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风云（十）

第二十一章   五次谈判   国共两党再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于1934年10月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2日到达四川甘孜，同第四方面军会合，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师，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蒋介石离开西安前，曾对周恩来说：“我回南京之后，你可来南京直接谈判。”这是指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先后经过了五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是在1937年2月8日，当时周恩来在西安，他代表中共中央。国民党政府代表是刚从重庆调到西安任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秘密谈判达成了3项协议：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红军改编为3个师；从3月份开始，由政府给红军军饷接济。

　　第二次谈判是在1937年3月下旬，地点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座别墅里。两党开始了高层的直接对话。一个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个是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当年两人是同事，而今两人对等，各代表一个政党。这一回，蒋对周显得颇为高兴，一扫3个月前在西安的那般尴尬。周果断、机智、干练地处理西安事变的复杂局面，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谈判，周恩来提出6点要求；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到4万人；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不能由政府派遣副佐及政工人员；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红军防地必须增加。

　　蒋表示愿意合作，口头允诺周提出的有关意见，并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说中共有民族意识，有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最后，蒋要周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无异议，希望周赶快草拟一个共同纲领。

　　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等用了一周时间讨论国共合作问题。4月12日，毛泽东论述“换帽子”问题。他说：“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5月23日，周恩来携共同纲领到洛阳会见蒋介石。蒋说：“这里谈话不方便，不久，我们在庐山开会，到那里去谈吧！”

　　6月上旬，周恩来登上庐山，在“美庐”与蒋介石见了面，拿出《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共52条。蒋就像庐山的云雾一样，变化莫测。他竟然说；“这一回不讨论纲领！”一句话，把毛泽东煞费苦心主持起草的52条扔进了废纸篓。蒋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6月18日，周恩来返延安，中共中央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刚有个眉目，蒋又电催周恩来速来庐山。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于7月7日抵达上海。这天夜里，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17日，国共第三次谈判在庐山举行。双方为红军改编问题针锋相对。蒋坚持要在3个师内设政训处，还要派参谋长。周恩来在红军统帅、机构、名称上作了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的原则。谈判陷入僵局。7月20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周恩来：“周转林：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周恩来于7月27日飞抵西安。8月1日，毛泽东收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加急电报，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军事委员会国防会议。

　　借开国防会议之机，国共开始了第四次谈判。就在双方谈判的时候，一桩新的突发事件，使国共谈判的进程一下子加快了步伐。

　　8月13日，日本借口上海虹桥机场中国军队击毙日军两人，发动30万大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向上海进攻。熊熊战火快烧到南京，蒋介石再也无法“委曲求全”，终于下了抗战的决心。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坚决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大敌当前之际，兄弟必须携手。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10项条件。当天，蒋介石同意发表公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这意味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昭示天下。

　　国共再次合作后，周恩来、叶剑英、陈赓、林彪、左权、许光达、罗瑞卿等一大批黄埔军校师生，又重新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不过，他们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7年10月，中共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8省的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

　　周恩来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说：“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周恩来无疑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设计和操作者。但在参与这项工作的双方代表中，有许多人与黄埔有很深的渊源。中共方面除周恩来外，叶剑英也参与其间。国民党方面，先后出场的有陈立夫、邓文仪、顾祝同、贺衷寒、康泽等。尽管相互之间都有一份往日的师生情谊，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会念及私情的。

　　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大敌当前之际，终于握手言和。蒋称毛为先生，毛称蒋为委员长。

　　毛泽东论及国共第二次合作时说：“在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

　　毛泽东把国共第二次合作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象一点说，就是要“山雀满天飞”，把中共党员如山雀一样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根据双方协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的”。

第二十二章   七七事变  全面抗战御外侮

　　话说蒋介石抗日，有过一段曲折过程。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早已蓄谋吞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发动进攻。此时蒋介石忙于反共打内战，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绝对不得抵抗”的政策，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后撤，集结山海关待命，结果日军在几个月内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向上海进攻，逼迫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十九路军蔡廷锴孤军奋战，难以持久。外间传说纷纷，说政府有意坐视，消灭杂牌部队。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请缨杀敌，正当黄埔师生浴血奋战之际，蒋介石却在3月3日下令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从上海全线撤退。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

　　上海滩战火甫熄，长城关口狼烟又起。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时任十七军二十五师师长的关麟征，黄埔一期毕业、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在长城古北口迎战日寇。1933年3月11日，关麟征被炸伤5处，浑身是血，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黄埔三期毕业的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于3月12日在古北口激战时光荣牺牲。长城之战，黄埔一期毕业的十七军二师师长黄杰，仰攻南天门左侧的八道楼子，反复肉搏10余次，争夺至为惨烈。为支援抗战，黄埔军校师生捐款8万元购买了一架飞机，命名为“黄埔”号，飞上蓝天对日作战。“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长城之战，黄埔同学平时操练的拼刺刀肉搏战，这时也派上了用场。黄埔七期毕业生王政的一番话就很有代表性：“国难日亟，非热血无以救亡，虽物质远逊敌人，负此大好头颅，终能抵抗也！”易水悲风，哀军必勇，将士用命，居然以窳陋之器在长城南天门一线阻挡了日寇整整8天。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

　　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军队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奋起抵抗。在日军进攻一开始，旅长何基沣当即命令还击，坚守阵地。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亲率士兵，英勇反击，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7月8日，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给在庐山的蒋介石发加急电报，反映情况，请求指示。蒋当天就给秦市长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电：“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日寇向平津增调兵力，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

　　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电告蒋介石：“红军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率全体红军电告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7日，蒋介石针对卢沟桥事变,在庐山发表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的这次讲话，于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公开发表。守卫平津的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坚守阵地，顽强抵抗，表现了中国军人无比爱国与英勇牺牲的精神。7月27日，日寇向平津增调部队，总兵力达到30多万人，于28日夜向平津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在武器装备劣于日寇的不利条件下，士气旺盛，以大无畏的精神与之周旋，坚守阵地。副军长佟麟阁在南宛阵地指挥战斗时以身殉国。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牺牲。7月30日，平津相继失陷。

　　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毛泽东评价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包括地方部队说：“抗战是比较努力的。”

　　且说29军军长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山东乐陵人。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正在老家省亲。得到消息就连夜返回平津。专列抵天津时，已是7月11日下午6时30分。这时阴云密布，夜雨将至。一行进至市政府，天色黑定。宋军长与张自忠密谈，先了解最近发生的战况、部队官兵的士气以及与日本方面谈判交涉的结果。张自忠一一作答。宋哲元说：卢沟桥虽小，却控制平汉铁路，乃是平津门户、华北锁钥，得失关系到我二十九军10万将士安危。日本人挑衅，只要我们处置得当，不会把事态扩大，尽量避免酿成平津华北大战。他要张自忠负责与日本人交涉，说明只要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不失卢沟桥、宛平与平津，其余尽可相机让步，以求平息战祸。当时提出四字方针：“避战备战”，并传达到各连队官兵。

　　其实，卢沟桥事件发生前，张自忠与日本中国驻屯军代表松井谈判，反复交涉，皆无效果。日军限7月19日以前，要中国答应14项苛刻条款，主要内容有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排日要人；取缔排日言论、运动并宣传机构；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北平警备交由保安队负责。还要求：宋哲元正式道歉；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中国军队；宋在协议书上签字保证。只要是中国人，哪能接受如此苛刻的卖国条款？！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宁死不屈，坚决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

　　得知蒋介石开始决心抗战后，宋哲元便停止对日交涉，积极部署战备。何基沣、冯治安、张自忠、张维藩、刘汝明、赵登禹各守一方，严阵以待，随时迎击来犯之敌。又派人星夜赴保定，催请孙连仲诸友军北上助战，将军部由南宛迁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但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宋哲元部节节败退。8月初，蒋介石电令二十九军移防保定，派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暂留平津与日周旋。张后为国捐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