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十四

特赦内战罪犯，共产党着眼统一阻挠旧部回台，国民党拒绝接触

　　“特赦战犯”，曾经一度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过巨大反响。到了1975年，所有战犯，包括美蒋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被特赦释放，至此，中国再无战犯。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在新中国成立后，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战犯，当时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反动分子，同时有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在向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周恩来亲切接见  

　　特赦战犯重获新生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表示非常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从此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11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10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30多年前的老师，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周恩来在陈毅、习仲勋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他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毛泽东说：都放了算了！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中共中央调查部原部长罗青长回忆：“还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

　　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知罗青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罗接到总理的指示后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罗青长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有关部门为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对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做出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毛泽东批示后，华国锋立即主持召开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的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工作。

　　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是一件很得民心的事。特赦释放人员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学习后，除王秉钺等10人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回台湾外，其他人员按照自愿的原则，都被安置到祖国各地，与他们的亲人团聚。 

　　

　　台当局阻挠战犯回台  

　　三人无奈重返大陆

　　

　　王秉钺等10人回台湾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同时，还发给了台湾往返通行证，如他们愿意，可随时回来，并给予安置。

　　愿意回台的10人是：原国民党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原国民党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原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原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杨南屯；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

　　王秉钺等人对政府批准他们回台湾，并给足路费、提供方便，表示感激。离京前，中央统战部设宴为回台湾的10人饯行。

　　王秉钺等10人先赴香港，然后由香港办理赴台手续，才能到台湾与亲人团聚。但是，王秉钺等10位回台人员，在香港办妥回台登记后，过了一个月，仍没有半点动静，赵一雪等多次前去问询，答复是“入台证”不日即寄到。可回台人员左等右等，仍迟迟未获批准。时间进入5、6月，台湾安全部门派出“特别小组”对回台人员进行所谓“甄别”活动。台北“救济总会”致函九龙代理机构，转知回台人员写信表明心迹。

　　由此种种，引得海内外同声谴责，连香港的亲台报纸，也批评“台湾的脓包决策者”。

　　为了达到阻挠10位人员返台的目的，台湾当局散布：回台人员在港受到“左派包围”。他们所指的是中国旅行社贯彻祖国大陆的政策，照顾回台人员的食宿。而回台人员一再表示：他们的行动并未受到任何限制。

　　6月4日，张铁石化名王浩然，匿名“富都酒店”，自杀身亡。这一消息，让港九为之震惊。6月9日，香港各报几乎都在头条报道了张铁石的死讯。张铁石死了，他是带着与亲人团聚的期待，带着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失望走向生命的尽头的。

　　祖国大陆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主动办理张铁石的后事，并主动和在台湾的张铁石的亲属联系。6月6日上午，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人及回台人员段克文、蔡省三、赵一雪，在油麻地警署警官的陪同下，到九龙办理认张铁石尸体的手续。后来，张铁石的儿子才在台湾当局的许可下，带着悲伤来香港办理自己父亲的后事，这种人间悲剧叫人情何以堪。

　　回台10人，一个已化成灰，另9位客居陌生的香港，无所适从。时而传来“入台证就要到了”，时而台湾当局驻港机构缄默无声。9位老人都明白了，台湾当局又以“拖”来对待他们。想到昨日还是10人，转眼间离去一人，9位老人不禁潸然泪下。他们在问：何时才能赴台与亲人团聚呢?

　　原来由香港的台北“救总”代理机构办理回台人员写信表明心迹的手续，却又被台北“救总”公然否认了，这又给9人回台设下了新的障碍。回台人员万般无奈，只得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家属来香港会面，台湾当局也迟迟不予答复。

　　9位老人困在香港，有家不能回，有亲人见不了，受尽煎熬，真是度日如年。万般无奈之下，王秉钺、陈士章、周养浩、段克文选择赴美暂住。张海商、杨南屯、赵一雪三人挥泪告别香港，重返大陆。蔡省三、王云沛留在香港继续等候回台。

　　对特赦人员关心的海内外人士，都关心着张海商、赵一雪、杨南屯回到了祖国大陆后的情况。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机构则放出风，说什么三人“未完成统战”任务，不可能受到中共的欢迎，免不了流落的结局。

　　可事实怎样呢?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回忆，9月2日，张海商、杨南屯、赵一雪抵达深圳时，受到中央统战部和广东省委统战部代表的热烈迎接。到达广州时，又受到广东省委统战部和广州市委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广东省委统战部举行了座谈会，热烈欢迎张海商三人归来。三人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们对踏入祖国大陆就受到热烈的欢迎，表示十分激动。

　　9月3日下午，三人乘飞机到达北京，再次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统战部原负责人李金德，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菊生，张海商等三人在大陆的亲属及爱国人士侯镜如、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文强等前往机场欢迎。

　　9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欢迎张海商等三人归来。李金德说，你们去台湾，我们欢送；现在回来，我们欢迎。你们的工作和生活将予以妥善安置。今后，如果能够再回台湾，我们再欢送。赵一雪先生代表三人发了言，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情绪激动，几次流了泪。他说:“我们10人到港后，长期被阻，去不了台湾。10人的情况不同，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还在香港等待回台，张铁石惨死。我们三人不愿在香港再等下去，申请暂时回来。我们一经申请，马上就得到中旅社安排，自香港回到伟大的祖国首都北京。承蒙热情接待，照顾备至，更使我们感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温暖，我们表示衷心感激。”说到这里，赵一雪哭了，张海商、杨南屯也都流下了眼泪。

　　大陆欢送，台湾阻挠，不同的待遇，让人们看到了两岸不同的政策，国共两党不同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