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风云（十三）

                                                                                                          吴昌华

     第三十三章  长沙大火  酆悌当了替罪羊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决定把侵华方针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军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其人民武装。这时，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援华协议，原在黄埔军校当过军事顾问的切列潘诺夫再次来华，任中国抗日军队军事总顾问。他是“焦土政策”的热心拥护者。他以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俄国火烧全城而转败为胜为理论根据，认为在武汉应实行“焦土抗战”。由于时间仓促，计划未实施。

     1938年10月27日晚，蒋介石在长沙原何健公馆，召集张治中、薛岳、程潜、李宗仁、冯玉祥等首脑开会。据冯玉祥回忆，会议自始至终都是蒋一个人说话。他对交通部门的人说：“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交通部门的人还未回答，蒋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都烧掉完啦！”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还没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考虑的，都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这次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实施“焦土抗战”，坚壁清野。

     11月12日，日寇侵占岳阳，并继续向新墙河进攻。上午9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电告张治中：“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又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张治中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十三太保”之一的酆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等开会具体安排，并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一起午餐时，征求意见。陈说：“当然要做的。”下午4时，酆悌拿出一份《焚城准备纲要》让张治中过目。由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团长徐崑为指挥，长沙市社训队副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张治中一再指示：“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在我军从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而且，须事先放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后再火烧长沙。”  

     11月13日凌晨，古城长沙陡然起火，先是南门外的伤兵医院浓烟升天，接着，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当时市民以为户家是失火，没有在意。接着，全城东南西北中，处处见到火光冲天，火势乘风迅速蔓延着，于是，全城陷入汪洋大火之中。顷刻间，房屋倒塌声、燃烧物的劈啪声、喊叫声、哭叫声、骂声、汽车喇叭声不绝于耳，让人心碎胆惊。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片废墟。仅大米被烧毁190万石，3万人丧生，30万人无家可归，5万栋民房变成瓦砾堆。

     火灾突发，到底是谁下令放火的呢？真相至今还不尽为人们了解。最可靠的一种说法是前线战报将地名听错了。岳阳有个地名叫新墙河，新墙河距汨罗35公里，汨罗距长沙80公里。按照张治中的命令，敌人到汨罗以后，听命令坚壁清野。由于战局吃紧，人心惶惶，警备司令部的人在电话中听说日军已到了新河，就于13日凌晨两点开始行动。新墙河与新河，一字之差，酿成大祸。据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李惟果说：“放火始终无人下令，惟火烧计划早已拟就。放火分百队，每队3人，由徐崑指挥。”

     蒋介石接到陈诚的急电：“长沙大火，并非军事失利，由于地方长官误信谣言，铸成大错，事关民心，恳请委座亲临处理。”

     蒋介石从南岳连夜赶来长沙，登上天心阁，望见一片废墟，浑身为之一惊，脸色由白转青，气得眉毛胡子都抖动起来。这时日寇离长沙还有300多公里，并无继续进攻的迹象。蒋立即命令张治中，将酆悌、徐崑、文重孚（湖南省会警察局长）三人看管起来，又命令第九战区军法分监部组成军事法庭，审理此案。临走时丢下一句话：“要严峻迅速，依法论罪，限两天结案。”蒋为平民愤，只好借用酆悌、文重孚、徐崑三人的头颅了。

     预审由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任审判长，黄埔一期毕业的俞济时参与审判。酆悌是俞的同期同学，文重孚虽是黄埔三期，也多少有些同窗之谊。他们认为“校长”在火头上，只要缓一个时期，酆悌、文重孚的小命是不会丢的。法庭上，文、徐声称放火是遵从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把责任推给酆悌。酆不抵赖，一口承认错误。他心里有底，此事是因当晚庆祝孙中山诞辰七十二周年举行火炬游行，所以有几处引起小火，有些放火的士兵以为是放火信号，便开始放火了。再说，张治中私下许诺，一定向蒋求情，顶多判上几年，以后再保释。担任审判官的蒋锄欧又是酆悌湖南湘阴小同乡。在会审时，他一再诱导他：“还有没有第二、第三个主谋者？”酆悌当然不会说蒋介石和张治中，低声说道：“没有。”

     担任审判长的钱大钧拟了个“酆悌、文重孚无期徒刑，徐崑死刑”的判决，上报蒋介石。蒋的目光停在“酆悌”的名字上。他想起此人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1932年到德、意两国考察军事，带队的就是他。他虽个性怪癖，每以“独立特行”自负，不太亲近同学，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他曾受到排挤，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但他毕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想杀有点可惜，不杀又深感舆论压力太大，众怒难犯。当时蒋头痛难忍，如锤击般。经过再三考虑，只好“挥泪斩马谡”，抄起红笔在判决书上批道：“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八个字。

　　张治中两次向蒋求情，要求免去对酆悌使用极刑，未果。蒋返衡阳时一再叮嘱钱大钧，将全部案卷送重庆存档，判决结果不得走露风声。新上任的长沙警备司令俞济时是蒋介石奉化同乡，又是酆悌在黄埔一期的同学。他两边都不敢得罪，只好宽慰酆悌。

　　十分安静的酆悌，到了行刑的前一天，发觉情况有些异样，情绪激动起来，哭嚎道：“我是忠于校长的呀！张主席太对不起我啦！”天微明，他即起，让狱吏拿来纸笔，一连给宋美龄等30多位达官亲友求救。有一封信写道：“我非惭愧，没有脸面再见湖南的父老兄弟，我生长在湖南，怎能忍心烧毁自己的家乡，真是万死难抵挡这次大火损失的亿万分之一。不过，我敢大胆地说，我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委员长培养出来的干部，不敢为所欲为……”            

　　这信刚送走，俞济时就进来了。他吩咐狱吏摆了一桌酒席，两人杯对杯喝了几盅。快到中午时，俞济时把判决书拿给酆悌看。酆悌咧开嘴笑，笑得很惨。他把脸扭到一边，抹掉眼泪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 

　　1938年11月18日中午，酆悌等三人被押赴刑场。酆悌目光中含有受辱受骗的神情，凝望着远方；文重孚哭喊着：“张主席，冤枉啊！”徐崑垂头丧气，一声不吭，面如土色。

　　酆悌被枪毙时，年35岁。他死后，俞济时得到密报，说在刑场上的卫士把酆悌的一只金怀表和一支派克金笔私吞了。俞核实确有其事，把那个卫士叫来，用手枪对着他的胸脯开了一枪。事后人们说：“酆悌这个冤死的鬼，还带走了一个卫士！”

　　

　　第三十四章   湘北大捷  关麟征气冲牛斗

　　1939年9月，日军陆海空三军10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湘北大举进攻，企图占领长沙。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20万兵力参战，利用赣北、鄂南、湘北的有利地形，用节节阻击，侧击、各个击破的战术，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至10月上旬，日军损失惨重，向北败退。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湘北大捷，也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当时坐镇湘北汨罗、平江一带的中国守军指挥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关麟征将军，时任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他成为黄埔较早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学生之一，时年34岁。集团军辖 3个军，即张耀明的五十二军、夏楚中的七十九军、陈沛的三十七军。张、夏、陈三位军长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是师兄师弟、患难与共的关系。

　　湘北日军集中了第六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陆战队一部，于9月18日凌晨，集中炮火，向关麟征的五十二军发起猛烈攻击；同时，通城方面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向南猛攻，妄图突破幕阜山余脉七十九军阵地。双方在下燕安、大桥岭反复争夺，经过多次肉博，中国军队终于夺回了阵地。在草鞋岭，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一三一一团三营营长史恩华率全营500名官兵坚守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日军奈良支队长目睹中国官兵尸横遍野，忠魂袭人，毕恭毕敬地向这些死难者脱帽躬身致敬。

　　七十九军、三十七军坚守汨罗江，与敌人血战9天，保住了阵地。正当激战方酣之际，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关麟征向株洲作战略转移，并将彭位三的七十三军、李觉的七十军、欧震的四军划归其指挥。6个军共8万人顺利转进，决非易事。关麟征既要御敌，又要部队安全转移，他指挥若定，井然有序，表现了一位将领的出色指挥才能。在转进途中，又接薛岳电令：“立即停止前进，回师北上以阻击来犯之敌。”他接到命令，立即向6个军布置战斗任务。令三十七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之敌反击；令七十九军向湘鄂公路方面敌人侧背攻击；令五十二军进入平江出击；其它各军及地方部队配合全面反攻。敌军遭受关麟征的“超越追击”，全线溃退，向南江桥、新墙河方向逃窜。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

　　10月13日，关麟征致蒋介石电云：特急。重庆委员长蒋：膺密。据报：1、进犯长沙之敌于溃退时，接到其空军投下通讯袋，内云：孤军入，处处受伏。敌军遂风声鹤唳，顿时哗然，溃退益形混乱。2、敌军此次所到之处，残暴逾常，奸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虽猪牛皆不免其残杀。在新市、金井一带，见人皆杀，妇女即奸，并在金井曾将一孕妇奸后复剖腹取子，惨不忍睹。谨闻。职关麟征叩。

　　10月14日，湘北、赣北、鄂南恢复战前势态，双方仍然夹岸于新墙河而对峙。湘北大捷，前后仅一个月，共歼敌4万余官兵，日军第六师团联队长山村治雄被击毙。黄埔二分校一位学生家长，在战场收集的黄埔毕业证章达数百枚之多，可见这次湘北大捷，中国军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日侵华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赣湘作战方针》是：“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奔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捕捉敌军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然而，冈村宁次不但没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反而损兵折将，大败而逃。

　　湘北大捷，再一次显示了关麟征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黄埔将领中第一位抗日英雄。1933年2月，他升任第十七军二十五师师长，开赴长城古北口抗战。3月9日在密云接到何应钦的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待命。他审时度势，毅然“抗命”。因为古北口是军事要塞，万一失守，则南天门防线就将不保，又危及友军，威胁平津。他立即率部到古北口接防。为夺取潮河支流对岸有利制高点，他率一四九团猛烈反击日军，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惨烈。关麟征负伤5处，浑身是血，力战不退，从容指挥，歼敌2000余人，占领了高地。他因功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在北平住医院养伤时，赋诗赠第二师师长、黄埔同学黄杰 ，诗曰：

　　“长城歼虏去，并辔入雄图。血肉飞天堑，烽烟混太虚。

　　　关东方失险，古北又成墟。都说君无敌，投艰我不如。”

　　从此，日寇遇关麟征，畏之如虎。而关麟征血战古北口的事迹，广为群众传颂。

　　1937年“七七事变”，关麟征已升任五十二军军长。他率领全军在平汉线北段抗战，并转战山东、河南，打得日寇从邯郸、武安败退。他组织梁伟智营夜袭日寇飞机场，烧毁敌机10多架，炸毁汽油库。他善于夜战、偷袭，也能打硬仗。他的对手、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说：“关麟征的一个军，相当于中国普通军队的10个军。”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会议上说：“中国军队如果都像五十二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国内一些军事评论家也赞誉关麟征是“关铁拳”。在台儿庄大捷后，他率部参加了邳北防御战，伏击日军，大获全胜。谢冰心、郁达夫等进步文化人士上前线慰问。郁达夫即席赋诗祝捷：“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悬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曾在黄埔五期上过学的诗人臧克家写诗赞扬关麟征有勇有谋，有大将风度。

　　1945年10月，蒋介石将关麟征派往云南任警备司令。昆明西南联大师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讲和平，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云南省政府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冲进学校，镇压学潮，并有4名师生遇害，从而激起民愤，要求当局惩办凶手，这就是“一二·一”昆明惨案。

　　蒋介石为平民愤，便将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和关麟征抛出，作替罪羊。当时给关麟征的处分是“停职议处”。这事由李宗黄一手策划，难辞其咎。关麟征才上任不到一个月，受处分实在太冤枉。

　　1946年7月，关麟征调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任中将教育长，从此他进入军事教育部门，一心培养军事人才，也脱离了内战的苦海。曾调他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于陈诚的阻挠，未赴任。1948年8月，在国民党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蒋介石见刘峙、顾祝同两位“八大金刚”在战场上屡吃败仗，又想起了战将关麟征，命他出任陆军总司令，以挽回败局。报上已公布，关麟征也拜会了顾祝同，商讨交接问题。但国防部以“溪口电话手令遗失”为借口，使关麟征无法就职。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李宗仁登上“代总统” 宝座后，时局不可收拾，关麟征见国民党气数已定，便宣布辞职，退出军界，随后将一家老小送到香港定居。1948年11月，他在夫人的陪同下，由成都乘飞机去台湾。在香港加油时，他借故摆脱特务的监视，与夫人离开机场，不知去向。从此，他在香港当了寓公。他深居简出，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会见新闻记者，不发表任何言论，也不参加“第三势力”活动，不会见军政界故旧，过着“隐士”般的生活。1980年8月1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5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