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两岸交流二十年（八）

“汪辜会谈”的前奏

　　海协会成立之初，会长汪道涵便邀请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会面。

　　1992年元月8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或秘书长率员访问大陆，就双方联系与合作事宜交换意见。海基会随即复函表示，愿意“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之后，“两会”又就有关邀访事宜函电往来多次。

　　3月下旬，海协会代表同海基会代表在北京，就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挂号邮件查询问题进行了工作性商谈。

　　8月4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再次致函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邀请他于当年择日择地，“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进行“两会”负责人会谈。

　　8月22日，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函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接受其邀晤，并建议，当年10月中、下旬或其它适当时日在新加坡，就有关“两会”会务及两岸文化、经贸交流问题进行商谈。

　　9月30日，海协会函复表示，“汪会长对辜先生接受邀请，择期会晤，甚为欢迎”。并说，为保证会晤成功，建议双方有关人士在北京或大陆其它地点先进行预备性磋商。

　　10月28日，海协会代表与海基会代表在香港再次就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挂号邮件查询问题进行工作性商谈。同上次商谈一样，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分歧。大陆方面认为，两岸之间公证书使用、挂号函件查询和其它两岸间的事务，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而不是国际性的事务。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的立场有所接近，但尚未达成协议。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认知有分歧，致使“两会”负责人的商谈准备进程也被拖延。

　　11月底，海协会再度致函台湾海基会，建议于12月上旬进行“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12月下旬举行正式会谈。至于地点，愿意积极考虑辜振甫先生所建议的地点──新加坡。

　　1992年年底，台湾正值“立委”选举，会谈又未能如期举行。

　　1993年3月2日，海协会又再次致函台湾海基会，建议“汪辜会谈”于3月下旬或4月初举行，并在两岸择一地点进行预备性磋商。

　　3月12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新任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邀其赴京讨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等问题。

　　3月18日，台湾方面发表《辜汪会谈背景说明书》，将此次会谈定为“两岸‘政府’正式授权之民间中介团体高层负责人首度会面”，其性质为事务性及功能性，不涉及政治问题。

　　3月23日，海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将“汪辜会谈”定位为民间的、经济的以及事务性的，并希望海基会秘书长邱进益能在近期访问北京，磋商有关事宜。同日，台湾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祐率相关人员到北京，与海协会就“两岸文书查证”及“两岸挂号信函查询补偿”进行第三度会商，并与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就“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程序问题，进行先期安排。双方商定：自4月7日起，由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与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北京先进行预备性磋商。

　　4月8日至11日，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在北京草签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及“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待“汪辜会谈”正式签署。并就“汪辜会谈”进行预备性磋商，就会谈的性质、议题、时间、地点、人员等事项达成了八点共识。“两会”商定：“汪辜会谈”定于4月27日至28日举行，双方随行人员各自不超过10人。至于地点，海协会则充分尊重辜振甫先生的提议，使这本应在两岸举行的会谈定在新加坡。

　　“汪辜会谈”自此拉开序幕。

　　4月下旬的新加坡，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春雨降临，把整个城市装扮得清新、干净，似乎在迎接远方的客人，也似乎在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会谈气氛。海皇大厦──即将举行“汪辜会谈”的所在地，也显得格外的庄重、华贵。

　　4月22日，海协会唐树备常务副会长及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先后抵达新加坡。23日下午，唐、邱二人及两会的相关人员在海皇大厦26楼，展开第二阶段预备性磋商。双方确定了会谈的议程及行程，并就建立制度化联系与会谈方式及经济交流议题等，交换了意见。

　　当满面春风的唐树备把“‘汪辜会谈’已定为27日上午10点在海皇大厦正式举行”的消息，告诉在大厦4楼等候多时的记者时，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几天来，民进党“立委”在得知其派人以学者身分赴新加坡参加会谈的要求遭台湾当局否决后，曾大闹台湾“立法院”。“汪辜会谈”的主角之一辜振甫成为箭靶，被指为“台奸”。辜振甫不堪受辱，已决定辞去海基会董事长职务。很多人心中都弥漫着一种担忧：会谈能如期举行吗？

　　从24日到26日上午，会谈前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4日上午，海协会咨询部副主任周宁与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祐等人，举行工作会商；下午，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与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再度就会务、共同文件之架构与内容以及文教、科技交流、遣返等问题，具体交换意见。25日全天及26日上午，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与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等人，举行工作会商，完成共同文件的初稿。

　　“汪辜会谈”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

世人瞩目的“汪辜会谈”

　　4月25日下午5点30分，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面对上百名中外记者的包围，78岁的汪道涵红光满面，应答自如。

　　记者问：“汪先生对即将举行的会谈有何期许？”

　　汪道涵回答：“唐树备、邱进益二位先生的磋商，已经为会谈作了充分准备;我对这次会谈成功充满信心。”

　　4月26日下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在机场，辜振甫先生举行了记者会。76岁的辜振甫先生面带微笑地说：“各方面对这次会谈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通过坦诚交换意见，为两岸关系的互动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月27日上午10点，“汪辜会谈”准时在新加坡海皇大厦4楼会议厅举行。10点零6分，当汪道涵与辜振甫伸手越过不足两米的会议桌握在一起的时侯，隔绝40多年的海峡两岸关系，终

于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频频亮起的闪光灯闪动下，随着众多照相机快门的按下，无数的镜头记下了这历史性的瞬间。
　　会谈一开始，汪道涵先生首先说：“我在此转达江泽民先生、李鹏先生向辜先生的问好，并请辜先生转达他们个人对李登辉先生、连战先生的问候。他们也向曾支持本次会谈的郝柏村先生问好。”
　　辜振甫先生随即将汪道涵转达的问候,认真地、一一记在了本子上。
　　接着，汪道涵会长详尽阐述了大陆方面对当前发展两岸关系的主张和建议，辜振甫董事长也按照书面发言作了陈述。
　　27日上午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对各项议题进行了大体的讨论。汪道涵会长在谈话中，建议将两岸“三通”排上议程，台湾方面未予回答。下午，唐树备副会长与邱进益副董事长各9人，在原地继续进行会商，除有关秘书长层级的会谈地点及经济交流外，其余问题大多达成共识。
　　28日上午，唐、邱二人继续在海皇大厦进行会商。下午3点，在进行汪辜第二次正式会谈前，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唐树备副会长，海基会辜振甫董事长、邱进益副董事长先行协商30分钟，双方同意延会，并将签署仪式顺延至29日上午10点。在汪、辜率双方代表团进行15分钟会谈后，唐、邱二人继续讨论经济交流等问题。当天晚间，双方始达成协议。

会谈的主要内容
　　27日及28日两天，唐树备与邱进益分别就海协会与海基会“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教交流等三大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根据预备性磋商确定的内容，逐项进行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海协会与海基会的联系与会谈制度问题；二、关于经济交流问题；三、关于两岸文教、科技交流问题；四、关于此次会谈共识文件的名称问题。
　　在北京预备性磋商时，双方同意将“汪辜会谈”达成的共识写入共同文件，经双方确认后公开发表。但是，在名称问题上，大陆方面主张采用“共同新闻稿”的形式发表，台湾方面则主张用“备忘录”。在此次商谈中，大陆方面提出可以采用“会谈纪要”的形式，而台湾方面仍坚持用“备忘录”。对此，大陆方面明确指出：“备忘录”多用于国与国之间，在岛内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歪曲此次会议性质的情况下，不要用“备忘录”的形式。经过汪、唐和辜、邱的小范围协商，提出还是用“协议”。最后，双方商定共同协议的名称为“汪辜会谈共同协议”。
　　4月29日上午，协议签署仪式在海皇大厦四楼举行。
　　签字大厅里，一蔟盛开的胡姬花摆在签字桌的正中，粉蕊紫瓣的花朵在墨绿色台面的映衬下透着典雅与雍容。台前还蔟拥着五颜六色的丹仙花、九重葛等热带花卉，这些怒放的鲜花，使整个签字大厅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
　　10点35分，海协会专员徐志勤和台湾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祐分别把四份灰色和四份黑色的文件放在签字台上。五分钟后，穿着白色套装的汪夫人和穿着真丝旗袍的辜夫人手挽手首先进场；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则紧随其后。连日来一直身着浅色服装的汪、辜二人，此时都换上了深色西服，显得庄重而有气派。
　　10点50分，汪道涵会长和辜振甫董事长在四份文本上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四份协议分别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在签字过程中，按照海基会的安排，汪、辜二人每签完两份文件，便对换一下座位。
　　签字仪式结束后，汪道涵会长、辜振甫董事长，以及双方人员高举香槟，相互道贺。
　　举世注目的“汪辜会谈”，此时降下了帷幕。

历史意义及其深远影响
　　此次会谈，引起了海峡两岸人士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会谈成果本身。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汪辜会谈”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台湾官方对这次会谈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跨出了两岸接触的第一步”，是“两岸民间交流迈向制度化的里程碑”，为“两岸关系迈向中程阶段目标打下了基础”。
　　新闻媒体与各界人士对这次会谈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时报》社论称此次会谈“已为两岸协商对话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关系从对峙走向和平统一的一个重大发展关键。”除少数民进党人士极力否定这次会谈外，台湾各界大多对此次会谈作正面评价。西方舆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也都对两岸会谈表示欢迎和赞赏，称此为“划时代的事件”和“历史性转折”。台湾一家新闻周刊还对汪、唐的谈判技巧与风格大加褒词，认为大陆方面主动灵活，使得在谈判过程中几次“陷于胶着状态”、几近僵局的紧张气氛，“起死回生”，迎刃化解。
　　“汪辜会谈”首次实现“两会”最高负责人直接见面会商，也是两岸高层人士的一次正式会晤；它表明台湾当局开始调整“三不政策”，两岸接触对话的大门从此正式打开。多年来，台湾当局虽逐步开放了两岸之间的各项交流，但这种交流一直被限制在民间、间接和非政治范围，台湾当局始终坚持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截至到“汪辜会谈”以前，除香港“两航谈判”、金门红十字会谈判，及“两会”一些低层次纯事务性接触外，两岸尚未举行过任何较为正式的会谈。此次“汪辜会谈”，虽然也定为“民间、事务、功能”性质，且由两岸民间中介机构出面，但由于双方都经高层授权（如台湾海基会明确是“行政院”授权单位），具有半官方色彩；加上汪、辜均属高层次人物，所以，此次会谈使得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中的“二不”──“不接触”、“不谈判”变得名存实亡。
　　然而，尽管海内外人士普遍关注并高度评价此次会谈，但是，实际上，几十年来形成的两岸敌对状态是不可能“相逢一笑”就完全消除了的。从谈判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双方在一些政治性原则问题上仍存在着歧见。台湾方面借着此次会谈，突出地制造“两个对等实体”的影响，从许多的小事上，也无处不体现着。如：台湾方面相当计较会谈的场地、座位安排的“对等”等等。对此，大陆方面一方面强调这次会谈的性质，重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及“两个对等实体”的一贯立场；一方面也主张“两会”在事务性会谈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不计较非原则性的细节。舆论界认为，大陆“赢得形势”，台湾“赢得面子，但显得小气”。台湾《联合报》在评论“汪辜会谈”时也指出，台方的算盘是“希望藉会谈直接表达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诚意，以换取中共承认台为对等政治实体，增加国际筹码”。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关系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台湾当局同意举行“汪辜会谈”，并非表明它已放弃“拒统偏安、革新保台”的基本政策，也不等于台湾当局会立即开放直接“三通”和使两岸关系进入中程阶段。另外，民进党人士对“汪辜会谈”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包括在会谈期间大闹辜振甫先生的欢迎酒会、在海皇大厦门前静坐示威等，虽然未影响整个会谈进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推行。从辜振甫、邱进益参加“汪辜会谈”先后提出辞职一事来看，两岸关系中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辜振甫先生这样评价此次会谈：“这是一次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的会谈，它毕竟开启了两岸交流的一扇大门。”
　　无论如何，“汪辜会谈”的意义是重要而深远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今后海峡两岸可透过授权中介机构的制度化协商，用双方签署协议的方式，来处理两岸交流事务。这种新的模式，较原来的临时性协商，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汪辜会谈”的成功，为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动力。
　　“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史册中的重要篇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