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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日期:2016-05-04 14:53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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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校的建立并非偶然,它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以武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体现,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黄埔军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寄予希望,并携手通力合作,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军校创建的历程说明,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1)国共两党通力协作筹办军校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联合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是孙中山创建革命军的最初认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的国情、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况且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不具备自己创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的条件,只能是协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

  统观黄埔军校创办时期的历史资料,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创办军校的全过程。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在黄埔军校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中给予孙中山坚决的支持: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处于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又称“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苏时,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为建立军校出谋划策。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和孙中山在桂林桂王府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三点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特别是要与农民、劳工大众实行大联合;二是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是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十分赞同,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一方面他正在进行北伐,幻想利用两广军阀打败北洋军阀;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还没有下定合作的决心。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使孙中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到达上海时,多次与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商谈,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派人帮助。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李大钊、林伯渠等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8月,苏联特使越飞来华,先后与孙中山、廖仲恺举行多次会谈,并进一步商讨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最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当孙中山由上海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他的思想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总结和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军校和革命军队的决心,做出了先创办军校的重大决策,准备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1922年最后的几个冬日里,孙中山接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加快了他“联共”的步伐。

  1923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与苏联正式建立了联盟关系,开始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行动。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这两个“联合”,是孙中山先生毕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择,也决定了黄埔军校容纳百川湖海、汇聚天下英才的时代先进性。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帜是“红色”,还是“蓝色”,甚至于“灰色”等别的颜色,只要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这个“金色”大业,我都可以与你联合。别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这也不禁让当代人联想起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的“猫论”。

  1923年2月,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特别邀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的初步设想,确定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问题。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人参与了研究,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孙中山在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宗山(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大礼堂(钟楼)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也就是这次代表大会上,宣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通过了这一提案。这是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终于在充满艰辛的荆棘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2)国共两党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

  国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军校的筹建。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李济深(邓演达代)、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

  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教育目标是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为此,国共两党对军校工作都极为重视,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并同意中共派优秀党员到黄埔军校来担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欢迎一批共产党人进校任政治教官或秘书等职,以保证黄埔建军的高政治素质。校长蒋介石提出军校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在办校前期尚能与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对在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也给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对军校工作尽心尽职。

  中共中央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入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黄埔军校的政工干部基本上都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他们承担负责组织军校政治教育课,并开展得相当成功。在短暂的3年中,有5位中国共产党人出任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专职分工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育。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季方任政治部副官,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先后任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他们为军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和熊雄先后开创完善的政治工作,使军校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博学多才,风华正茂,专职政治教官大部分是法、苏、德、日的留学生,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曾获得博士学位,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的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理论家。如恽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树德、李合林、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安体诚、阳翰笙等任过政治教官;还有金佛庄、严凤仪、郜子举、郭俊等人,或任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或任学生队长、区队长等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理论家、活动家都曾来军校演讲授课,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彭湃、罗绮园、李求实、吴玉章等。

  军校政治教育以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对不同党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其中以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教育为主。军校训令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政治课目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苏联研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社会科学概论等26门课。军校门口有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这充分体现了黄埔军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军校重在政治建军。

  (3)共产党人身份的学员在军校初期占有很大比重

  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注意培训革命军事干部的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中共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在建校初及各期招生之前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认真选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报考”,“迅速多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优秀青年报考军校,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各地万勿忽视”(《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70、7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推动了共产党人和优秀分子纷纷前来军校任教和学习。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1924年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北京、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党区委,分别遴选和介绍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第一期录取生中的共产党员约占学员总数的1/8。

  周恩来在回忆黄埔岁月时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116页,人民出版社,1980)据统计,黄埔第一期时,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有103人,其中学员88人,教职员15人。以后各期,共产党员师生人数又有增加。这批共产党员,在当时即是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物,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炼,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员所占师生比例从刚建校时的十分之一,到三年后“军校分共”时发展到五分之一,在武汉分校中所占比例更大。中共中央在1926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军校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共产党人在军队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里的工作是既热情又慎重的,他们顾及到基本群众的政治情绪。尼古拉·捷列沙托夫爱说:‘一个幽灵在黄埔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15~1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军校前六期毕业生的大多数人后来皆从事军队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分别成为两党军队的核心领导人物。

  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对军校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建立有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全国曾拥有2万多名会员。在宣传上有“血花剧社”及多种革命刊物,其领导人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如《士兵之友》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总编胡秉铎,《中国军人》主笔蒋先云,《黄埔日刊》主编安体诚等。他们有组织、有领导、有策略地顽强地坚持了军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竭尽了全力,使黄埔军校在短时间内就办成了闻名于世的名校,“到黄埔去”的口号在当时风靡全国。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型军校。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蒋介石也承认:“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校。”(《蒋介石先生再论联俄》,载《政治周报》第5期)毛泽东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页,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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