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建校筹备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座新型军校。它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由政党组建的新式军校，也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军校。那时，正值国民革命政府初创时期，各政党、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严重，军事、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由此也可想象经济状况异常艰难。这些困难，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就显露出来，几乎陷军校筹备工作于夭折。但是，军校创办工作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共产党人的积极合作下，终于成功完成了军校从筹备到开学的艰辛开拓工作。

　　（1）军校筹备处从居无定所到安营扎寨

　　办军校，除师资力量等条件外，选择和确定校址是头等大事，尤其是军校不同于一般学校，对校园地点和规模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当初，校址虽然拟定在广州市东郊的黄埔岛，但开始筹建黄埔军校时的办公地点，却并不在黄埔岛。那时，黄埔岛上虽然有几处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是败瓦颓垣，且由于远离市区，水陆交通皆艰难，不便到岛上办公。

　　1924年1月，黄埔军校筹备处在开始工作后的近半个月里，根本没有固定地方可安置办公室。孙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号船停靠在江边，作为临时军校筹备处的办公地点。“大南洋”号船上的孙中山和国民政府要员为筹备军校殚精竭虑，彻夜不眠，招集教官及招生章程等许多文件都是在这艘大船上拟定并首先发出的。

　　军校筹备处漂泊于珠江上“大南洋”号船上，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船上船下地忙碌。随着招生工作的迅速进展，在船上接待外地来的师生已经显得很不方便，必须在陆地上设置地址相对固定的军校筹备处。后在多方努力下，在广州市区南堤2号（今沿江中路239号对面）寻找到一座西欧古罗马圆柱式小楼房，年租金200元白银。这座古建筑，矗立于珠江岸边，南瞰滔滔江水，后临八旗二马路，全楼高约15米，是一幢3间3层、后进2层的西式楼房，建筑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当时，这里是市区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赌馆、妓院比比皆是，几家著名的百货公司大楼林立于附近。

　　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由“大南洋”号船开始迁移南堤2号古楼。2月8日，在此正式开展筹建军校的工作。筹备处启用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从此不断出现在广州的报刊上。

　　军校筹备委员会登岸入住南堤2号古楼后，在门前挂起了筹备委员会办事处的名匾，张贴出了第1期招生公告，公开打起了创建军校的旗帜。南堤2号古楼最早卷动了黄埔军校的历史风云，自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驻节这里开始，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校同学会都曾在这里办公。因此，这里又被称作是黄埔军校的祖宗之圣地。

　　南堤2号古楼2楼中间会议室的会议，在广州早春的和风中一个接着一个地开，晚间楼内灯火通明。在筹备会开张初期，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后由廖仲恺代行其责。参加会议的除大元帅府任命的原大本营高级参谋王伯龄、原粤军第8师师长兼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原粤军西江讲武堂总教练林振雄以及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6名正式委员外，还有经王伯龄刚从粤军第6旅邀请来的原参谋长叶剑英、粤军骁将邓演达以及营长严重、原保定军校炮兵队长钱大钧、建国粤军军部参议刘峙、原东路讨贼军总部副官顾祝同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决定有关军校开办事宜，实施各项创校工作的进行。

　　这一时期，由筹委会委员长主席讨论决议的各种工作繁多，初步安排的主要工作有8项：订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招考学员，审查员生资格，决定第1期学员教练计划，决定全校员生须加入本党，决定服装、教材书籍之样式种类及购置办法。在筹备军校体制过程中，初定设立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个部，由各筹备委员暂行分工主管。先期各级办事人员则从各军军事学校在职人员中选拔，经严格挑选后再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并规定全校员生必须加入国民党。

　　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干部为目的，所以筹备处先期特别注意各级官长的人选，以作为学员的楷模。筹委会规定，凡是由各方举荐的人员，先填写履历表，再经过详细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对各方举荐人员严格考察。各学员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则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毕业生中挑选。筹委会负责人在对下级干部考试中讲话，赞扬他们来校为党牺牲的决心，要求本校教职员必须明了党纪、军纪及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建校筹备工作至4月1日基本结束。

　　筹备处自2月8日到南堤2号古楼办公，至5月9日本校开课，军校办事机构在黄埔岛正式开张，南堤筹委会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筹委会在南堤历时3个多月，共开筹备会议32次。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筹委会仅工作了很短的时间，许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恺负责筹划的。

　　（2）校长的难产和难缠的校长

　　筹备军校的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校长的人选。本来军校校长是由孙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原因，不适宜做具体的校务工作，于是最初决定让程潜担任校长一职，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谁知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孙中山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本来原由孙中山任校长，蒋介石无话可说，但当孙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长之职时，蒋介石则对校长一职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惯用手段。

　　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同意，就宣布军校不办了，并擅自发给教职员离职津贴，企图解散筹委会。他写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便不辞而别。孙中山与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廖仲恺当即对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蒋介石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蒋介石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孙中山后又电催蒋介石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恺也电催蒋介石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3月14日，蒋介石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对蒋介石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切实作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蒋介石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蒋介石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然而，蒋介石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蒋介石回校，并说明如果蒋介石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4月21日，蒋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这才重返广州。

　　蒋介石不顾大局，闹个人意见，孙中山欲想换人，但权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想出了一个妥协而又明智的巧妙办法：决定让出校长一职给蒋介石，另设军校总理一职由自己亲任，仍位驾于校长之上，并设校党代表由廖仲恺担任，以制约校长。5月2日，签署了“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任命；5月9日，签署了“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任命。

　　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是由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历史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苏俄，造成了先入为主、舍其无人的态势，从而迫使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3）军校师生几乎断炊，廖仲恺四处奔波筹措经费

　　经费问题是军校筹建时期遇到的大问题。

　　当时的广东还没有统一，新建立的广东革命政府有其名无其实，尤其在财政上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底。广东虽然是一个很富庶的省份，可就是在这样的省份，军校筹备费的开支却得不到保证。那时，广东革命政府地处广州一隅，陈炯明残部盘踞惠州，邓本殷军阀霸占南路，广州地区则有滇桂军阀掣肘。这些军阀横征暴敛还截留税款，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经济十分困难。经费没有来源，黄埔军校的筹建和运作总是捉襟见肘，筹款难以为继，甚至连工作人员的一日三餐伙食都不能保障。

　　廖仲恺作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受孙中山的委托，一直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多方为军校筹措经费。廖仲恺虽然身兼党政要职，是国民党的绝对核心人物，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黄埔军校开始筹备，他就极力运筹。在蒋介石不辞而别离开广州后，廖仲恺只好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在校务筹备会上，廖仲恺向全体人员提出要求，他说：“创办本党军官学校，近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一致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各项政策。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到了，军官学校的筹办，将是涌于潮头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已经提请两党同志回去后在全国各地为本校招生。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优秀的、忠实于本党主义的人才集合到本党的旗帜下。现在，这里各项筹备工作要抓紧，加快落实。南堤2号，现已经成了全国关注的中心，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廖仲恺是著名的革命家，正气凛然，可是为了解决军校开办经费，提供师生们衣食住行所需款项，不能断炊，他只好与滇桂军阀周旋，蒙受委屈，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经常求助于当地军阀，甚至常常要在夜里到滇系军阀杨希闵的鸦片床前耐心做工作，等他签字，然后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领到解决师生吃饭问题的款项，连夜送到军校。

　　有一天，廖仲恺忙到凌晨4点才回家，夫人何香凝不免有些意见。廖仲恺含泪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抽完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不然黄埔师生再过两天便无米食了！”堂堂国民党大员就为了黄埔军校真的是忍辱负重，连尊严都放弃了。如果款项不够，廖仲恺还拿出自家积蓄，实在不行了甚至四处借贷。但只要军校经费告急，他却总是说：“经费由我负责，你们一心搞好学习和训练就行了”。

　　蒋介石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回到广州后对筹委会的工作有意见，他在筹措办校经费上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

　　廖仲恺之于黄埔，一如黄埔之于其学子。廖仲恺在大会上对黄埔第1期学员讲，这几天大家能够开饭，是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饰拿去抵押，才能在东堤粮店买到数百担大米。何香凝的一颗钻石戒指值数万元，所以抵押后能买数百担大米。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记载说：“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1期学生500多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教育器材是不够的，武器弹药是不够的，马是没有的。这还不讲，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没有了，今天就会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

　　为了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廖仲恺经常到军校亲自任课、讲演。他语重心长地向学员们讲述进军校学习不是为了做官的道理，说：“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如果为国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员，纵使毕业出去，当了一个司令、军长，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了么？穿了一身军装。拿了一把指挥刀，就算革命成功了么？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廖仲恺先生不仅是这样教育学员，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为办好军校，不辞劳苦，做了许多工作。

　　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的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