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两岸交流二十年（一）

李立

一、顺应历史潮流 蒋经国调整“大陆政策”

　　1987年11月2日，蒋经国顺应历史潮流，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为“向历史作交待”，终于做出了他生前有利于两岸人民的明智之举——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病逝前毅然决然调整“大陆政策”，有其时代背景。

　　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海峡两岸的交流现状不断挑战“三不政策”，给蒋经国造成巨大压力。

　　祖国大陆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岸关系、淡化敌意的友善措施。很显然，祖国大陆的做法对于打破两岸隔绝状态，推动海峡局势的和平发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同时，祖国大陆此举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当局维持30多年“戒严体制”和对大陆实行隔绝封锁政策的基础，迫使其“军事反攻”在其不断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对策。台湾《自立晚报》明确指出：“在中共压力下的大陆政策，如果不改弦更张，恐怕政治局势将益形迫蹙。”

　　与此同时，两岸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也愈益向前发展。祖国大陆提出“三通”(通邮、通航、通商)，蒋经国则提出“三不”。

　　由于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符合海峡两岸民众与社会的切身利益与未来发展，因而招致社会各界特别是商界的反弹，“三通”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岸不接触而交流、不通邮而通信、不通商而通货的局面。

　　尽管蒋经国在两岸关系上坚持“三不政策”的立场没有改变，但两岸交流与通邮的现状，迫使他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稳定台湾社会。

　　除了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因素外，就岛内因素而言，台湾老兵要求回乡探亲的呐喊，对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有着推动作用。

　　当时台湾大约有40万国民党退伍老兵，这些老兵绝大多数是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的。当年蒋介石提出5年即可获得“反攻大陆”成功，让他们即时返回大陆老家。然而蒋介石开出的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随着祖国大陆的日益强盛，“反攻大陆”终成泡影，老兵归家无望。为了排解怀乡思念之情，起初老兵组织同乡会、宗亲会。时间一长，便在台湾形成了思亲热、寻根热。有人将这种强烈的对故乡、亲人的眷念倾注于笔端，发出“有家愧我归难得”的感叹。上世纪60年代于右任老先生在临终前写下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句，震撼了台湾岛。70年代以来，台湾新闻界、史学界、出版界等纷纷以“根”为主题，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于是，在台湾引发了返籍求谱、认亲归宗热。80年代中后期，台湾老兵的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人们的眷念之情由文字转为行动。不少人经由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赴大陆省亲、祭祖，这种行动最后竟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台湾的报刊上，人们经常能读到类似“近乡(大陆)情更怯”的文章，胆大者更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台湾老兵们通过集会、召开论坛等形式，呼吁台湾当局尽快“打开两岸探亲管道”，以结束因政治分裂所带来的“民族悲剧”。并希望台湾当局“不要成为制造民族分裂的罪人”。

　　首先站出来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老兵叫何文德。

　　何文德是湖北房县人，17岁离家入伍，其后几乎转战大半个中国。他说：当时社会战乱，民生凋敝，当兵是贫瘠省份年轻人唯一的出路。1965年他从炮兵上尉一职退伍后，加分考入中央大学企管系。当时他的台籍妻子服务于中油公司，是他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当兵当了18年，35岁退伍，就在台湾混。最初还算顺利，后来运气就不好了。这几年老了，根本就没事做。”

　　1965年何在大学就读期间，曾托人从海外转寄信回故乡，而海外友人寄来他母亲的回信与照片却始终未曾收到。多次经验使他判定家书是遭邮检扣留，而他母亲却于第二年去世。为给老母坟上添一把土，他决心发起返乡运动。

　　在街头，何文德身着白衬衫，正面写着“想家”，反面则写着“妈妈，我好想念你哟”。鲜红的广告颜料像在滴血。何文德在抗议的时候，最初用“返乡运动促进会”的名义，还用了“退伍军人联谊会”和“抗暴义士”的名义。何说：“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自己和自己联谊，这些名称是用来吓唬国民党的。”为唤起老兵的力量，何在一些支持、同情者的帮助下，经常出入老兵聚居的“荣民之家”、“荣民总医院”，散发印有返乡探亲主张的传单。为此，常常遭到便衣警察与“荣民之家”管理人员的殴打。在此情况下，何的妻女劝何放弃上述做法。何则豁出去了，他为了不连累妻子儿女，决然与结婚15年的老伴“离婚”，又立下遗嘱，将后事转托杨祖療等人。其后走上街头，为宣传返乡探亲奔走呼号。

　　1987年5月2日，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成立，发起人是何文德、李秉诚、江诗长等，成员约有600余人，是台湾最引人注目的返乡探亲团体。当日，何文德同其他人将8万多张写有返乡探亲诉求的传单分发给路人。5月10日母亲节，何文德等人又在“国父纪念馆”发起“遥祭母亲”仪式，正式揭开返乡探亲运动的序幕。

　　尽管此时台湾当局仍“禁”字高悬，不许民众赴大陆探亲、祭祖，但在老兵的强烈呼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返乡省亲运动在台岛展开，最终迫使台湾当局对其“大陆政策”做出调整。

    台湾社会各界抨击“三不政策”，迫使蒋经国在其临终之前调整“大陆政策”。

　　返乡省亲运动的持续发展，使两岸探亲问题成为台湾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台湾各界人士和民众都认为，国民党当局“近40年来的大陆政策一直未能改弦更张”，以致“实行至今，无论在情、理、‘法’各方面均有其矛盾不合理之处，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也有人认为，台湾今日社会问题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妥善处理与大陆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解决线索，首在改变‘三不政策’”。因此，台湾民众强烈要求蒋经国正视现实，寻求两岸关系的共同点，在两岸关系上采取突破性的做法。纽约《申报》撰文指出：“台湾社会要求与大陆交流的力量，如万马奔腾，沛然莫不能御。”岛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促使蒋经国提前将开放两岸民众探亲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另外，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的构想是企图缓和台湾社会内部矛盾。但事实上，此举却为党外势力中的“台独”分子鼓吹“自决”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要求全面改造“民意机构”代表，同国民党争夺台湾前途的主控权。“台独”猖獗成为台湾当时最不安定的因素。基于此，蒋经国决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通过两岸交往，以淡化台湾意识，增强“中国意识”，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

                       二、抢先大陆行 台报记者首破坚冰

　　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抢先大陆行，促使蒋经国加快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案的实施。

　　解除“戒严”后，当台湾各界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议论纷纷之际，《自立晚报》毅然决定派记者李永得与徐璐二人抢先进入大陆采访。《自立晚报》的行动，给变数剧繁的台湾社会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自立晚报》何以敢开新闻禁令之先拔得头筹?它给国民党决策机构带来怎样的震撼呢?据港报载：1987年7-8月间，随着解除“戒严”、“党禁”开放，岛内政治气氛十分活跃。新闻界不惜重金收罗人才，扩充设备，试图在开放“报禁”之前，稳住自己的阵脚以立足于竞争之林。而几十年来在国民党控制下，岛内新闻界对大陆的报道却一片空白，形成了新闻的盲点，任由台湾当局文宣部门输送歪曲的大陆新闻。在台湾当局传出将开放大陆探亲的讯号后，多家报纸计划派记者赴大陆采访。《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大报系，早就收集资料，一旦条件成熟即成行，只因两报老板均为国民党中常委，不敢贸然行动。

　　正当各路人马都在观望等待之际，《自立晚报》断然决定冲开“报禁”抢头筹。

    创立于1947年、具有很浓地方特色的《自立晚报》，是颇有影响的台湾第三大报。老板吴丰山40多岁，一向敢做敢为、处事果断。此时，他的心情非常焦急，他有一种预感：两岸关系僵持了这么多年，早晚会有一个大的改观。于是，他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冒险的计划：派记者抢滩赴大陆！

    决心下定后，吴社长亲自挑选了两名年轻有为的“资深”的当家记者，准备经香港由广州入境；但证件迟迟办不下来。与此同时，台湾别的报社也在紧锣密鼓筹谋此事。不能再等，吴丰山决定重新派人。这次选定的是两位年轻有为的记者：一位叫李永得，男，34岁,生于高雄美浓,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报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另一位叫徐璐,女,31岁,祖籍上海,生于基隆,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政治研究室研究员。李永得做事较为稳重，处理问题较有心计；而徐璐的头脑比较灵活，平时一向思维敏捷、敢说敢做，他们俩配合，将会十分默契。

　　李永得、徐璐被秘密传到吴丰山的办公室。当吴丰山把赴大陆采访的任务告诉他们时，两人都感到此次采访任务的分量，既紧张又兴奋。吴丰山决定：这次不从广州入境了，那样太冒险；而是改从日本东京转道，争取一举成功。

　　9月11日，吴老板亲自把两名记者送到桃园机场。一路上，他千叮咛万嘱咐，两名记者也心领神会。他们分析了多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备好几种应对的措施。看到飞机缓缓升上天空，吴丰山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陈国祥，“已顺利登机，请照预定计划换版发稿”。下午2时30分，以《本报特派记者李永得、徐璐由东京赴大陆采访》为头条新闻的《自立晚报》，出现在台湾街头。

    整个台湾轰动了，人人都在议论着这一特大新闻。

    面对这一意外状况，台湾当局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台湾警总出入境管理局”、“新闻局”等的官员大为恼怒，“这岂不是违反了国安法吗？”他们通知报社，要求马上把两名记者召回。台湾的一位高级官员称，如果报社一意孤行，将会受到惩罚。

    然而，吴丰山的态度也非常坚定，他说：“我决不会把我的记者召回来。”

    李永得、徐璐仍按原计划进行。当天傍晚5点15分，他们到达日本成田机场。一出机场，他们立即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

　　首次接待台湾记者李永得、徐璐的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的二等秘书马连印。当他明白了两位记者的意图之后，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这是第一个正式以台湾记者身份向大陆提出入境采访的申请案例。马连印说：“如果你们以探亲的名义申请入境，我现在就可以发签证给你们。”但是，两位记者坚持要在《台胞探亲旅游入境申请表》上写下记者的身份和采访的目的。马连印说：“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要研究才能作决定。”

　　李永得、徐璐住进了日本东京一家普通旅馆。为怕暴露行踪，在等待期间，他们去拜访了一位朋友；并走进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描写末代皇帝溥仪后半生的电影《火龙》。后来一位记者知道了他们去看电影，惊叫了一声：“整个台北，甚至日本新闻界都被你们搞翻天了，你们居然跑去看电影！”

　　经过32个小时的等待，9月13日上午9点，马连印通知两位记者到大使馆。一见面，马连印问：“你们的计划是否改变？”得到肯定答复后，马连印说：“你们的事已获得批准，而且是非常热烈的欢迎。”两位记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露出会意的目光。不到半个小时，李永得和徐璐便拿到旅行证；并预定了第二天中国民航的班机。

    当晚，两名台湾驻东京机构“亚东关系协会”的“不速之客”悄然而至。他们劝李、徐二人“终止这项行动”。被两位记者断然拒绝。

    9月14日下午3点50分,李永得、徐璐踏进了中国民航CA930的舱门，途经上海飞向北京。由于飞机为确保机上重要旅客的安全，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所以晚点至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两位台湾记者走入机场卫星厅时对大陆方面的接待人员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现为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当时是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迎上前去握着他们的手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这是陈佐洱和台湾记者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陈佐洱当时说这句话并未深思熟虑，不过是陈佐洱内心的真情流露而已。因为，陈佐洱等记者渴望与台湾同行相见，在机场苦等了好几个小时，那种焦虑与期待可以想见。没想到两位台湾记者到达北京发的第一条消息就称，陈佐洱说的第一句话是“统战语言”。一时间，这句话成了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和被多种报刊以显著版块登载的热点，陈佐洱当时感到有些紧张，担心这句话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当时各大媒体炒得很热，有的说陈佐洱说得不对，有的说陈佐洱说得对，莫衷一是。后来据说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看了这条消息后拍板：“讲得好！”陈佐洱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才算踏实下来。

    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补充道:“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这些话同样让人感到意味深长。

    有人说，人类登上月球不过用了17年时间,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从彼岸跨到此岸,竟用了整整38年的时间!

　　在去长城饭店的路上，陈佐洱对两位台湾同行说：有什么要求，需要采访什么，可告诉他，他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采访要求。到了饭店，陈佐洱给他们安排好房间后才离开。这时，天已破晓。

    回到家里，陈佐洱顾不上休息，连夜翻找通讯录，根据两位台湾记者提出的采访对象，与助手们分头一一与他们所在单位或本人联系。有通过电话的；有登门拜访的。当天傍晚，当陈佐洱把一份初拟的日程表以及这些采访对象的电话、地址告诉他们时，两位记者感到很惊讶。曾几何时，他们受过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按常规，记者得自己去联系采访对象，要不，怎么说叫跑新闻呢？但由于他们来自台湾，又是第一次踏上大陆，为减少无谓的不便和误会，中新社是乐意帮忙的。陈佐洱是上海人，在福建长大。所以，陈佐洱既会说上海话，也会闽南语。徐璐是上海人，陈佐洱可以用上海话跟她交谈；李永得只会说闽南话，陈佐洱就用闽南话和他沟通，“国语”加上家乡话，彼此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感觉自然亲近了许多。

    两位台湾记者得到陈佐洱提供的“联络图”后，立即打电话联系，一分钟也不耽误。陈佐洱按照中台办要求的只联系不陪同的指示精神，没有和他们一同去过任何一个采访点。要说陪同的话，就只是陪同他们出席了中国新闻社社长设的烤鸭宴。李、徐二位对闻名已久的北京烤鸭赞不绝口。

    两位台湾记者的大陆之行，从9月15日开始,到9月27结束。先后到了北京、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5个城市。在北京，他们看了故宫、天安门等地。采访了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他们称之为“走上不归路的流亡者”。

　　在杭州，他们看了像古诗一样美的西湖，品了龙井茶，徐璐还见到由上海赶来相见的姨母和表弟。38年未见，见面时，徐璐和姨母抱头大哭。徐璐还对她和姨母见面的情景和心里感受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很是感人。

　　在广州，他们采访了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中山大学，并到了中山市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及黄埔军校旧址。

　　在深圳，他们看了国际贸易大楼、沙头角的中英街、海关大楼出入境的检查关口等。

　　在厦门，他们访问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采访了东山的“寡妇村”。

　　在他们走过的大陆的土地上，最熟悉的应该是福建沿海一带。台湾的众多拓荒者，都是从这块原乡的土地渡海过去的。当他们抵达厦门后，看到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语，才真切感受到了这条源远流长的脐带。他们在沿街看到许多小吃店，有一种仿佛置身于台湾某条古老街上的幻觉。他们在厦门之行的系列专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小吃店和许多台湾的传统小吃店一样，卖的东西也一样，有油面、肉棕、肉羹、以及各种可以切盘的熟食，像白切肉、白斩鸡肉、红烧肉等等。”在厦门，他们还听到了台湾当时最流行的歌；并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中华电视台”的节目。

　　两位记者离开台湾时，吴社长曾交代他们，“只要进入大陆就算成功。”因为，这一举动本身就大有新闻价值，甚至要超过他们在大陆进行的采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