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风云（五）

                                      第九章  不准跨党  黄埔生分道扬镳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挫败国民党左派及苏联顾问，达到“一箭三雕”目的。孙中山麾下“三杰”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出走，汪精卫不得不远赴法国就医，蒋自然成为继承人。他靠黄埔起家，军权在握，党内地位远远高于西山会议派那些老朽。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蒋介石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一系列“整理党务案”。所谓“整理党务”乃是蓄谋已久的分裂活动。早在4月3日，他就提出《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要求军队中共产主义分子暂时退出，规定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其余各种组织一律取消。黄埔军校于4月7日发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本校为造就革命军人之机关，所有全体官生，应如何努力研究学术，接受党训，始能期思想行动之一致。近查校内各官生于本校特别党部所属组织外，尚有其他组织。实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自本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犯，一经查出，实行严重究办，以维纪律。着各级官长严行告诫，饬所属一体知照遵行，此令。”

黄埔军校两大团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相继宣布解散。4月8日，蒋介石向军校师生演讲，提出军队中“清党”问题，军校实行党籍登记甄别，学生不准跨党，党代表要由国民党员担任，共产党员在第一军中任党代表的统统调回政治训练部再训练。4月10日，已公开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最先声明退出国民党，然后离校。周恩来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当时退出共产党的有37人，有李默庵、曾扩情、郑洞国等。侯镜如、宋希濂刚加入共产党，身份未公开，仍留第一军工作，以后他们自动脱党，另当别论。

蒋介石清楚，苏联顾问要利用鲍罗廷回国述职继续支援枪炮，中共不能赶尽杀绝，北伐要借助他们的力量。但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蒋感到军队元气大伤。熊雄、鲁易、聂荣臻、金佛庄、肖楚女、恽代英、成仿吾、高语罕、王逸常、杨其纲、陈赓、周士第等离去。他一再强调，只要脱离共产党，仍可留下来工作，一视同仁，重用如常。“清党”前，蒋介石要曾扩情做陈赓的工作，并给陈赓一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说：“校长没有忘记你，只是希望你脱离共产党，跟他走。”陈赓声明：“我曾经是一个跨党分子，现在声明，本人也是一个主义，即共产主义，一个党，即共产党，”说得曾扩情无地自容。

蒋对周恩来特别佩服，总是和颜悦色，非常礼貌，他曾单独邀请周长谈，认浙江同乡，请他任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培训第一军中撤出的近300名中共党员，这个班结束后还要重用他。1926年5月29日训练班开学，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苏兆征等先后授课。这批共产党员经过三个月学习，结业后大部分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工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骨干。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以上，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出，共产党给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过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由于中共领导层妥协让步，原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的刘芬、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强（林伯渠）均辞职，接着外交部长彭泽民、中央执委秘书杨匏安也被解职。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返回广州后，与中共中央商讨如何面对国民党这一企图限制和削弱中共的严峻问题。可是大家意见不一致，讨论一星期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要大家签字表示接受。人们都感到鲍罗廷右得出奇，蒋介石利用局势向右转对他施压，一再声称解聘季山嘉属个别人问题，不影响国民党对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撤出是为减少国共两党之间磨擦，更好地亲密合作，共同北伐。同时他一再表示奉行总理遗志，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苏联军火运到广州后，蒋介石联俄的调子唱得更高了，说要与共产国际联络，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周恩来要求拔给中共5000支步枪，以便武装工农配合北伐，鲍罗廷拒绝，并说：“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意旨。中共命中注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

蒋介石玩弄两面派手法，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既排斥了共产党，又赢得了国民党右派的赞许，连顽固的西山会议派分子也致电祝贺蒋“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但“祛恶必须彻底”，还应继续清理党籍，勖勉他“努力为之”。蒋认为公开反共时机尚未成熟，还要国共合作，要和共产党周旋，加强团结，完成北伐任务，对国民党右派元老谢持、邹鲁等的吹捧表示冷淡。《整理党务案》出笼后，蒋介石已将党权、军权初步抓到手，出任了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并兼任新设立的军人部部长。而他的盟兄张人杰被推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以代替不辞而别的汪精卫，谭延闿被推上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位置。谭上任后，于4月16日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7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主席张人杰因足疾辞职，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主席。按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接受总司令的指挥。这样，不到5年功夫，蒋介石就荣升北伐军总司令，垄断了国民党、北伐军、国民政府的所有大权，他代替了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整理党务案》实施后，国共两党逐渐拉开距离，蒋介石虽然口头上高喊“国共继续合作”，但内心深处早已将共产党当作异己分子看待。他“清党”的目的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为今后一党专政铺平道路。他已完全背离孙中山遗训。但北伐在即，须充分利用共产党员中的精英分子，为此他于1926年4月14日发表的《忠告军校同学书》中，再一次希望共产党内的黄埔师生重归他麾下：“吾惟望吾离队之同学，不再诬蔑总理之人格，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一本亲爱精诚之校训，不宿怨，不寻仇，不灰心，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诚，捐弃前嫌，续欢同学。人非木石，谁能无感？吾知军中同学必能坦怀释，恢复旧谊，终有共同努力于革命战线之一日也。”

蒋介石认为黄埔学生都是他的“门生”，都会俯首贴耳听从“校长”指挥，企图取消各个小集团，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还想取消军队党代表制，发展黄埔嫡系，以师生关系巩固他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但“清党”使国共合作开始出现裂痕，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开始泾渭分明，分道扬镳。

第十章   誓师北伐   革命军阵营坚强

1926年至1927年间，国民革命政府在国共合作下，经过两次东征，粉碎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接着又统一广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人民迫切要求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出兵北伐，打倒盘踞在北方的奉系、皖系、直系军阀，推翻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下达北伐总动员令：“本军继承先大元帅孙中山的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义，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黄埔军校一、二、三期毕业学生全部分配到北伐各军任排、连、营长或党代表，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新生力量。四、五、六期在校学生加紧学习，毕业后也分配到各部队参加北伐。北伐军总兵力约10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白崇禧任总参谋次长兼行营参谋长，军事总顾问为苏联的加伦将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1926年11月任职），总政治部顾问苏联铁罗尼将军，前方总指挥唐生智。

广州誓师北伐的8个军领导人名单如下：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副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副党代表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党代表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副党代表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副党代表黄绍竑；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副党代表刘文岛。北伐军怎么光有副党代表而没有党代表呢？这里蒋介石有一个用人原则：凡在一个单位正、副职的任命，用国民党党员任正职，则可用共产党党员任副职，或以左派分子任副党代表，党代表则由右派骨干充任，使其互相牵制。

北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为重点，第二阶段讨伐五省联军孙传芳，再分进合击奉系军阀张作霖。当时口号叫“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形象地说明北伐军战略意图在于各个击破，有步骤地消灭。根据北伐军部署，兵分三路：西路军辖四、七、八军攻湖南，直取湖北，消灭吴佩孚部；中路军辖二、三、六军攻江西，消灭孙传芳部；东路军辖一军转进福建，向浙江进军。战略重点放在西路，蒋介石随第四军北上两湖。从兵力上看，三大军阀拥兵75万，北伐军8个军，共有兵力10万左右。敌人占明显优势。但军阀拥兵自保，各霸一方，各不相谋。苏联顾问加伦建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拥护。

1926年7月12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23条政纲，号召各阶级革命群众，要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北伐出征时，有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等随军出发，湖南省有毛泽东发动的农民协会积极参加，粤汉铁路工人、萍乡矿务局矿工组织交通修理工作队配合作战，汉阳兵工厂举行总罢工响应，所有这一切都为北伐战争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伐誓师定在1926年7月9日，但早在两个月前，北伐就拉开了序幕。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队，于5月20日从广州北上湖南，配合唐生智投入保卫湘南的战斗。独立团是由中共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约两千名官兵的部队，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曹渊、许继慎任营长，卢德铭、董朗（董仲明）、袁炎烈、胡焕文、吴兆生（吴道南）、林彪等任连长。叶挺独立团三营九连连长、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胡焕文在湖南泗汾桥被敌人排枪击中，壮烈牺牲，临终前还高喊：“同志们努力杀敌，为民众谋解放，我虽死不憾！”这是北伐战场上第一个倒下的黄埔军官。

叶挺独立团首战告捷后，第四、七、八军陆续北上，克湘潭、长沙，湖南全境战争基本结束。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虽不是主力，但却胜过主力，起到一锤定音作用，击败吴佩孚主力，大获全胜。10月10日攻下武昌，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的第四军独立团一营营长曹渊光荣牺牲。15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这一天攻下武昌城。

两湖战场的胜利，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奠定了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不久，国民革命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中路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两个师11月攻下江西九江、南昌，歼灭孙传芳主力。东路军由第一、三军一部组成。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副党代表缪斌是蒋介石亲信。部队由军校师生为骨干组成，刘峙、王柏龄、陈继承、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这些教官都是第一军的团长、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的胡宗南、郑洞国、黄维、桂永清、李仙洲、李默庵、李延年等任营长或团长，可以说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一师师长王柏龄是蒋介石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一师也称教导师，乃黄埔精华之精华，深受校长宠爱，骄娇二气严重，这次作为中路军总预备队随二、六军及五军一部北上湖南，挥戈东进，主攻江西。在南昌一役中，程潜率领第六军十九师孤军深入，没有后援，被迫撤离。关键是王柏龄迟滞不前，并未有力配合。一师一团团长孙元良在攻打中行车站时擅自后退，副党代表缪斌临阵脱逃，与王柏龄一起“失踪”。南昌之败，第一军声威受损，蒋介石恼羞成怒，想枪毙孙元良，而且公开说了，但想到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又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杀之未免可惜，只好将孙送到日本留学。王柏龄北伐至湖南，军纪败坏，强占民房。蒋一气之下，将他撤职，以后再也没有让他带兵。蒋介石恨铁不成钢，爱之心切，怒其不争。第一军二师师长刘峙是军校教官，北伐随中路军夺取两湖，饮马武昌，战绩平平，人称 “福将”，这话略带贬意。刘峙论才识和胆量，都不敢恭维，但对校长忠心耿耿，放在哪里都放心，“中山舰事件”时充当打手的就是刘峙第二师。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带领第三、十四师镇守闽粤，北伐军在湖南、江西获胜后，于1926年11月出征。在峰市、永定、松口一役首战告捷，俘敌4000余人。周荫人侥幸爬城逃走，敌军纷纷向革命军投降，接受改编。此后闽中无大战。黄埔军校一期郑洞国、李凤兰、杜聿明等表现勇猛机智果断，不愧为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中级军官。攻永定郑洞国俘敌千余人，由三师八团一营营长擢升为八团团长。何应钦率军克复汀州、漳州、泉州、福州，福建全省尽归所有。

1926年12月，北伐军调整部署，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向江苏、浙江大举进攻。由于敌人内部分化，1927年2月17日第一师占领杭州，3月中旬占领松江，上海在北伐军包围之中。经中共中央同意，上海工人在周恩来领导下，于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取得胜利。北伐军进占上海。26日，蒋介石由海军司令杨树庄陪同乘楚谦舰驶抵高昌庙码头，然后登车前往龙华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不久南京被攻克。至此长江以南军阀均战败北窜，北伐首次宣告成功。

1927年春，汪精卫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南京也成立国民政府，再加上北平的北洋军阀亦自称国民政府，于是形成了“三府”鼎立的局面。

宁汉分裂，使北伐被迫中断。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主张进一步北伐，这时却发生夏斗寅叛乱，由共产党员恽代英领导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师生6000余人，编成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的独立团联合平叛。以后张发奎第四、十一军，贺龙的十五师，刘兴的第二十六军，郝梦龄的第三十军及靳云鹗、何健、唐生智部队进行第二次北伐，占领中原大地。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北上攻打徐州、济南，占领北平。1927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易帜，服从南京政府。至此，完成中国的“统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