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风云（十二）

第二十五章   威震敌胆   一一五师大战平型关

 

　　话说1937年9月下旬，正当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和日寇拼死作战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沿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线长驱直入，企图围歼华北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各条防线不断被突破。日军以板垣第五师团为西进主力，主攻方向是山西，分左右两翼，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目标直指太原。

　　平型关在山西五台山北麓，是山西境内长城线东段主要关口。它东通灵丘，西通繁峙，北通浑源，南通阜平，距四地各一日路程。正当五台山与恒山两山谷道总口，扼住晋东北通晋中腹地交通要津。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生；聂荣臻为副师长，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是林的老师，参谋长为周昆。全师14000余人。下辖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该师于1937年8月25日奉命东渡黄河，开辟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以粉碎其打通南北的黄粱美梦。在敌后游击，消灭日寇。必要时也可打正规战、运动战，以打击气焰嚣张的日寇。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进占平型关以北东跑池地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心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利用公路两侧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伏击日寇。

　　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一部4000余人，在坂本顺少将旅长的率领下，乘坐百余辆汽车，后面是200多辆大车，满载军用物资，浩浩荡荡沿公路西进，如入无人之境。7时许，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他们毫无戒备。一一五师立即发起攻击，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去，打了它一个措手不及。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云霄。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首先从山上冲向公路的是六八五团五连连长曾贤生，他在隐蔽地就命令战士上好刺刀，并说：“我们要用手榴弹和刺刀消灭敌人，不让跑掉一个，即便牺牲，也要将敌人消灭。”

　　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率部下山控制了公路，在北侧甬道中的敌人已全部陷入八路军南北夹击之中。这时林彪大声喊：“把敌人分成几段，吃掉！”聂荣臻见敌人不投降，命令道：“扔手榴弹，消灭他！”

　　日军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左右皆是峭壁。千余人马，挤在山沟谷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马相挤，乱成一团，死伤惨重。

　　中午，敌机飞来，在天空盘旋，不敢扔炸弹，只得悻悻而去。战斗打至下午3时，终于将围困在10里夹沟中的敌人全部消灭。事后清点战场，共歼灭敌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多辆，缴获战马50多匹，步枪1000多支，机关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和弹药。

　　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即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参谋处叶剑英（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左权（黄埔一期毕业生）按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向南京发了捷报：

　　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

　　9月25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沙、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缴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它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现残敌退至小娄村，被四面包围。

　　9月28日，蒋介石发来嘉奖电。全文如下：

　　“朱总司令玉阶兄：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中正”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东征抗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役，林彪抓住日军骄横狂妄和麻痹大意的弱点，正确地运用伏击战术，八路军发扬勇猛顽强的精神，发挥山地战和近战的特长，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一部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也为后来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南京《中央日报》公布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后，举国欢腾，社会各界发往延安八路军总部的祝捷贺电贺信，像雪片飞来，堆积如山。从此，一提起林彪，人们就先想起他和平型关的关系，林彪也因此而大出风头。这年，林彪才29岁。

　　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在平型关受挫后，于9月26日调灵丘的6000名日军乘汽车向东跑池一带驰援，气势汹汹地寻求一一五师与之决战。此时，平型关作战计划已经完成，林彪果断地下达命令；“留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部队迅速撤离阵地。”

　　当日军再次来到平型关时，八路军已毫无踪影，不知去向。

　　杨得志将军当时是六八五团副团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鏖战整整一天，把什么情况都忘记了。现在，只有到了取得胜利的现在，大家才感到干渴得厉害，嗓子全都嘶哑了。我站在山坡上，用力吸了一口空气，顿时觉得嗓子轻松了一些。在我站立的山坡下面，有几个腰挎战刀的鬼子军官仰面朝天躺着，一面写着‘武运长久’字样的膏药旗带着讽刺意味地扔在一边。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同蒲路各个车站上欢送我们的人民群众，当然也想起了看不起我们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兵痞。这对信任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安慰，是鼓舞，而对少数缺乏民族自信的顽固分子，又是一个多么有力的驳斥啊！”

　　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时任第二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著文写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此受挫，敌人再不敢贸然深入矣。”

　　

　　第二十六章 保卫武汉 周恩来临危不惧

　　1937年秋，国民政府先后放弃上海、南京。1938年春，日寇企图南北夹击，会攻徐州，沟通南北战场，进而夺取郑州、武汉等地。在徐州会战中，李宗仁在台儿庄挫败了敌人的气焰，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辉煌胜利。5月，徐州失守。接着，日寇调集南北两个战场的兵力，虎视眈眈地沿陇海路西进，准备攻打中原和武汉。

　　武汉是平汉、粤汉铁路的衔接点，又是东南西北水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南京失守后，这里成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武汉会战前夕，为阐明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意图，鼓励抗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了《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他强调：“在动员上，要用最大的决心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线外线结合夹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当时，陈诚、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这些军事将领对周恩来的抗日战略思想极为赞赏，也认为采纳毛泽东刚发表的《论持久战》的战略，一定能克敌制胜。“保卫大武汉”成为国共双方的共识。

　　1938年6月以后，中日双方在武汉外围展开了一场大战。日军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为总指挥，14个师团35万人，兵分六路向武汉进逼。武汉大本营蒋介石亲任总指挥，第五、九战区及海空部队总兵力130个师，号称百万大军。采纳小诸葛白崇禧的战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守之于近，战之于远。”。兵分江南江北，守住水陆关卡，拖住敌人。战线扩及皖、豫、赣、鄂4省数千里地。黄埔一期毕业的关麟征率领三十二军在瑞昌、阳新一线阻敌月余。敌用“飞机炸、大炮轰、战车冲、步兵攻，继之以人海跟进”的战术，但仍屡攻不下。敌广播说：“我皇军在瑞昌附近遭受最强劲之敌。”黄埔三期毕业的王耀武，时任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在万家岭歼敌4个联队，使敌丧胆；黄埔一期毕业的宋希濂时任七十一军军长，9月在大别山地区的富金山、沙窝两战役中，与日军激战45天，共击毙日军两万多人；黄埔一期毕业的冯圣法、俞济时也参加了武汉会战。胡宗南、李延年、李仙洲、霍揆彰、甘丽初、张灵甫、钟彬等一大批黄埔高级将领，率其所部，浴血沙场，阻击敌人，英勇战例，不胜枚举。但是，由于单纯防御，逐次使用兵力，防线一再被突破。中国军队于10月25日撤出武汉。

　　周恩来于1937年12月率中共代表团来到武汉，1938年3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负责组建第三厅，掌管宣传。他任命郭沫若（曾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政治教官）为第三厅厅长，老舍为抗敌文协理事。在周恩来的号召下，阳翰笙（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田汉、胡愈之、杜国痒、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等众多知名人士进入第三厅，被称为“名流内阁”。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们组建抗敌演剧队和宣传队，深入群众，深入部队，开展宣传、组织、发动工作，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武汉临危前，周恩来带领三厅、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战斗到最后才撤退。1938年10月24日沦陷前一天，他口述了新华日报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周恩来撤离武汉只几个小时，日寇就占领了武汉三镇。

　　周恩来一行先到了湖北嘉鱼县燕子窝。原来，从武汉开往重庆的新生隆号轮船遭日机轰炸死伤惨重。周恩来对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作了处理，才乘汽车到咸宁、浦圻和湖南临湘等地，视察了军队，并对前线将士进行了慰问。11月9日进入湖南常德，再转长沙。郭沫若在中途还帮了白崇禧一把，因白的车抛了锚，一时无法修好，他挤进郭的汽车，才顺利抵达长沙。周恩来的汽车在路过常德时，被国民党哨所阻拦。周恩来派人去叫哨所负责人来，来人一见是周主任（学生在黄埔军校对周恩来的称呼），连忙放行。此人就是时任常桃警备司令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唐生明。唐生明乃唐生智胞弟，后来赴上海与日伪周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周恩来在大雨滂沱中抵达长沙，住进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他马不停蹄地去看望撤退到长沙的文化界人士，晚上找办事处的同志谈工作，接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界知名人士，忙得废寝忘食。

　　11月下旬，周恩来出席衡山南岳军事会议，与先期到达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见了面，商谈在南岳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师资问题。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于1939年2月正式举办第一期。叶剑英任这个班的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长由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汤恩伯担任，后来由黄埔一期毕业的李默庵继任，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从八路军办事处抽调吴奚如（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周恩来的秘书）、李涛、边章五、谢子真、涂正坤等共产党员军事干部任教官，从各战区抽调营、团级军官在南岳游干班集中训练，每期3个月，每期400人。

　　训练班的训练内容有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叶剑英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知打正规战的观念。一堂课往往有3000多听众，在长沙附近的九战区军官也慕名而来。中国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的，讲打游击战，当然是请八路军的游击专家来讲最有权威。

　　其实，1938年9月29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认为经过15个月的抗战，日军已受挫，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当前主要是中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游干班讲课的理论基础。

　　蒋介石在总结了“七七事变”至武汉失守后的经验教训后，确定今后作战的指导方针是：将作战部队分为两支，主力一支，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线，与敌正面对峙，极力保持现有势态，争取时间，恢复战力，等待反攻；偏师一支，派往日军战线后方，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线，争夺敌后地区控制权。

　　周恩来在长沙、南岳等地接见文化界人士，接见《青年日报》、《文汇报》、《中央日报》记者，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发展包围敌人的“面”，使全面抗战在持久战中见效。

　　1939年春，他又去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调解国共之间的“磨擦”。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八路军分兵作战，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大小数十块根据地，成为华北地区牵制敌人的最大抗日中坚。

　　抗日战争中，国共二次合作在这时处于最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