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三)

第五章  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血染沙场

冯玉祥演讲，学兵齐唱《松花江上》

　　军事训练团加紧对学员进行军事演习时，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宛平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全部进入阵地，对来犯日军展开英勇还击。昼夜大雨不停，战壕中灌满了水。进入阵地时，我们都浸泡在齐腰的水中，做立射姿势，依托掩体还击。虽然换班很勤，由于长期泡在水中，也感到浑身如筛糠，冻得嘴唇发紫。作为军人，遇到千难万险，也应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

　　清晨，日本飞机编成三、六、九架不等，低空往来穿梭不停，气焰十分嚣张。飞机投弹、扫射，炸弹子弹呼啸而下，火光夹杂着腥风血雨，扑面而来。我第一次实弹射击，没有目标，放了空枪，白白浪费了三颗子弹。有一位同学被打死，两眼圆睁，仍紧握手中枪，让人看后无不感到悲痛。负伤同学少腿断臂者不计其数。

　　夜幕降临，三大队大队长、冯玉祥将军长子冯洪国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冯洪国与大队附朱军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是以后才知道的。他悲愤交加地宣布：“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奉上级命令，我二十九军全部撤离平津地区，军事训练团立即解散，有亲戚的可投奔亲戚，有朋友的可投奔朋友，如无以上条件的同学，或自愿留在团的同学，三天后到固安县城集合，另行安排。”他还说：“目前局势很混乱，敌强我弱，中央也不主张死守平津，为了同学们的前途，请大家立即将枪支弹药隐藏或破坏，不能留给敌人。”

　　部队从平津一线向南撤退。军事训练团的1900多名学员，个个义愤填膺，不满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极少数同学含泪离开部队，多数同学决心向固安县城集结待命。我与东北籍同学李宝瑞等四人结伴，脱掉军装，换成便服，持大刀连夜冒雨冲出重围，在青纱帐中绕转前进，经过通宵的奔波，已离日封锁线很远了。这时才觉得饥渴交加，疲惫难忍。我们商量就地休息，找点吃的充饥。村子不敢进，发现不远的河沟里飘浮着很多西瓜。我们弄来几个西瓜，算是吃了一餐饭。我感到浑身无力，膝盖阵痛难忍，泥血模糊，左腿一条血线直流到脚跟，我向上查找，才知道左膝盖上有一小洞，洞内已成黑色，口小里大，按摸时不怎么痛，但里面似有一硬物。同学们分析可能中弹，弹头在肉里面。大家束手无策，我斜躺在地上，侧卧搥腿，怎么也倒不出来，急得直冒汗珠。最后我决定，自己动手术，一定要把异物取出来，否则发炎流脓，不但无法行走，还会影响整个大腿，非截肢不可。同学们弄来几根树枝，两人用手按住伤口的周围，使异物不能活动。我咬着牙，用树枝捅进伤口，将子弹挟出。就是这么简单，硬将子弹取出。当时找不到急救包，也没有止血药，我用手巾包扎好，继续前进。

　　我们四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按时抵达河北固安县城。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的收容站已挤满了同学，大家都是一身老百姓打扮，恰似到了难民集中营。军服一时发不下来，只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由军事训练团甄别重新编队。原先开学典礼上1900多人，经过这次战斗仅剩下不足500人。我们编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边行军边训练，从固安县向南进发。这时正是酷暑，天气炎热，几天的行军，体力消耗很大，抵抗力减弱，恰虐疾流行，一下子病倒了200多人。这时没有药物治疗，发病时休息，不发病时照常训练，好在我们都很年轻，终于抵达冀中的河间县。

　　有一天，军事训练团夜行军至河北与河南交界的一个小镇，在铁路线上，冯玉祥穿着草鞋，一身灰布军装，俨然一个伙夫模样，来到我们面前。大队长整队集合恭听冯司令长官训话：“小日本有什么可怕？他的飞机大炮，敌不过我的步枪和大刀。1933年5月，我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队伍由几千人扩大到10多万，先后收复了宝昌、沽源、多伦等地。现在，日本人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学们，你们是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认真学好杀敌本领，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演讲完毕，同学们自发唱起了抗日歌曲，唱《松花江上》时，东北籍同学流下了眼泪，他们群情激奋，发誓要打回老家去。

　　当天夜晩，军事训练团全体学员乘上一列运兵专车，沿京广线南下，前往河南兰考。第二天上午，在兰考下车，开始了长途行军。我们经开封、新郑、新野等地进入湖北襄樊，直到均川才算落下脚。

　　1937年12月下旬，军事训练团的500名健儿，经过一年的训练与战争洗礼，举行了毕业典礼。学员毎人胸前挂上一枚“亲爱精诚”的纪念章，宣布了分配名单及报到部队番号与时间。当晩举行会餐，同学们依依惜别。我被分配到驻扎谷城的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军一七九师任上士班长，紧接着开始训练补充的新兵，据说三个月后将开赴前线打仗。任务紧，时间短，工作量大，忙得昏头转向。就在这时，我患了伤寒，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在医生的照料下，吃药打针，慢慢恢复了健康。新兵训练由于战局紧张，不得不提前结束。这时南京已失陷，我的家乡山东，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退，整个沦陷，落入日寇之手。我时常在梦中看见父母在日寇的铁蹄下的苦难遭遇，惊醒后出一身冷汗。

　　我们军事训练团的四位同学都分在一个营内，时常见面。有一天，他们来找我商量今后的出路，最好是去西安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即黄埔军校七分校），于是决定乘夜间查哨时离开部队。这时刚过春节不久，夜色下阴云低沉地压着大地，寒冷的西北风不时呼啸，我们心情极度紧张，生怕路上遇到盘查。从谷城出发，沿武当山北麓到丹江口进入河南邓县，经南阳等地来到洛阳。这一次的逃亡，是改变我人生道路最大的一次转折。

　　经过半个多月的逃亡生活，到洛阳后，我们四个人身上的钱花光了，没钱吃饭，没钱住旅馆，没钱买车票去西安。怎么办呢？大家商量不出好办法。一天，偶尔听人说洛阳有个沦陷区青年招待所， 专门收容从敌占区逃来的青年学生。我们四人一听，喜出望外，前往报名。当我们讲出真实身份后，竟被拒绝，说我们是现役军人，不能收留。我们觉得无路可走被迫再次试图报名，这一次换了一个招生的考官，我们说是来自东北、山东的失学青年，要求收容。结果如愿以偿，四个人进了招待所。在这里生活了一个星期，觉得光在收容所吃饭，也没有什么前途。李宝瑞说，他有个哥哥在西安做小生意，不管前途如何，先去西安再说。说走就走，我们来到火车站，爬上向西去的一列货车，既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地抵达西安。

第六章  奔延安，遭军警扣押；

另辟蹊径，黄埔题名

　　目的地西安到了，李宝瑞的哥哥也顺利地找到了。我们四人抱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到李老兄的家，受到热情的款待。李兄夫妻带着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孩子，以卖杂货糊口，全部家产也经不住我们四个青年人吃几天的。一看实情，我们不忍心啊！李兄夫妻虽竭尽全力热情地招待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我们还是决定另找出路，到处打听招生的信息。

　　事情真凑巧，在西安也有沦陷区失学流亡学生招待所这个机构，我们四人走洛阳的老路，没费什么周折，就如愿以偿了。这个招待所比洛阳的大得多，男女学生三百多人，除上课外，自由活动时间多，方便时，也可帮助李兄干点活，算作报答。我利用一切时间补习文化，为自己创造条件，将来考军校。

　　西安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沦陷区流亡知识青年投奔陕甘宁边区，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收容机构，我们投靠的沦陷区青年招待所即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战干四团、国立中学、训练班之类的单位还很多。在我们招待所内，流传着“西安不要延安要，自有地方管饭吃”的口头语。抗战后，国共合作，延安在这里设立了八路军总部办事处，地址在西安七贤庄1号，许多同学都酝酿着去延安，甚至悄悄串联登记报名填表。我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深刻的认识，几位要好的同学私下里动员我去延安，说那里有抗大，有鲁艺，有陕北公学。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听说这一次组成三个连，分三批出发，一切听从指挥，秘密行动，不可张扬。第一批由七贤庄经咸阳、礼泉、永寿、彬县绕甘肃合水进入陕甘宁边区。我所在的第二、三批由于走三原，被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宪哨所卡住，退回原处。从1938年起，听说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负责办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去延安的共产党和进步青年，强迫劳役管训的机构。所有被扣留的学生，即交劳动营收押，由国民党董钊的十六军和宪兵一团检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特务组织协同当地驻军拦截潜赴延安的青年学生。

　　这次我们被军警押回沦陷区流亡青年学生招待所后，再不敢贸然行动。就利用此机会努力复习功课，一来可考军校，二来也可考西北大学或西北农学院，当时这就是我唯一的出路。

　　中央军校七分校第十六期招生的广告终于见报。军校招生的条件很苛刻：年满18岁的公民，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具有爱国思想，品性良好，符合条件的才能报名。考试科目有国文、数理化、史地、外语，考试及格者再进行体检。体检及格后，听候录取通知书。凡初试录取者，入学一个月后再进行复试甄别，甄别通过了，才算正式录取。过五关斩六将，除了外语考试几个英语句子翻译成汉语难倒我外，其余均顺利过关。能否金榜题名，只好静候佳音。

　　经过体检后，大约一周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限某日报到。这一喜讯使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同学们为我祝贺，真有进京赶考中状元的感觉。七分校校本部坐落在终南山麓的王曲镇。我报到那天，同学们争相陪送，使我感动不已。我被分配到第十六期十四总队二大队六中队学习。紧接着发下黄色布军装，还有两枚圆形蓝底白字的“军校”、“学生” 领章，裹腿、麻草鞋、黑粗布袜子、牙刷、牙粉、白毛巾、肥皂、灰黑色铁质饭碗、筷子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当时我被编入一区队一班。中队长将我们安排到一个庙宇内住下。据说，军校扩招学生，营房不够用，临时借用庙宇及部分民房当校舍，住地分散，很不方便。

　　我经过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一年多的士官生训练，对军营生活很熟悉。区队长宣布学习规则、生活起居制度、内务条令和注意事项以及礼节等等，如有违犯轻则警告，重则坐禁闭，言出法随，不讲情面。

　　半年的入伍生训练，这是从老百姓向一名合格军人转变的养成教育。训练着重于体格锻炼，从早晨五点半起床，直到晚上九点半吹熄灯号，日程活动排得满满的，没有自由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中队长、区队长都是军校先期毕业的师兄，他们是过来人，你耍什么花招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只有规规矩矩地听话，否则，够你受的。吃饭限时五分钟，吹哨子开始，哨声再响，马上放下碗筷，不管你吃完没吃完，也不管你饿不饿。有的同学体质弱，吃不消时装病请假休息两天，也有少数同学过不了入伍生这一关，自动要求退学，或不告而别。我常受到表扬，说我能吃苦耐劳，他们哪里知道，我在二十九军就吃过不少苦头，这点劳累，在我看来，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月后，举行甄别考试。大家都提心吊胆，胡乱猜疑，结果复试的题目很容易，但也有些人被淘汰出校。之后开始了军官养成教育。也就是说，入伍期满，成为正式军校学生，待遇也从列兵升为军士。

　　胡宗南将中央军校七分校视为自己培养军官的摇篮，因此他常来校训话，他将部队的团、师、军长与学校的大队长、总队长、教育处长等互为调换，以便实践与理论知识互补。如我们的教育长吴允周，就曾任四十二军一九一师师长；七分校军官教导大队大队长陈鞠旅，在离校后就任十六军预三师师长，有作战经验，后又来军校任职。这样理论联系实际，最容易提高军事教育的水平，又培养了干部。

　　正式军官养成教育内容有政治教育：主要由政治教官上课，课程有《中国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总理遗训》、《帝国主义侵略史》等，培养学生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对国家的绝对服从，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荣誉感，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同时，激励学生自尊自重自强，树立坚定的人生观，进行抗日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军事技术，将来为祖国效力，不成功便成仁。每周开周会，背诵《总理遗训》，照例由一职务较高的领导作精神训话，学生要站立洗耳恭听，不得有丝毫懈怠。

　　其次是军事教育：主要有理论课，如《战史》、《筑城》、《兵器学》、《战术教程》、《步兵操典》、《勤务条例》、《后勤补给》、《战役战略》、《攻城学》，从班、排、连、营直到团的战斗勤务，也就是将学生造就成未来的团职以下主官。所学课程要考试，不及格要补考。再就是军事操练技术课，有军事技能培养，要求通过训练，能熟练掌握基本军事技能，以应付战场上的一切挑战，有条件的还要学汽车驾驶，无线电收发等特种技能。

　　最后是军事演习：按照教材内容，从学立正、稍息、左右转开始，齐步走、正步走，班、排、连操练，战斗、战役演习，夜行军、攻击、防御、退却、掩护、侦察，到后勤补给等等，通过各种军事实践科目，培养学生能胜任团长的一切指挥技能。毕业前的野外演习，分红、蓝两军，进行战役攻守实地演习，动用练习团（有的人称学兵团）官兵交学生指挥。参加人数往往多达数千以至上万人，双方兵力对等，一般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结束，然后由校方裁判胜负，并进行理论探讨，总结经验教训。大兵团作战往往步、骑、炮、工、辎、通、装甲车各兵种都参加，如长途运兵要辎重兵科学生负责，修路架桥要工兵科学生负责，侦察、偷袭要步兵科学生负责，攻占敌阵地要炮兵科学生负责，通信联络架线要通信兵科学生负责，学生任排、连、营长，指挥作战。规模之大，令老百姓望而生畏。行军、驻宿、补给造成的庄稼禾苗损失酌情赔偿，宣传、政治鼓动、战地通讯及文娱活动积极配合，一次演习下来，耗资甚巨。

　　在七分校学习期间，以中队为单位任命政治指导员一名，专职搞政治教育及对学生进行思想考察，并对异党活动进行侦破处理。学生很反感，认为指导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但对指导员还不能得罪，否则，会吃大亏。

　　1939年元旦到了，早晨与平常一样，只是说去参加“朝会”。我们十六期全体同学以队为单位，都到大操场集合。据说在场的教职员、学生有万人以上，由于人数多，我们安排在后面，根本听不清主席台上的人说些什么，只盼望快点解散。忽然看见前面的同学举手，后面的同学也跟着举手。事后才知道，这是参加中国国民党的集体入党宣誓仪式。我糊里糊涂就成了“国民党员”。

　　整个学习分三个阶段：初、中、高三个层次。初级阶段学生左臂上佩戴v字形证章，表示你是接受“下士衔”教育；然后升级为“中士衔”（vv）教育；最后为“上士衔”（vvv）教育。学校中有十五期、十六期、十七期三期学生，基本上每年招一期。入伍生除外，只要看学生的臂章，就知道这位学生的资历深浅。

　　军校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天供给的伙食费有限，为了改善生活，以中队为单位办伙食。司务长将每天的伙食费交给值日的同学，一同去买菜做饭。当时叫监厨，一切帐目公开。每周可打一次“牙祭”，即改善生活，吃顿回锅肉或水饺、面条。

　　据可靠消息，我们十六期可能提前毕业，因为前方伤亡太重，急需补充军官。中央军校从南京迁往成都后，共增设了九个分校，每年招生几万人，还是供不应求，原来军校学制三年，如今可能缩短为一年半或两年，为此，课程紧，任务重，同学们忙得昏头转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