李默庵(黄埔1期)正在庐山集训。讲话结束后,蒋介石当场宣布任命李默庵为第14军军长,与其他几位同时任命的将领即日起程,北上抗日。整个会场掌声雷动。会后,蒋介石特别邀请李默庵、刘戡两位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的将领共进午餐,嘱咐他们多加珍重。下午,李默庵、刘戡二人整装北上,奔赴抗日前线。李默庵的第14军奉命驰援山西忻口,担负起保卫山西的重任。

  10月初的北方战场,日本大本营下令进攻太原。日军以板垣征四郎及铃本重康等5个师团的7万精锐兵力,分三路沿正太、同蒲线向山西进军,夹击太原,并迅速突破了晋绥军的防线。李默庵奉命率第14军驰援太原,任山西防线的左翼指挥官。第二战区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李默庵军的彭杰如师、刘戡师、陈铁师和李仙洲师(李、彭、刘、陈、李均系黄埔军校1期毕业生),以及刘茂恩、王靖国、郝梦龄、陈长捷等部,在忻口地区展开了激战。

  10月11日,忻口战役打响。日军集中20多架飞机、50多辆坦克、上百门大炮以及步、骑兵,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残酷。黄埔军校1期毕业生李默庵、王敬久、李仙洲等参加指挥作战。中路守军的中央阵地受到日军的猛攻,阵地反复易手,每一仗打下来双方都有1000多人战死。鏖战20余日,反复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中国军队以散兵战壕阻击日军坦克。晚年的李默庵曾回忆:“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是坦克车,第10师28旅57团的一个连,遭敌坦克攻击,横碾该连的临时战壕。官兵被碾埋一半,无一退避。”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祺、旅长郑廷珍等殉职,师长李仙洲身负重伤。

  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部队,受到林彪、聂荣臻、徐向前等黄埔将领所率领的八路军的强力支援。八路军在敌后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破坏敌交通线,伏击敌运输车辆,捣毁敌机场,有利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李默庵所部的左翼战场是开阔地区,易攻难守。让李默庵头痛的是日军的飞机,制空权几乎完全控制在日军手中,从10月11日投入战斗至19日的短短9天中,就有2000多人死伤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10月20日上午,李默庵在观察所观测前沿阵地战情,发现日军只有地面进攻,空中却没有了飞机的配合。李默庵正感到纳闷,接卫立煌总司令来电:八路军第769团陈锡联部于昨晚袭击敌阳明堡机场,烧毁全部敌机。李默庵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一生历战无数,唯有忻口一战,不同以往,感受最深的就是,只要是中国人,只有一个敌人。当时真是同仇敌忾啊。这是我从军几十年来唯一感受到的最难得的一点。”

  忻口战役历时21天,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在八路军的密切配合下,歼敌2万余人,牵制了日军沿同蒲路南犯,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的战局。此役虽然创造了歼敌逾万的抗战纪录,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两倍于敌伤亡的代价。给这批黄埔系军官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日军训练精良,射击准确,其战术法则,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难为对手,必须改变战法,因此,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晋南中条山区,与八路军一道开始了对敌游击战。

  1938年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有第3、第9战区各部队指挥官参加的“第一次南岳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兹后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把“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方控制区之扰袭”列入指导方针,明确了将“三分之一的部队留在敌后作游击战”的布置。故而在华北、东南沿海沦陷地区,不仅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更散布着大量游击化的国民政府正规军。

  1938年春节,李默庵专程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军总部拜年,与他的老乡、黄埔1期同学、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交流游击战经验。李默庵后来被誉为“国军中的游击战干才”,在晋南多次发动对日军马车站、运输队的扰袭,予敌以重创,由第14军军长升任第33军团军团长。他指挥的部队与中共军队合作无隙,又收获了“土岭大捷”等一系列游击战成功战例。

  (六)徐州会战及台儿庄大捷

  1938年3月10日至10月8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率部在鲁南地区与日军血战。在这次会战中,由黄埔军人指挥参战的部队主要集中在台儿庄地区和豫东战场,有40多位军、师级指挥官是黄埔军人。

  黄埔军人在台儿庄战役中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黄埔军校1分校主任);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黄埔教官);第42军(军长冯安邦,黄埔高教班2期)、第52军(军长关麟徵,黄埔1期)、第85军(军长王仲廉,黄埔1期)、第60军(参谋长赵锦雯,黄埔官佐)、第92军(军长李仙洲兼第21师师长,黄埔1期);第2师(师长郑洞国,黄埔1期)、第13军第4师(师长蔡剑鸣,黄埔3期)、第85军第4师(师长陈大庆,黄埔1期)、第25师(师长张耀明,黄埔1期)、第31师(师长池峰城,黄埔高教班1期)、第89师(师长张雪中,黄埔1期时用名张达,师参谋长吕公良,黄埔5期)、第93师(师长甘丽初,黄埔1期)、第104师(师长王文彦,黄埔1期)、第110师(师长张轸,黄埔军校4期战术总教官)、第180师(师长刘振三,黄埔高教班2期)、第183师(副师长潘朔端,黄埔4期)、第73旅(旅长戴安澜,黄埔3期)、第89旅(旅长黄鼎新,黄埔3期)、第557团(副团长彭佐熙,黄埔2期)、第12旅(旅长石觉,黄埔3期)、第529团(团长罗芳珪,黄埔4期)、第1085团(团长曾泽生,黄埔3期区队长)等。还有邓春华(黄埔1期)、吴瑶(又名吴伯华,黄埔1期)、王隆玑(黄埔3期)、吴超(黄埔3期)、张忠中(黄埔4期)、杜鼎(黄埔5期)等参加了此役。

  台儿庄战役异常激烈。日军凭借炮火优势,攻入台儿庄城内。双方展开了巷战、肉搏战,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3月27日,在战事趋向激烈的时刻,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陪同下,到台儿庄南车站会见守卫台儿庄的第31师师长池峰城,给予勉励。池峰城坚决表示:“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校长知遇之恩。”并立即组织敢死队,准备夺回阵地。在此之前,攻城的一个营战士全部牺牲,再上一个145人的连,只剩下18人活着回来。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战士们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依然踊跃报名。池峰城宣布:“敢死队每人赏大洋30块。”报名的战士当即表示:“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作日本人的奴隶,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阵地终于夺了回来,但57名敢死队员只剩下11人活着回来。此时,黄埔军人关麟徵的第52军和王仲廉的第85军在外线正向枣庄、峄县日军侧背发起猛烈攻击。此役激战4天,中国军队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向峄城、枣庄撤退。

  台儿庄战役从1938年3月16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因此役异常惨烈又称“血战台儿庄”,因作战地域又称“鲁南会战”,因中国军队取得了空前大胜利又称“台儿庄大捷”。在历时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参战约29万人,日军参战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人,日军伤亡约2万人(日军自报伤亡11984人)。此役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中国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改变了国际视听。这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会战、平型关大捷等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周恩来高度评价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豫东战役是徐州会战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埔军人在此役中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兼第1军军长,黄埔1期)、第8军(军长黄杰,黄埔1期)、第27军(军长桂永清,黄埔1期)、第71军(军长宋希濂,黄埔1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兼第58师师长,黄埔1期);第1师(师长李铁军,黄埔1期)、第36师(师长蒋伏生,黄埔1期;后继师长陈瑞河,黄埔2期)、第46师(师长李良荣,黄埔1期)、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58师第174旅(旅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78师(师长李文,黄埔1期)、第87师(师长沈发藻,黄埔2期)、第88师(师长龙慕韩,黄埔1期)、第95师(师长罗奇,黄埔1期)、第166师(师长郜子举,黄埔军事教官)等。

  黄埔军人在其他地区作战中指挥的部队还有:第2军(军长李延年兼第9师师长,黄埔1期),第3师(师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28师(师长董钊,黄埔1期)、第49师(师长周士冕,黄埔1期)、第61师(师长钟松,黄埔2期)、第117师(师长李守维,黄埔2期)等。

  徐州会战,中国军队伤亡10余万人,歼灭日军3.2万余人。取得了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最大的一次胜利,重创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本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勇气和信心,为组织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七)南京保卫战

  1937年7月26日,日军向中国地方当局致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自北平及北平附近撤退。期限未满,即已大举进攻平津区域,恣意摧毁平民生命财产、教育文化机关,举世震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号召全国军民,一致奋起,实行抗战到底的计划。同时,为了保护军事干部的摇篮——黄埔军校,支持长期抗战,即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前,决定将黄埔军校南京本校西迁。在日军“最后通牒”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黄埔军校南京本校西迁命令。迁校之前,黄埔师生作临时疏散,第13期学生疏散到城郊板桥镇;第11期第1总队疏散到东郊灵谷寺,即在该地宣布毕业;第11期第2总队及第12、第13两期各1个总队,随校西迁。迁移计划,经过周密的准备部署,于8月5日开始实施,第一步迁至九江,到达后驻留1月;第11期第2总队则在九江于9月间毕业。10月,本校再迁武汉。

  1937年12月1日,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展开了在上海之西仅300余公里的保卫首都南京作战。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号称15万的中国军队,抗击20万日军精锐部队。卫戍南京的中国军队,大多数是从淞沪会战战场上撤退下来的疲惫部队,共有14个师(旅)。黄埔军人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71军(军长王敬久,黄埔1期),辖第87师(师长沈发藻,黄埔2期);第72军(军长孙元良兼第88师师长,黄埔1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辖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78军(军长宋希濂兼第36师师长,黄埔1期);黄埔军校教导总队等。

  驻南京东郊的教导总队,各级指挥官基本上都是黄埔毕业生。他们在上海作战两个多月后,又奉命担任护卫南京任务。从上海撤回南京时已不足5000人,立即补充新兵,扩大编制。以原有的3个步兵团为基干,扩编为3个旅,每旅辖2个团,直属部队除特务、通信两营外,骑、炮、工、辎四营均扩编为团,全总队共有10个团、2个直属营,实力超过一般的步兵师,故作为防守南京的主力使用。扩编后的序列为:总队长桂永清,副总队长周振强,参谋长邱清泉;第1旅(旅长周振强兼)辖第1团(团长秦士铨)、第2团(团长谢承瑞);第2旅(旅长郭启儒)辖第3团(团长李西开)、第4团(团长刘子叔);第3旅(旅长马威龙)辖第5团(团长睢友兰)、第6团(团长王化);总队直属骑兵团(团长王翰卿)、炮兵团(团长楼迪善)、工兵团(团长杨厚彩)、辎重兵团(团长郭岐)。黄埔军校南京本校教导总队成建制地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

  中国军队在淳化镇、光华门、杨坊山、紫金山、中华门、赛公桥、雨花台等地与攻城的日军发生激烈交战。驻守南京东南淳化、方山一带的是王耀武第51师,日军以飞机、大炮连日轰炸。“其步兵又复猛烈攻击,战况异常惨烈。”从12月5日到7日,第51师官兵伤亡达900余人,但士气依然旺盛,阵地也很稳固。日军猛攻淳化10多次而未得逞。8日晨,日军又增加2000多人、大炮10余门,其正面部队在飞机、炮兵、坦克车掩护下向淳化猛攻。第51师守军奋勇杀敌,阵地屡失屡得,伤亡甚大。第301团代团长纪鸿儒负重伤,连长伤亡9人,排长以下伤亡1400余人。第305团团长张灵甫(黄埔4期)负伤,连长伤亡5人,排长以下伤亡600余人。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镇于午后4时失守。

  南京保卫战,毙伤日军1.2万余人(伤9000余人,毙3000余人)。中国军队突围撤退32144人。12月13日,南京陷落。5万日军入城,开始了连续6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八)武汉会战及万家岭大捷

  为攻占中国抗战中心武汉,摧毁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日军于1938年6月至10月纠集100余万兵力,从海、陆、空各方立体进攻武汉。负责指挥江南地区作战的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黄埔1期教官),负责指挥江北地区作战的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5战区和第9战区共动用了130个师和海、空军各一部,共约100万人沿长江两岸及大别山麓布兵防御,开始了抗战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日军损失最为惨重的武汉会战。这次会战中,宋希濂军在富金山战斗中将日军第13师团歼灭过半,约2万余人。宋希濂放言:“淞沪鏖战,予敌重创。富沙歼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嗣当激励士气,功期再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之愿也。”

  大批黄埔师生投入这次会战,所指挥的部队有: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黄埔1期教官)、第11军团(军团长兼第2军军长李延年,黄埔1期)、第17军团(军团长兼第1军胡宗南,黄埔1期)、第32军团(军团长兼第52军军长关麟徵,黄埔1期)、第37军团(军团长兼第25军军长王敬久,黄埔1期)、田南要塞(指挥官兼第54军军长霍揆彰,黄埔1期);第6军(军长兼第93师师长甘丽初,黄埔1期)、第8军(军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16军(军长兼第28师师长董钊,黄埔1期),第18军(军长黄维,黄埔1期)、第71军(军长宋希濂,黄埔1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第92军(军长李仙洲,黄埔1期)、湖口守备区(指挥官兼第167师师长薛蔚英,黄埔1期);第1师(师长李正先,黄埔2期时用名李正仙)、第2师(师长赵公武,黄埔潮州分校1期)、第4师师长陈大庆(黄埔1期)、第9师(师长郑作民,黄埔1期)、第11师(师长彭善,黄埔1期)、第13师(师长方靖,黄埔潮州分校2期)、第14师(师长陈烈,黄埔1期)、第18师师长李芳彬(黄埔2期),第21师(师长侯镜如,黄埔1期)、第23师(师长欧阳棻,黄埔1期肄业)、第25师(师长张耀明,黄埔1期),第26师(师长刘雨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36师(师长陈瑞河,黄埔2期)、第49师(师长李精一,黄埔2期)、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1期)、第55师(师长李及兰,黄埔1期)、第57师(师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第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52师(师长唐云山,黄埔1期)、第60师(师长陈沛,黄埔1期)、第61师(师长钟松,黄埔21期)、第78师(师长李文,黄埔1期)、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3期)、第87师(师长沈发藻,黄埔2期)、第88师(师长钟彬,黄埔1期)、第89师(师长张雪中,黄埔1期时用名张达)、第95师(师长罗奇,黄埔1期)、第103师(师长何绍周,黄埔1期)、第110师(师长吴绍周,黄埔高教班5期)、第121师(师长牟廷芳,黄埔1期)、第185师(师长方天,黄埔2期),第190师(师长梁华盛,黄埔1期时用名梁文琰)、第195师(师长梁恺,黄埔1期)、预6师(师长吉章简,黄埔2期)等。计有10多个军的军长、30多个师的师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1938年8月至10月间,中国军队第9战区第1兵团在总司令薛岳的指挥下,在南浔线上的德安县磨溪乡万家岭一带,一举歼灭日军第106师团等部共17700余人,俘虏100余人,取得了万家岭大捷。此战中的主力部队第74军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黄埔3期)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全面抗战8年内所有国民革命军针对日军的重大战役,毙伤日军无数,屡挫日军精锐,在此又创造了全国闻名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被誉为抗日铁军。担任团长的张灵甫(黄埔4期)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军数以千计,对取得万家岭大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兵团作战科长赵自立(黄埔6期)曾赋诗叙其战况,诗云:“万牯一声呜,千岳伏尸盈。战骨雨淋白,素花血溅红。马陵庞子难逃命,华容阿瞒幸得生。”

  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会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汉会战中气壮山河的光辉亮点,更是抗战中唯一几乎全歼日本整个师团的战役。此役,中国军队所表现出的组织严密、机动灵活以及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大大震惊了日军上下、朝野内外和国际社会。而日军第106师团被歼灭70%以上,几遭灭顶之灾,在日本陆军历史上也从未有过。此役,曾被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誉为“南浔以西的伟大胜利”。一代名将叶挺如此评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永垂不朽。”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万家岭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四大会战”之一,是抗战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在抗战中黄埔将领指挥的著名战役有哪些?

  (九)南昌会战

  1939年初,中日两军围绕守卫与攻占南昌城在赣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争夺战。3月至5月,日军5个师团12万人从赣北进犯南昌,攻势极为猛烈。赣北属于第9战区,中国守军为本战区所属的4个集团军10个军33个师,计20万人。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罗卓英以战区前敌总司令的名义负总责,是中国军队的总指挥。

  此役中,黄埔军人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黄埔1期教官)、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黄埔昆明分校总队长;代总司令高荫槐,黄埔昆明分校副总队长; 参谋长赵锦雯,黄埔官佐)、第30集团军(参谋长宋相成,黄埔官佐);第8军(军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58军(军长孙渡,黄埔昆明分校16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第79军(军长夏楚中,黄埔1期,时用名夏楚钟);第3师(师长赵锡田,黄埔4期)、第26师(师长刘雨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57师(师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第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76师(师长王凌云,军校高教班3期)、第77师(师长柳际明,黄埔教官)、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3期)、第98师(师长王甲本,黄埔高教班3期)、第118师(师长王严,黄埔3期)、第141师(师长唐永良,黄埔教官)、第179师(师长丁炳权,黄埔1期)、新16师(师长吴守权,黄埔6期)、预9师(师长张言传,黄埔2期)、预10师(师长方先觉,黄埔3期)等。

  这次会战,从3月17日开始到5月9日结束,中国军队奋勇抵抗,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51328人,仍没有守住南昌。但此役给予日军重大杀伤,毙伤日军24000余人,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使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军事当局认识到: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重创中国军队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在广袤的国土上继续进行抗战,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此役在抗战史上被认为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交锋,既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系列会战的前奏,为以后中国军队会战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十)长沙会战

  武汉会战和南昌会战,最终虽然以武汉、南昌失守结束,但中国军队的正面抵抗,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第11集团军调兵遣将,集中步兵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中国军队第9战区主力。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日军先后3次进犯湖南长沙地区,每次使用兵力约12万人。中国军队参战部队为14个军,发起大会战,共歼敌13余万人。

  在3次长沙会战中,任职军长、师长指挥部队作战的黄埔军人有:李玉堂(黄埔1期)、夏楚中(黄埔1期,时用名夏楚钟)、张耀明(黄埔1期)、关麟徵(黄埔1期)、陈沛(黄埔1期)、罗奇(黄埔1期)、覃异之(黄埔3期区队长)、王耀武(黄埔3期)、傅仲芳(黄埔高教班4期)、古鼎华(黄埔4期入伍生队长)、郭汝瑰(黄埔5期)等。

  第一次会战时,战场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展开。黄埔军人关麟徵、张耀明、陈沛、罗奇、覃异之等率部集中在湘北作战,首先取得了湘北大捷。

  日军的3次进攻长沙,均被中国军队击退到原阵地。

  (十一)桂南会战及昆仑关大捷

  1939年年底,日军发动桂南作战,占领桂南重镇南宁和战略要地昆仑关。1940年2月,日军自南宁进犯宾阳,桂南会战首先在昆仑关打响。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完全是防御作战,而昆仑关战役是一场攻坚战,防守者是日军的王牌钢军——坂垣师团。此次会战,日军共调集4个集团军计25万人,应战日军4万余人。

  昆仑关大捷是桂南会战中的经典之战,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是杜聿明(黄埔1期)第5军的郑洞国(黄埔1期)、邱清泉(黄埔2期)、戴安澜(黄埔3期)3个师。杜聿明是中国第一个装甲兵团的团长,他任军长的第5军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独一支军级全机械化部队,所辖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第200师,号称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机械化师,师长戴安澜,参加过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会战;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德国陆军大学深造,参加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由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担任夺取昆仑关的主攻任务。郑洞国率领的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戴安澜率领的第200师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荣誉第1师正面战斗;邱清泉率领的新编第22师迂回敌后进到南宁以北,以截断昆仑关之敌。经过反复争夺血战,中国军队夺回昆仑关,以伤亡1.5万人的代价,全歼日军坂垣师团12旅团,重挫日军,大扬中国国威。戴安澜在坚守昆仑关战斗中身负重伤,战后国民政府颁授四等宝鼎勋章。

  由黄埔军人指挥参加桂南会战的中国军队还有:第2军(军长李延年,黄埔1期)、第6军(军长甘丽初,黄埔1期)、第9师(师长郑作民,黄埔1期)、第49师(师长李精一,黄埔2期)、第76师(师长王凌云,黄埔高教班3期)、第92师(师长梁汉明,黄埔1期)、第93师(师长吕国铨,黄埔2期)、第99师(师长高魁元,黄埔4期)、第118师(师长王严,黄埔3期)、预2师(师长陈明仁,黄埔1期)等。

  此期间,黄埔军校第4分校(广州分校)全体官兵奉命编组为第120军,辖2个师,参加桂南会战。出色地完成任务后,迁移到贵州独山。6月,第17期新生入伍,成立两个总队,共2629人。7月,奉命实施乙种编制。该分校申请招考海外侨胞青年子弟回国受训,专请侨务委员会及战时驻东南亚各国领事馆负责招生,计招学生254人,成立了华侨大队。1944年8月,桂林、柳州一线战局紧张,本分校奉命组织黔桂边区防守司令部,其组成由本分校优秀官佐充任,官兵沿黔桂边区各要隘地区修筑

防御工事,完成任务后转移到贵阳附近的湄潭县作为新校址。本分校两次参加抗日作战,3次迁移校址,对学生完成学业影响甚大,但这批黄埔毕业生也在抗日战火中得到了独特的实战锻炼。

  (十二)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此役,同时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20万民兵,向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敌占主要交通线开始总破击,至12月5日胜利结束。历时3个半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790人,俘日军281人,俘伪军18407人,缴获多种炮53门,多种枪5800余支,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破坏车站、桥梁、隧道共260多处,使正太路中断1个月之久。黄埔师生聂荣臻(黄埔教官)、徐向前(黄埔1期)、陈赓(黄埔1期)、倪志亮(黄埔4期)、李运昌(黄埔4期)、程子华(黄埔武汉分校6期)等参与指挥了这次战役。

  此役中,聂荣臻组织指挥了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的破袭战。同月,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与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后由邓小平担任)并肩指挥作战,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之前,徐向前还参与指挥了广阳、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徐向前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南部,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徐向前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还有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而转战平汉路中段、晋西北和冀南平原;1940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参与本师作战指挥,后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员、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李运昌在1938年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坚持冀热边游击斗争。程子华在1939年任冀中军区政委,与吕正操把当地的抗日武装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总结和推广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指挥冀中军民打破了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1943年秋,聂荣臻回延安,程子华担任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十三)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

  1941年12月,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后,美英两国和中国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结成联盟。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打通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国际交通线——中印公路,抗击日本对云南和友邻缅甸的入侵,中英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赴缅甸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开始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史学界通常把1942年1月至1945年3月缅甸防御战期间入缅援英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发动缅北反攻战役的中国驻印军、进行滇西反攻战役的中国军队,三支部队统称为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入伍,其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有1.2万余人,占参战部队军官总数的70%以上,这个比例在抗战期间历次参战部队中是最高的。排查远征军每位团级以上军官的履历,现在至少可列出125位出身于黄埔军校,还有大批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分配到营、连、排一线部队任指挥官。其中,军级将领出自黄埔军校的比例最高,占67%,黄埔1期生最多,有13人,占43%。师级指挥官出自黄埔军校的占60%,团级军官占近40%;师、团级军官多毕业于第6期,师级占31%,团级占39%。大部分毕业于步兵科,年龄多在35至45岁。

  远征军中的军级以上黄埔军人有30多位,他们是:统一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及训练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黄埔军校原战术总教官),第1路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黄埔1期),第1路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第66军军长张轸(黄埔4期战术总教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黄埔1期教官);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黄埔1期)。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还有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宋希濂(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继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20集团军总司令)、梁华盛(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何绍周(第8军军长)、钟彬(第71军军长)、陈明仁(继任第71军军长)、史宏烈(第6军军长)、甘丽初(继任第6军军长)、胡素(新编第1军副军长)。还有南京黄埔军校高教班3期生王凌云(第2军军长),黄埔2期生方天(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钟松(第2军副军长)、成刚(第11集团军参谋长),黄埔3期生张金廷(第2军副军长),黄埔4期教官叶佩高(第54军副军长);黄埔4期生阙汉骞(第54军军长)、李弥(第8军副军长)、叶佩高(第54军副军长);黄埔6期生廖耀湘(新编第6军军长)、傅亚夫(第6军参谋长)、刘廉一(第54军参谋长)、冯宗毅(第71军参谋长)、刘建章(新编第1军参谋长),黄埔武汉分校6期生魏汝霖(第20集团军参谋长),黄埔7期生欧阳春圃(第11集团军高参),黄埔长沙分校生段麓荪(新编第6军参谋长)等。

  入缅之时,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一手建立的第200师已扩充为第5军,配备炮战车59辆,枪战车55辆,各型汽车1000辆。他手下的得力战将几乎都是黄埔系出身,主要有荣誉第1师的郑洞国(黄埔1期)、第22师的廖耀湘(黄埔6期)和接任第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黄埔3期)。黄埔军校前8期学生在远征军中任师、团级指挥员的有70多人,如戴安澜、胡义宾、刘放吾、潘裕昆、顾葆裕、高吉人、陈克非、龙天武、李鸿、郑庭笈、凌则民、李涛等。戴安澜、刘放吾是其中的典型人物。1942年3月7日,黄埔3期生、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率部到达缅甸同古,协同英军作战,遭日军重兵围攻,激战12昼夜,“日军死五千,伤不胜数,遗尸遍野”。远征军最后被迫放弃同古,突围北撤,戴安澜师长和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后来在撤退途中光荣殉国。4月中旬,仁安羌方面英军情况紧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急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求援。新编第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黄埔6期生)率部驰援,激战3昼夜,击溃数倍于己之日军,成功救出被困英军、英军被俘官兵、英美传教士、记者和家眷等7500余人,史称仁安羌大捷。

  8月初,中国远征军分别撤至印度及滇西集结。从缅甸撤至印度境内的远征军,在兰姆加集中进行训练,同时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此后陆续补充兵员,空运至印度进行训练,先后成立了新1军、新6军。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经过1年多英勇顽强的连续作战,赢得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支那、八莫等战役的胜利,并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从缅甸撤至滇西的远征军,经过整编、补充和训练,于1943年4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1月中旬,中国远征军进攻于邦,展开了缅北会战。

  1944年5月11日,为了打通中印公路,这条被视为中国抗日战争“生命线、输血管”的国际援华唯一通道,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天险、翻越高黎贡山,向占据在腾冲的侵华日军发起反攻。时任第198师师长叶佩高(黄埔原军事教官)指挥所部在桥头、马面关成功奇袭日军,打开了远征军全局胜利的契机。后因这一战功,国民政府授予第198师陆海空最高集体荣誉奖“飞虎旗”。松山战役中,由于日军在此地经营时间较长,据点极为坚固,易守难攻,远征军在6月到9月的时间内,先后发动9次攻击,轮换4个师参战,最后以伤亡1万余人的高昂代价全歼守敌,其战斗之惨烈,被日军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的“玉碎之战”。战斗中,所有团长都亲率步兵冲锋,多数受伤。战后,第8军军长何绍周(黄埔1期)、荣3团团长赵发毕(黄埔9期)获青天白日勋章;由黄埔生熊绶春、陈永思、谭国铎分任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的第103师获国民政府陆海空最高集体荣誉奖“飞虎旗”。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中国正面战场第一次大反攻并获得了彻底胜利,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后方基础。这一胜利,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援物资的封锁,也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从而减轻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

  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投入中缅印战场约40万大军对日作战,伤亡近20万人。日本在中缅印战区投入兵力总计30余万人,被歼18万余人。在这场悲壮的远征作战中,大批黄埔军人为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浴血奋战,捍卫了中国军人的尊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十四)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初,日军调集7个师团约10万兵力进犯湘鄂西的常德地区,中国军队集中第6战区和第9战区的16个军43个师约21万兵力迎战。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12月20日,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计毙伤日军联队长、师团长以下4万余人(毙1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

  参加此役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师级以上指挥官有40余人,所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黄埔1期)、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黄埔1期)、兵团(司令兼第74军军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10军(军长方先觉,黄埔3期)、第18军(军长罗广文,黄埔教官)、第30军(军长池峰城,黄埔高教班2期)、第44军(军长王泽浚,黄埔高教班6期)、第59军(军长刘振三,黄埔高教班2期)、第66军(军长方靖,黄埔潮州分校2期)、第75军(军长柳际明,黄埔教官)、第79军(军长王甲本,黄埔高教班3期)、第86军(军长朱鼎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99军(军长梁汉明,黄埔1期)、第100军(军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第3师(师长周庆祥,黄埔4期)、第5师(师长李则芬,黄埔5期)、第11师(师长胡琏,黄埔4期)、第18师(师长覃道善,黄埔4期)、第51师(师长周志道,黄埔4期)、第57师(师长余程万,黄埔1期)、第58师(师长张灵甫,黄埔4期)、第63师(师长赵锡田,黄埔4期)、第77师(师长郭汝瑰,黄埔5期,代师长韩浚,黄埔1期)、第92师(师长艾叆,黄埔4期)、第98师(师长向敏思,黄埔4期)、第121师(师长戴之奇,黄埔潮州分校2期)、第185师(代师长李仲辛,黄埔6期)、第190师(师长朱岳,黄埔3期)、第194师(师长龚传文,黄埔高教班3期)、第199师(师长周天健)、暂5师(师长彭士量,黄埔4期,阵亡)、暂6师(师长赵季平,黄埔4期)、暂7师(师长王作华,黄埔2期)、暂35师(师长劳冠英,黄埔5期)、暂54师(师长饶少伟,黄埔6期)、预10师(师长孙明瑾,黄埔6期)等。

  第74军第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长达15天之久,最后仅剩200余人还能战斗。师长余程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七十四军万岁!”本师第169团团长柴意新(黄埔3期)在全团仅剩12人、弹药告罄时,仍临危受命率部掩护师长等突围,壮烈牺牲。余程万师长率部200余人突围,最后仅剩83人。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3位师长和叶迪、柴新意2位团长及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生牺牲。翌年9月8日,国民政府追赠柴意新为陆军中将,以表彰其抗战功绩。

  常德保卫战以酷烈、惨胜而著名于抗战史。战后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目睹常德战场废墟景象,写道:“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口的城里寻一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难乎其难。”此役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会战之一,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有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

  (十五)东北抗日联军作战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地区顽强地坚持了多年的艰苦卓绝武装斗争。在东北抗联中,包括东北中共地下党军事领导人,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军人现统计有16人:

  杨林,原名金勋,化名毕士悌、杨宁,朝鲜族。1924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6期炮兵科毕业后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第3期上尉队长,参加东征。任叶挺独立团第3营营长时,参加北伐。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任东满特委军事部长;1931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此时改名杨林),创立“磐石工农义勇军”(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前身)。1932年7月,到江西中央苏区任红1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干部团参谋长。长征结束后,任红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1936年2月,在开赴抗日前线的东渡黄河战役中牺牲。

  崔庸健,朝鲜族。1923年,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25年5月至1927年11月,任黄埔军校教官、第5期区队长,参加东征。黄埔时期用名“崔秋海”。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由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地区,时用化名金志刚,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3年4月,成立饶河工农义勇军,时用化名崔石泉,历任队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抗联第7军军长、第2路军总参谋长、野营教导旅参谋长、中共东北党委书记。1945年,回朝鲜任保安局局长,后任朝鲜人民共和国次帅、共和国副主席、最高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1976年,病逝于平壤。

  赵尚志,化名李育才。1925年冬,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1926年5月,因对蒋介石策动的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不满,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要求,回到哈尔滨市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3军军长、第2路军副总指挥等职。1942年2月,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毕业。1927年9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领导哈尔滨市电车工人罢工运动。曾任中共珠河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东北抗联第3军第2团政委等职。1935年11月,在对日作战中负伤被俘;1936年8月,在珠河英勇就义。

  李秋岳,杨林夫人。原名金锦珠,别名张一志、柳明玉,朝鲜族。1926年3月,在广州曾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宣传队、平定滇桂军叛乱等军事斗争。1927年6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毕业。后随杨林到东北地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妇女部部长、珠河中心县委铁北区委书记、通河特别支部书记等职。与黄埔同学赵一曼同为珠河抗日游击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成为东北游击区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李黑子”,与赵一曼并称为“黑白二李”。1935年,在通河县被捕,后被日军杀害。

  潘庆由,原名李起东,化名潘向允、老潘,朝鲜族。东北抗联创建者之一。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局组织部长等职。1933年,在珲春县牺牲。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提及对他早期革命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有3位,其中之一就是鼓励他树立朝鲜人“主体意识”的潘庆由,书中写道:“在我的抗日革命历程中,像见到潘省委时那样,就朝鲜革命的命运和路线问题坦诚、认真、热烈而又深入地进行讨论的,恐怕只有这一次。潘省委对于革命,是个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理论家……自从见到了潘省委以后,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进行革命斗争,既要有实践家、也必须有能够引导和驾驭实践的理论家。”当年43岁的潘庆由鼓励刚刚20岁出头的金日成,“希望你做一个朝鲜的胡志明”,这话在10余年后变成了现实。

  李仁根,别名张秋,朝鲜族。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曾任汤原游击总队参谋长等职,1935年,因“民生团”事件被错误杀害。

  李成林,原名金东植,化名金大伦、孙靖海,朝鲜族。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东北抗日救国军宣传部部长、黑龙江省密山县委宣传部长、勃利县委书记等职。1936年6月,在勃利县对日作战中牺牲。

  曹基锡,又名曹永勋,朝鲜族。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期别待考),毕业后回东北地区组织抗日军事斗争,曾任中共延吉区委员会书记等职。1932年,在延吉县被日本军警杀害。

  申春,又名梁道益,朝鲜族。1927年,加入朝鲜共产党,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曾随黄埔军校特务营第2连参加广州起义。后回到东北地区,组织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建立抗日游击队,任总指挥。后任中共延吉县委军事部长、珲春县委军事部长等职。1934年被捕,后在延吉监狱被日本军警杀害。

  张适,原名张来顺,字适斋,曾用名张弓、张有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毕业。参加广州起义,任营党代表。1930年,到东北地区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委员、满洲省委巡视员、绥化县四方台特别支部书记、北满抗日义勇军参谋长、奉天(今沈阳)特委书记、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1946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哈尔滨;1957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宋国瑞,原名宋振邦,号祥斋,又名宋琦,化名宋士宣、王任恒、任怀良、王敏。1926年,入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习;1927年6月,毕业后回山东省,历任中共高密县执行委员、县委书记。1929年,调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巡视员、东满军委书记、北满特委书记。1933年,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

  朴勋,朝鲜族,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曾参加广州起义。后回东北地区,参加抗联军事领导组织工作。1932年,参加创建汪清地区游击队的工作。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称朴勋为“军事顾问、教官”,任职及其后情况不详。

  陈公木,朝鲜族。1918年,朝鲜釜山商业学校毕业。次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辗转来到中国。1923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考入上海惠灵英语专门学校;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6期,后转至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7月,赴吉林磐石县任中国朝鲜人同盟庶务部长。后任朝共满洲总局组织部长、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安图县委书记、延吉县委书记。1931年4月,在延吉县被捕,押往朝鲜汉城监狱。1935年,在狱中牺牲。

  李向之,原名李世荣,别名李一民、李玉名、魏有才。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后考入上海法学院。1932年,到东北地区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6年,任东北特别支部书记,后任平西“东北抗日游击总队”第2路军政委、第1游击总队政委、联合县长等职。1958年,任吉林民革副主席、省民政厅副厅长等职。1976年病逝。

  全光,又名吴成伦,朝鲜族,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1941年,投敌叛变,同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八路军处决。

  (十六)豫湘桂会战

  日本称之为“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是日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的大规模攻势。此役分为三个阶段:攻守河南中部的豫中会战(含豫南平原作战)、攻守长沙的长衡会战(又称衡阳保卫战)、攻守桂林与柳州的桂柳会战。日军投入41万士兵、800辆战车、近7万匹战马,在纵深2400公里的战线上发动攻击。此役是抗战以来日军动员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为104个师,也是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大会战,并且损失惨重。

  此役中,黄埔军人指挥的部队有7个集团军(兵团)、20多个军、30多个师。

  集团军(兵团):第8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黄埔1期)、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黄埔1期)、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黄埔1期)、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黄埔1期)、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黄埔1期)、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黄埔1期)、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黄埔1期);独立兵团(总司令刘戡,黄埔1期)等。

  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黄埔3期)、第13军(军长石觉,黄埔3期时用名石世伟)、第14军(前军长张际鹏,黄埔1期)、第27军(军长周士冕,黄埔1期)、第29军(前军长马励武,黄埔1期)、第29军(后军长孙元良,黄埔1期)、第37军(军长罗奇,黄埔1期)、第38军(军长张耀明,黄埔1期)、第57军(军长刘安祺,黄埔3期)、第62军(军长黄涛,黄埔6期)、第78军(军长赖汝雄,黄埔2期)、第79军(军长王甲本,黄埔高教班3期)、第85军(军长吴绍周,黄埔高教班5期)、第89军(军长顾锡九,黄埔2期)、第93军(军长陈牧农,黄埔1期)、第97军(军长陈素农,黄埔3期)、第98军(军长刘希程,黄埔1期)、暂2军(军长沈发藻,黄埔2期)、暂4军(军长谢辅三,黄埔潮州分校1期)、骑兵第2军(军长廖运泽,黄埔1期)。

  师:第4师(师长蔡剑鸣,黄埔3期)、第17师(师长申及智,黄埔4期)、第20师(师长赵桂森,黄埔6期)、第22师(师长谭乃大,黄埔4期)、第27师(师长萧劲,黄埔6期)、第44师(师长姚秉勋,黄埔3期)、第47师(师长杨蔚,黄埔4期)、第54师(师长史松泉,黄埔6期)、第55师(师长李守正,黄埔4期)、第65师(师长李纪云,黄埔3期)、第83师(师长沈向奎,黄埔4期)、第85师(前师长王连庆,黄埔1期)、第85师(后师长陈德明,黄埔4期)、第91师(师长王铁麟,黄埔5期)、第97师(师长胡长青,黄埔4期)、第98师(师长向敏思,黄埔4期)、第109师(师长戴慕真,黄埔6期)、第110师(师长廖运周,黄埔5期)、第157师(师长李宏达,黄埔6期)、第167师(师长王隆玑,黄埔3期)、第177师(师长李振西,黄埔6期)、新29师(前师长吕公良,黄埔6期)、新29师(后师长刘汉兴,黄埔4期)、暂14师(师长李鸿慈,黄埔4期)、暂第16师(师长吴求剑,黄埔3期)、暂30师(师长洪显成,黄埔1期)、暂51师(师长史宏熹,黄埔2期)、预3师(师长陈鞠旅,黄埔5期)、预10师(师长葛先才,黄埔6期)、预11师(师长赵琳,黄埔3期)、炮兵指挥部(总指挥彭孟缉,黄埔5期)等。

  仅就师级主官看,由黄埔毕业生担任师长的主力师数量占本次会战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而由黄埔毕业生担任军事主官的连、排级部队则占到了部队官佐的70%以上。从这次会战中黄埔指挥官在战场上所占比例的一个侧面,可看到在整个抗日正面战场上黄埔指挥官所占的比例也大致如此。

  此役中的衡阳保卫战,从6月22日开始到8月7日为止,中国参战部队共有13个军,由黄埔军人任军长的就有12个军。第10军坚守城池47天,为抗战以来固守时间最长的一次守城战。这次作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中国军队伤亡9万余人,日军伤亡6.6万余人,其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中将和其参谋长原真三郎以及志摩原吉旅团长被击毙。

  本次会战的8个月中,日军总计伤亡30余万人(亡2.4万人)。中国军队总计伤亡50余万人,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中国军队由于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兵源不继,面临的情况颇为危急。蒋介石命令成都黄埔本校和各地分校做好准备,决定以即将毕业的第19期学生为排长,把军校毕业生编为两个师,并令经理处准备3个月的粮秣,准备打游击战。1945年4月初,在全国反攻日军前夕,因前线急需干部,第19期学生多次奉命提前结业,将全部课程提前考试完毕,准备随时离校,开往抗日前线。为配合抗战总反攻,适应抗日前线军官补充的要求,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决定第19期所有学生提前毕业,奔赴抗日战场。

  (十七)龙虎关大捷

  此役是豫湘桂会战之衡阳保卫战的外围重要作战。1944年5月15日,黄埔军校第6分校奉军训部命令,开赴龙虎关对日作战。本分校主任甘丽初(黄埔1期)集合全校师生作战备动员报告,宣布参加著名的龙虎关战役。黄埔师生成建制地整体开上前线直接对日作战,唯有这一次,成为黄埔军校史上独特的抗日壮举。

  龙虎关位于湖南与广西两省交界处,是保卫广西的第一道防线。5月18日晨,本分校师生兵分两路出发:一路以第11总队第7、第8队为主,途经临桂、大墟;另一路以第9、第10队及练习营为主,途经良丰、白沙、阳朔。21日,两路师生同时进抵总指挥部所在地恭城,甘丽初任总指挥官,教育处长张广君任参谋长,教育处教官大部分安排为作战参谋、联络参谋,一部分派作情报、后勤补给、军需等工作。学校军医处改作野战医院。本分校第19期第11总队回民大队的学生,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即投入此役,与众将士一起共同阻击上万日军的进攻,写下了回族黄埔学生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军校第6分校专设有回民大队,号召回族青年报考入学,学生信仰伊斯兰教,深受《古兰经》和穆圣“侵略者必败,杀人者必遭被杀”的教导,在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本分校师生在龙虎关战役中激战至6月22日凌晨,奉命转移,将剩余枪支弹药和部分军需补给运抵龙围山区,留下练习营部分官兵配合当地民兵组建游击队,建立敌后根据地;分校学生队师生途经恭城、莲花、二塘,向平乐进发,将该地区防务移交第4战区张发奎部。

  时《广西日报》《扫荡报》《云南日报》等,均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龙虎关大捷”的消息称:“侵犯龙虎关的日寇遭到我军校师生英勇阻击,3天共歼灭敌人300余人。”

  (十八)湘西会战

  又称雪峰山战役、雪峰山大捷、芷江作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1945年初,日军在印缅战场、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处于强弩之末,但侵华日军仍作垂死挣扎。4月9日,日军调集8万兵力向湘西进犯,中国军队在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下与敌鏖战两个月。双方参战总兵力共28万余人(日军5个师团,中国军队9个军26个师),战线长达200余公里。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主战场,选择在了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6月7日,此役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日军伤亡2.7万人,中国军队伤亡2.66万人。此役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再发动攻势,不过数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黄埔军人在此役中指挥的部队有: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黄埔1期),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黄埔1期),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黄埔1期),第18军(军长胡琏,黄埔4期),指挥第11师(师长杨伯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第18师(师长覃道善,黄埔4期)、第118师(师长戴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第73军(军长韩浚,黄埔1期),该军指挥第15师、第77师(师长唐生海,黄埔3期)、第193师(师长萧重光,黄埔6期)。第74军(军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指挥第51师、第57师(师长李琰,黄埔高教班5期)、第58师(师长蔡仁杰,黄埔5期)、暂6师(师长赵季平,黄埔4期)、第196师(师长曹玉珩,黄埔4期,时用名曹森)。第94军(军长牟廷芳,黄埔1期),该军指挥第5师(师长李则芬,黄埔5期)、第43师、第121师(师长朱敬民,黄埔6期)。第100军(军长李天霞,黄埔3期,时用名李耀宗),指挥第19师(师长杨荫,黄埔4期)、第51师(师长周志道,黄埔4期)、第63师、第86军第13师(师长靳力三,黄埔4期,时用名靳希尚)。新6军(军长廖耀湘,黄埔6期),该军指挥第14师(师长龙天武,黄埔4期),新22师(师长李涛,黄埔6期)、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廖耀湘兼)等。

  由以上各级指挥官履历,可看到黄埔第1期毕业生在抗战末期已升任集团军、军职,黄埔前6期毕业生已经多任师职指挥官。黄埔前14期毕业生多任营、团职军官,前19期毕业生多任排、连职军官。在14年的长期抗战中,黄埔军校师生主要分布在中央军和一些依附于中央军的部队中。

  除以上所述历次作战外,中国军队在全国各地还进行了一系列会战。黄埔军校师生比较集中地参与指挥的著名会战主要还有:1940年5月至6月的枣宜会战,1941年5月的中条山(晋南)会战,1942年5月至8月的浙赣会战,1943年5月至6月的鄂西会战等。随枣会战、上高会战、抗战末期的局部反攻等,也多有黄埔军人参与指挥。黄埔军人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几乎是无役不予,并且战绩颇佳。如较为突出的黄埔军人是第3期毕业生王耀武,他在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1941年率第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2次、第3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5年指挥了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

  1945年9月9日9时,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签署向中国投降书,中国接受投降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经20分钟完成。日军投降书共9条,由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签署。签字地址即在黄埔军校原南京本校的大礼堂内。“九”为数之极,在华夏文化中有着特别的意义,黄埔军校内的“三九”之月之日之时,成为中国人民“光荣与胜利”的喜庆时刻。

  那个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1939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4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196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20周年之际,日军退役中将吉田在东京发表文章说:“中日之战,日军之败是由于统帅部对中国20余万受过黄埔教育之军官的英勇爱国力量,未有足够的估价。”昔日战场上日军将领,对黄埔军人有着客观的认识和比较中肯的评价。

  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黄埔军人担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大任,挺起了中国军队抗战的脊梁。一部中国抗战史,黄埔将领这个群体的英名处于显赫位置,成为支撑这场空前惨烈的持久战的重要基本军事力量。“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次战役,无不洒有黄埔将士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留下黄埔将士的骨。抗战中牺牲的黄埔英烈,将在本刊下期再作专题叙述。黄埔将士抗战意志之坚定,战斗士气之高昂,令人敬佩。他们的英勇悲壮,铸就了黄埔军魂,唱响了气壮河山的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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