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风云（六）

　　第十一章 独善其身 严重辞官隐匡庐

　　二次北伐蒋先云捐躯之际，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师长严重，正率领爱将陈诚（六十三团团长）等转战杭州、苏州一带。一天，严重由苏州到南京，在街头看见“打倒邓演达”、“拥护蒋总司令完成北伐”等标语，他气愤地说：“现在谁拥护他（指蒋介石）就是革命的，谁反对他就成了反革命了！”一个月前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重目瞪口呆。又看到军队内部颁发的密件、手令，报纸上“清党”之类的新闻，他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只能保持沉默。

　　严重，字立三，湖北麻城人，1892年生。1918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他与邓演达不仅是保定军校前后期同学，而且在粤军第一师工兵营时还是邓的助手，邓是营长，他是副营长。黄埔军校创办时，邓邀严重参加筹备工作，两人关系密切，志趣相投。“四·一二”前夕，邓演达打电话给严重，询问其对蒋介石的态度，严就是明确表示不愿随蒋倒行逆施，而要北伐到底；不能兄弟阋墙，置大敌于不顾，而要反对内部残杀。他并且公开表明自已的主张，一吐胸中的闷气。他在复电中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北伐军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现在帝国主义军舰还停泊在下关江面，北洋军阀的军队还盘踞在江北，革命的任务尚待完成，孙先生的遗愿还未实现，因此革命军内部仍须与广东出发时那样，团结一致，继续去夺取胜利”。

　　严重将此电报公开之时，早就考虑过自己的退路。蒋介石下令解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郭沫若正、副主任也列入“通缉”名单。蒋对严重也不放心。4月初，蒋曾派曾扩情带着信来，要求解决二十一师中的“清党”问题，后来又派其侍从副官宓熙将信追回，决定亲自召见严重谈话。严重是个正派耿直的军人，因此将邓演达所来电话、电报之事以及他的答复据实以告，蒋介石听后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对严重说：“我这个人蛮欣赏有头脑的人。不过对邓演达这个人怎么看，你可不能凭个人的好恶轻易下判断。我比你了解的情况要多，你要听我的话。”接着蒋连打带拉，又说：“你在黄埔就很有威信，在北伐中立了大功，我多次表彰过你，我是很信任你，很器重你的。你可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意，我今天找你谈话，就是同你打个招呼，没有别的意思。你看怎么样？”严重主意已定，不想在蒋介石面前说太多的话。俗云：“道不同，不相与谋。”临走前，严重郑重其事地向蒋介石提出解甲归田的辞职意愿。蒋说：“辞去这样有影响的高级军官职务，现在不是时候。”蒋介石不仅未答应他的请求，反而予以挽留。在“中山舰事件”时，严重忍了一次，现在他不能再受良心的谴责，去“清党”，去杀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又说：“二十一师是模范师，你走了怎么成？如果你身体不适，可以休养一个时期，师长的职务不能辞去。”最后还是严重让了步，提出在休养期间，可选任一位代理师长，并推荐由六十三团团长陈诚升任。

　　几天后，蒋介石批准了严重的休养报告。陈诚这年29岁，确实令人羡慕。当时从论资排辈的角度来说，与刘峙、王柏龄、顾祝同、蒋鼎文等师长相比，陈诚的确显得“嫩”了些，因而在部队中有些人嫉妒、攻击他，说他是“童子军”。不过陈诚以军功取胜。桐庐之役，歼敌万人，六十三团战斗力最强。陈诚从上尉连长升至少将师长，仅3年。

　　严重回苏州后，要参谋长罗卓英、军需处长赵志尧交出师部积存现金10万元交陈诚掌握，并在杭州西湖修建二十一师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及烈士公墓，对烈士家属发抚恤金。他如此体恤部属，深受官兵敬重。

　　严重于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应何应钦之邀，任军委会军政厅厅长，后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蒋复职后，严重辞职隐退。他崇尚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的信条，抛妻离子，孑身一人，独上匡庐，落脚于江西庐山太乙峰下的太乙村，在陋室效仿陶渊明作隐士。1929年9月，草房落成，取名“劬园”。严重在这里独居治学，衣食起居诸事亲躬，怡然自得，与世无争，其乐无穷!

　　据汪东林介绍：“严重断绝了同军界、政界人士的往来，甚至连他在武汉的夫人杨佩秋及其他眷属也不联系。他也再三去信。说明隐居是他个人的意愿，不连累旁人，希望他们各做各的事，自理生活。他一年也难得与家人见上一面，但他与太乙村的农民交友，同他们一块小酌，请他们代购米、盐、油、布，向他们讨教种菜、砍柴之技。向他们弘扬中国文化之光。”“原二十一师三十六团营长黄维，曾数次去看望严重。—年夏天，刚任师长的黄维在会议间隙去看望老上级，他进门作揖大声说，老师长，学生来看您了!严答，不必客气了。东北三省都送给日本人了，蒋却把大军压在江西对付共党，民族危亡存即，不先攘外又怎能安内，这不是本末倒置吗?黄维无言以对，只得转移话题，询问生活与健康情况。严重说，我还不至于饿死，身体也健旺，只是眼看外敌入侵，中国自己却内战不休。我虽居深山，也坐不住啊！黄维临走时斟酌再三，取出一点钱劝他收下小补日用，但被严重拒绝了。黄维只得怏怏离去。”

　　陈诚知恩图报，由二十一师联名写信将严重任师长时节约下来的2000元军费送给他贴补生活，也被严重谢绝。严重隐居太乙村达10年之久。1938年7月，湖北省政府改组，陈诚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陈执意请严重下山，任民政厅厅长代行省政府主席职务。据陈回忆录中《我与湖北》一章记载，立三代主省政逾两年，主席特别办公费应当归他领用，是天公地道的事，但他不要。综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

　　在黄埔军校，严重曾任过战术教官、学生总队长、训练部主任、教授部主任。一至四期学生对他十分尊敬。他视教育如生命，以身作则，从严教人，以诚相感召，待学生如子女，同学背后称他为“严婆婆”。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他崇拜蒋百里，从他那里学来—套军事教育方法，并在黄埔军校加以发扬光大。

　　严重于1940年10月辞去代理湖北省主席职务，移居宣恩县潭河晒坪垦荒耕种。1942年秋，他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面晤董必武。董邀严访问延安，严欣然答应。但因此引来不少麻烦。严重曾写信给友人说：“深感数年来役苦于庶务之中，处于孤陋寡闻之地，以致眼界狭窄，意志消沉。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在!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非，我之谓也。”明眼人一看便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在”是指革命圣地延安。可惜严重没有机会去造访，而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他郁郁不得志，几乎万念俱灰。1944年3月，严重因患感冒病倒在床，继而并发肺炎、肋膜炎、肾炎，在危急中请当时驻恩施的湖北省立医院几位大夫来诊治。严重即催大夫返恩施为伤病员治病。他说：“岂能因我一人之病，迟误多数人治疗?你们不走，我无力气轰走，却可以拒绝服药!反正我老而无用，死了也不足惜!”医生没有办法，只得规劝他去恩施住院，严重摇头谢绝。但他还是被担架抬上车去了恩施。由于病情恶化，4月28日，严重夫人杨佩秋和兄长赶到医院探望。30日晨，严重病逝，终年仅52岁。

　　第十二章 南昌起义 东方破晓第一枪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一连串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几乎蒙受灭顶之灾。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他们含着泪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舔干了自己的伤口，堂堂正正亮出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工农革命军大旗，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国共两党的合作从此彻底破裂，黄埔军校师生各奔前程，带领部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中国共产党从1924年参加创办黄埔军校起，就充分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后经过东征、北伐战争，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师生开始掌握一部分队伍。如叶挺的四军独立团、卢德铭的四集团军二方面军警卫团、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编的中央独立师以及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部队中党、团员充当排、连、营、团长的为数不少，这是建立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1927年7月20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提出武装暴动的建议。谭平山、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在九江开会决定军事上独立行动，部队在月底前到南昌。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央的同意，并委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负责领导起义。年仅29岁的周恩来由陈赓陪同，7月26日从武汉到南昌，住花园角2号朱德寓所。27日成立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当时国民党在南昌兵力仅万余人，共产党掌握15个团约2万余人。参加起义的黄埔军校师生有周恩来、聂荣臻、陈毅、恽代英、郭沫若、李一氓、毛泽覃、陈奇涵、阳翰笙、张国焘、徐成章、雷经天、柯良材、袁也烈、王尔琢、陈赓、侯镜如、彭干臣、廖运泽、周逸群等。

　　8月1日凌晨2时，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长空，信号弹升起，南昌城枪声大作，炮火轰鸣，杀声四起。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在东方破晓、霞光万道之时，枪声逐渐稀落，起义成功。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天早晨，南昌《民国日报》全文刊登了由中共前敌委员会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在共同署名的22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国民党左派人士7人，其他都是为国共合作及北伐战争做出过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中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缺席。周恩来、郭沫若、恽代英等是黄埔军校教官。这个《宣言》史称《八一宣言》。所有起义部队总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下辖第二十、十一、九军。叶挺、贺龙、朱德分别为军长，聂荣臻、廖乾吾、朱克靖为党代表。黄埔一期毕业生周士第、二期毕业生周逸群为二十五师、三师师长，总兵力约3万多人。国民党迅即调动军队包围。起义军于8月5日按计划退出南昌，南下广东，经临川、广昌、瑞金、汀州等地，沿途多次与敌作战。

　　8月下旬的会昌之役是南昌起义后一次激烈的战役。这次战役的对手是黄埔军校教官、时任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的钱大钧。钱率部堵截起义军南下。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师兄师弟之情早己抛在脑后，这是国共分裂后黄埔同学斗争的开始，双方均有伤亡，最后是以钱大钧失败而告终。8月15日，起义军离开宜黄继续南进，17日到达广昌，20日进石城，22日遭遇敌军时，前锋己抵达壬田。在此关键时刻，一直尾随的张发奎部忽然改变路线，由南雄入广东。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兵力对付钱大钧，从而顺利打开南进的通道。8月30日，会昌战役打响，双方经过激战，敌伤亡、被俘、逃散6000多人，起义军伤亡1000多人，连以下干部伤亡较大。会昌战役后，起义军主力抵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共产党，郭与贺龙是在革命处于危难之时申请加入党组织的党员。

　　9月下旬，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同李济深、范石生等4万敌军鏖战中失败。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流沙天后庙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周恩来病魔缠身，高烧40度，由担架抬来主持会议。首先他就战事失利作了检讨并部署善后工作，武装人员尽可能收容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坚持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按中央指示，分别向海口撤退，然后赴香港、上海。周恩来坚定地说：“我的病不要紧，我不能离开部队，我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

　　在敌人追捕的艰难环境中，周恩来带病转移到陆丰南塘黄厝寨。10月底，周恩来在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及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乘木船赴香港。朱德在饶平召集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等指挥员开会。朱德说：“在三河坝激战时，部队寄希望于前线，现在前方主力失利，希望变成了失望。在这种局面中，必须另寻出路。”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经协商，他们决定把部队转入赣南地区，在寻乌、安远、信丰一带艰苦跋涉。11月上旬，部队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祟义县上堡一带，才算站住了脚跟。朱德化名王楷，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在此进行整训后，共剩9个连。随后转战湘南。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突出重围，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朱毛井冈山会师”由此而名扬中外。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它在日益猖獗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了挽救革命，毅然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革命的斗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决心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8月1日是中国人民革命武装诞生的日子。1933年7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作出决议，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初，毛泽东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制作军旗时要有“八一”两字，周恩来亲自安排了这一工作。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字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8位50岁以上的老人，当时号称“八仙”。除了徐特立之外，还有满头白发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吴玉章、主席谭平山、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济寰、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委员高语罕。“八仙”中除姜济寰是国民党员外，其余7人均为共产党员。徐特立在湖南执教30余年，以“教育救国”、“师德高尚”而著称。在“马日事变”后，他经李维汉介绍加入共产党。他辞别妻儿，秘密赴武汉工作。朱德称他为“当今一圣人”。起义失败后，他与林伯渠、叶剑英同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徐特立回国后，来到瑞金致力于苏区教育事业。1966年4月，徐特立重返南昌参观八一起义旧址，并兴致勃勃地写下了《题南昌纪念馆》一诗。诗曰：“八—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