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汪辜会谈（一）

　　1993年4月27日10时，新加坡海皇大厦四层会议厅，两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分坐在橘红色长条会议桌两边。当两位老人的手伸过会议桌紧紧握在一起时，现场两百多名中外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首次实现了40多年来海峡两岸受权民间团体的高层会晤。这就是著名的汪辜会谈。而两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仙逝，汪辜会谈也已成为历史，但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两位老人，记住这次会谈--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章。

　　汪道涵：温文儒雅的共产党员

　　汪道涵，安徽嘉山县（今明光市）人，1915年出生于乡绅之家，2005年12月病逝于上海。汪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批秀才，父亲汪雨湘是清末民初留学东瀛的学子，归国后在家乡投资兴学，鼓励男子剪辫子，女子解放缠足，重视子女教育。汪家成为当地的有识望族。汪道涵生活在书香门第，在家排行老大，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形成温文儒雅的气质。1931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1933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汪道涵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汪道涵在校期间，刻苦勤奋，读书甚多，涉猎广泛，良好而坚实的英文功底就是这时候打下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战火烧到上海。汪道涵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在家乡期间，汪道涵与同伴积极展开一系列救亡活动。他们共商大计，成立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创办《抗日快报》, 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寇暴行, 组织抗日救亡剧团, 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然而，抗日战争形势在进一步恶化。1937年10月，人们已经看到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家乡与南京近在咫尺。汪家人为何去何从忧心忡忡。一直以来, 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 父亲汪雨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政策的了解日益加深,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在延安。于是全家及进步青年30多人北上延安，当时汪道涵只有22岁。汪氏父子为抗日毁家纾难, 奔赴延安, 成为当时流传一时的佳话。

　　1938年，汪道涵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抗日。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 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1939年，中共中央派汪道涵到故乡安徽嘉山，跟随革命家江上青，任战地服务团团长。

　　在此工作期间，汪道涵向民众宣讲共产党的抗战方针、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颇受民众好评。他对参加抗战的同志说："日寇侵略中国, 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这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这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时代。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我们, 不能辜负时代的要求。为了建立新中国, 我们生命都准备随时献出, 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胜利了, 我们将获得一切。"言语恳切，闻者热血沸腾。在汪道涵的带领下，服务团的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非常成功, 群众参军热情很高, 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第四支队抗日游击先遣队。第二年，嘉山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汪道涵任县长。在上级党组织和中共嘉山县委领导下, 汪道涵负责组建了县政府秘书、民政、军事等办事机构, 建立了区、乡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并兼任县总队总队长, 领导减租减息斗争, 努力发展生产, 保障供给, 改善人民生活。1942年，中共中央任命汪道涵为淮南苏皖边区行署副主任。淮南苏皖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主要根据地。只有27岁的汪道涵以此为舞台，开始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解放战争时期，汪道涵先后任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军工部长、政委、山东省财办主任、财政厅厅长等职。汪道涵一直都在经济、行政、军队方面工作，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34岁的汪道涵被派往上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成员，参与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的工作，成绩斐然，引人注目。1952年，汪道涵调至北京，担任政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汪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北京生活，直到1981年重返上海。在此期间，汪道涵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工业发展，还经历了"文革"动乱及之后的拨乱反正，这些让汪道涵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深刻地了解和体验。

　　1980年，汪道涵受命赴沪接任彭冲的职务，成为上海市代理市长。1981年，在上海人大会上，他当选为上海市长，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上海的第五任市长，1983年连任。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人民鞠躬尽瘁。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汪道涵做了很多工作，为上海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他专门组织专家和学者，研究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这部纲领是上海第一个具体的现代化发展规划，操作性很强，在这个基础上，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86年，汪道涵担任上海市政府顾问。他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写下了开篇的"序言"。

　　汪道涵爱读书，嗜书如命，是个十足的"书迷"，藏书二万五千多册。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堆满了书籍。每每工作至深夜，回家后他还要从床头的"书山"中取一本看看，有时到凌晨仍手不释卷。他常对人说："读书就是生活"。逛书店是他的最大嗜好，甚至出国访问也要抽空跑书店。在书店里，汪道涵经常会很随意地跟购书的市民笑谈书道，或跟书店营业员聊天，人们称和蔼可亲的他是"永远微笑着的学者"。他买的书籍从经济理论、科技专著到文学评论、美术史学、名人传略，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可以说他的智慧不仅来自丰富的人生经历，更来自于不倦的读书。在阅读外版书时，他还将好书、新书积极推荐给国内出版社，如美国畅销书《MBA速成课程》，他看后认为对中国的厂长、经理、经济工作者大有裨益，便推荐给上海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卸任后的汪道涵，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相当高的造诣，还对城市经济颇有研究，因而被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系教授。他讲课虚实结合，对有关问题别有灼见，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1985年，他应邀到美国塔夫茨大学讲学，获得很高评价，并荣膺该校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

　　汪道涵生性活跃开朗，兴趣广泛，除喜欢听外国古典乐曲、下围棋、赏墨宝外，尤其酷爱京剧，曾在工作之余的许多场合唱过京剧。他对京剧各派艺术的特点，十分娴熟。

　　汪道涵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学者风度，务实性格，平易近人，这是海内外媒体对汪道涵的一致评价。1991年12月，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辜振甫：台湾头号红顶商人

　　辜振甫，字公亮，1917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2005年1月病逝于台北。辜家祖籍福建，清朝康熙年间迁到台湾，世居鹿港。辜家在台湾家喻户晓：辜振甫的祖父是辜鸿铭，清末鸿儒；外祖父陈宝琛，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姑父盛宣怀，清末大买办、大实业家。其父辜显荣原先是茶行伙计，日据时期，通过经营海盐发迹，逐渐成为台湾有权有势之人，辜家也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经商家族。辜振甫家中排行老五，自小头脑聪明，不仅能熟读四书五经，还有书画弹唱才能。父母极为看重他，先后聘请前清老学究、专业画师、琴师教他诗书琴画，后来还专门请来英文女教师，为辜振甫一人开小灶。稍大一些，辜振甫进入台北市惟一一家洋学堂学习，专攻英语。毕业后，辜振甫进入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学习政治学。1937年12月，辜显荣病死于日本东京，临死前，他将大部分产业，主要是自己在商海中打拼得来的主要家当划归给辜振甫。辜振甫开始步入商界，发展家族产业。

　　刚步入商界的辜振甫不善经营，且继续着大学学业，致使名下的产业日益萧条，工人开不出薪水，几乎要倒闭关门。痛苦中的辜振甫决心东渡赴日就学，学习企业管理。1939年，辜振甫将企业交给陈培、姚铁震等人代为管理，自己进入东京大学的财政和经济管理系学习。求学期间的辜振甫，推掉了家里邮寄来的丰厚生活费，以打工仔的身份，进入日本大田糖业株式会社的工厂里，在制糖车间成为一名工人，通过打工赚取生活费用。生活俭朴，学习刻苦，辜振甫始终给日本同学以台湾平民子弟的形象。后来，糖厂老板山田武更夫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安排他为工厂财务科副科长。3年多的时间，辜振甫不仅体验了最底层工人的生活，还学到了生产、财务等经营管理经验。1942年，辜振甫在东京大学毕业，听从母亲的意见，回到台湾开始重新经营自家的产业。

　　辜振甫认为，一个虔诚的后代仅仅懂得继承是不行的，只有在继承的同时去超越和发展，才是真正的辜式子孙。因此，他为自己的产业规划了新的蓝图。首先是创办了新产业"大和物产"，采用日本式的农场经营方式，配以科学的长远计划，仅仅两年的时间，"大和物产"就盈利万金，比父亲辜显荣留给他的产业高出数倍。之后，他又相继开设木器行、糖业企业、林业养殖、山货供应等，用很短的时间实现自己名下所有产业新的调配和集中。辜氏家族由于他经营得力而变得更加兴旺发达。

　　抗日战争胜利后，辜振甫迎娶著名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的孙女严倬云为妻，并通过连襟叶明勋与国民党当局建立起联系，迎来了辜家一个新的发展高潮。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出《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希望通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改变国民党从前留给台湾民众不好的印象，但反对者甚多。此时，辜振甫主动带头将土地交了出来，以大批家族的盐田、土地，换取了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家公司的股票，打开了自从条例发布以后地主拒绝上交土地的局面。这自然获得当局高层的嘉奖与青睐。在当局的授意与支持下，辜振甫以高票当选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握有了台湾最大一家民营企业的实际权力，迈出了进入工商界并掌握实权的第一步。自此，辜振甫成为台湾最大资本家之一。上任后的辜振甫将台湾的水泥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并将台湾的商人笼络起来，形成一股商界力量。6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辜振甫抓住时机，步入金融界，并筹组了中华证券投资公司。

　　事业成功的辜振甫并没有商人的那种炫耀于人的傲慢，始终保持着谦和质朴的品行，对人笑脸相迎，因此在商界的人缘极好，受到同仁的尊敬，被认为是一位地道的谦和君子。

　　1976年，辜振甫捐款成立了 "台湾经济研究所"，聘请蒋氏父子长期倚重的党政元老黄少谷为名誉董事长。1981年，经黄少谷等推荐，蒋经国邀请辜振甫参加国民党十二届一中全会，这表明他已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决策核心。他开始以台湾工商巨头兼国民党中常委的双重身份，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

　　1988年，蒋经国去世。此时的辜振甫在商海中已经达到顶峰，被人们称为"头号红顶商人"。1990年在《福布斯》公布的全球资产超过十亿的富豪中，辜振甫名列其中。1991年，辜振甫取"谦冲致和，开诚立信"的双重之意，将手中的中国信托企业集团改名为和信集团，成为台湾五大企业之一，引起台湾商海的一片震动。辜振甫亲自担任董事长，紧抓水泥、石化和橡胶三大支柱企业，大儿子辜启允和二儿子辜成允掌管房地产业，侄子辜濂松控制金融服务业，另外，辜振甫还将两位精明能干的女婿--二女婿赵元修、三女婿张安平当作助手。和信集团资金雄厚，不仅在台湾，即便在整个东南亚，也是凤毛麟角。当时霖园集团的组建人蔡明兴称赞其为"一位了不起的工商业企业家"，不愧为"商界的诸葛亮"。

　　老年的辜振甫重新拾起唱戏的爱好，每天挥汗练习，并在台北剧院客串《借东风》，演诸葛亮。他热爱京剧，喜欢唱戏，众人皆知。受父亲辜显荣的影响，他从六七岁起就与京戏结缘。当年辜家宅院里有演京戏的戏院子，辜显荣还特地邀请过大陆著名京剧团来台演戏，辜振甫从小就耳濡目染。19岁那年，辜振甫随父亲回大陆福建老家省亲，后到北京，亲眼目睹了京剧大师梅兰芳、谭鑫培、余叔岩等的折子戏。父亲常训诲儿孙，虽然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但大家切勿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看戏是不忘本的极好方法，因为台湾的历史与为人之道，都在戏里。父子两代均以吟唱京剧为乐。辜振甫年轻时在北京求学居住了6年，受到京城风气的感染，每逢假期必定去戏院看戏，并且成为票友，和同好们认真学戏，主攻老生。他曾说："早年我在上海与梅兰芳很熟，梅氏演的戏我几乎都看过，单是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演的《孔雀东南飞》，就看了不下20遍。"上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时期，辜振甫又专门拜孟小冬为师学戏。孟当时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女老生，离开舞台后在香港过着隐居生活。在孟的指导下，辜振甫悉心勤学。久负盛名的老生戏如《空城计》、《武家坡》、《捉放曹》、《四郎探母》等，他都有涉及。45岁时，辜振甫登台演出《二进宫》，备受好评。在戏曲中，他深深体会到"上台不宜，下台更难"。 夫人严倬云长期受丈夫影响，也是有名的京剧票友，经常看京戏、唱京戏，对京剧各流派都有了解，特别喜欢程砚秋的程派青衣，自己也工于程派京剧艺术表演。

　　辜老清高自重，不喜欢攀附权贵、巴结政要，没有政治野心，他认为商人的根本是经商才能，与国民党要人的共同话题一般只限于经商范畴。不过，虽然辜老如此清高，可是国民党高层非常希望利用他的威望来为当局作些事情。所以，几任国民党领导人都给予辜振甫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虚衔，在1961年至1997年间，辜连续当选国民党第九至十五届常委。1988年，辜成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91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90年11月，台湾当局正式任命辜振甫为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董事长。

　　正是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两岸同胞迫切要求正常往来的呼吁声中，在两岸交流交往日益密切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中，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分别代表两岸，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书写了重要篇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