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十七

传承发展  邓颖超主持对台工作

　　树高千丈，根深叶茂；泉泻高山，云水相激。

　　80年代，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十分活跃，各方面工作都在积极开展，邓颖超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具体对台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她是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二代领导人对台工作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

　　邓颖超十分关注祖国统一，在对台工作上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能力。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任命邓颖超同志为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1980年元旦，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的震动，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

　　紧接着，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又是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触动了民族的深情。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也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不要断，然后汇成江河大海；同时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都很强，机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针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来了，要有耐心和韧心，埋头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这些话朴实、形象而又深刻，对指导对台工作有现实意义。

　　1984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1985年，邓颖超去沿海地区视察，在厦门，邓颖超听取了厦门市台办的工作汇报，还饶有兴致地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对面的金门。邓颖超听到厦门广播“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五星红旗”歌曲，并指出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考虑到对方接受与否。邓颖超曾说，对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们对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时，就反复阐述：“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一定要准确地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阐述，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注重实效。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你的政策，宣传你的任务。你的做法要有说服力，要使人家增进对我们的了解，宣传是前哨。见到不同身份的人，我们要跟他谈谈对台工作，但不是政治话说一大套。”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邓颖超生前的秘书赵炜说：“《瞭望》杂志扩版，创建海外版，想找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人写发刊词。他们找到了我，想请邓颖超撰文。我就跟邓颖超说，大姐（指邓颖超）听了挺痛快地答应了。邓颖超平常并不怎么喜欢题词、写序文，没想到这次这么痛快。所以我就问，为什么这次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大姐说，这是我们对海外同胞宣传对台方针政策、宣传祖国统一的窗口。大姐在发刊词中指出，要使《瞭望》杂志海外版成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为祖国统一，加强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往的桥梁；成为增进爱国大团结，实现中国统一的纽带”。

　　童小鹏聆听“邓大姐”教诲

　　“文革”期间，对台工作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在恢复统战工作和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把恢复和开展对台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童小鹏也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分管港、澳、台工作。但当时没有机构和专职部长。经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意，不久组成了以马正信为局长、龚陶怡为副局长的联络局，并配备了几个干部，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1978年10月，党中央批准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中央指出：“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认为“现在条件很好，要重整旗鼓”。于是党中央决定与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进行谈判，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领导。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建议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议事日程》的讲话。他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我国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

　　童小鹏回忆，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当组长。她对工作抓得很紧。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参加全国政协座谈会；下午，就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他和罗青长都参加了。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讲了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首先抓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决定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搬进中南海。

　　童小鹏说，邓颖超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大好，在全国人大、中央纪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担着重要工作。但她对对台工作仍一如既往，尽心尽力，真抓实干。有一次，她到泰国访问前，还布置小组工作，回来后立即检查。她还挤时间看了不少有关台湾的书刊，曾经为邮电部的《集邮》杂志大量销到台湾而高兴。她对对台办的同志说：“对台工作遍地是黄金，要到处捡啊！”

　　她曾对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说：“对台湾同胞落实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要过细检查。落实一个，影响一家，落实一家，影响一片，务必要善始善终，不要有遗漏。”在她和领导小组的努力推动下，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问题解决得较好，促进了对台工作的开展。

　　对台工作润物细无声

　　为了使对台工作在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在邓颖超的直接关心下，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等群众团体组织。1980年11月，浙江省台胞首先成立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都对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很重视，认为它能成为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邓颖超对台湾同胞的情感心声非常理解，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1981年初，邓颖超专门调全国妇联副主席、正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的林丽韫（祖籍台湾台中）返京筹备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邓颖超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和指导，邓颖超说：“由于30多年的隔绝，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台联会应该是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林丽韫任会长，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对台工作面。

　　邓颖超对全国台联会的成立感到很高兴，她希望台联会成为海内外台胞满意的“台胞之家”。她还提出，在国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华侨群众团体，我们应该与他们交往。尤其是老一代侨胞、台胞，他们都深深地怀有一颗爱国之心，我们要保护他们应有的权利，要联系他们，团结他们，广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有一次，邓颖超接见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保钓”人士，那人说：我们把过去的朋友丢了。邓颖超听后非常重视，请他回美国后，凡是见到“保钓”的朋友们都代她问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过去冷淡了他们，现在我们改，请他们回来，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

　　邓颖超工作繁忙，但只要台湾同胞访问团到访，她都要会见，1983年至1984年，她接见了旅美台胞医生团、“台湾之将来”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菲律宾台胞团、“亚洲文化研究会”代表团、旅美台胞工商考察团、第一届海内外青年台胞夏令营全体营员等，她总是认真听取台胞对统一祖国的意见建议，针对台胞提出的问题阐述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并以亲身经历，讲述国共两党合作历史。

　　1985年，邓颖超会见居住日本的一批台湾同胞，他们是排除了台湾当局的干扰来大陆的。他们对邓颖超说，愿为祖国尽力，协助祖国大陆建设。并说他们来大陆前，台湾不少企业家说，你们这趟去大陆，就是给台湾经济找到一条出路。邓颖超表示欢迎他们回祖国大陆看看，还说，不论在哪个国家居住的台胞、侨胞，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看看。

　　邓颖超非常重视两岸的科学、文化、艺术交流。有一次，台湾邀请在美国访问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去讲学，由于两岸当时没有来往，邓颖超认真地交代说，去前要事先得到台湾当局的正式邀请，人身安全要得到保证。而对于一些台胞或海外台胞中的文化名人来大陆，邓颖超总是要挤出时间接见，向他们宣传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她先后接见过杨基振夫妇、陈鼓应教授、晏阳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

　　邓颖超很善于团结民主党派成员，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一起来做祖国统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学范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邓颖超嘱咐他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多出力。朱学范遵照邓颖超的嘱咐，于1981年2月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对台通邮座谈会，并向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成立对台通邮研究小组的请示报告》，还递交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得到了邓颖超的嘉许。朱学范在1988年底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邓颖超专门写来贺信，信中说，“关于祖国统一实行一国两制，你和贵党的同志们一定能取得新的发展和新的成绩”。

　　1990年11月是张治中将军百年诞辰，张治中将军的后代等自台湾回到阔别42年的祖国大陆，邓颖超知道后，立即邀请她们到家做客，赞扬张治中将军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邓颖超与张学良、宋美龄的友谊

　　邓颖超延续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并通过各种渠道做张学良的工作，希望张学良能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周恩来在张学良被蒋介石秘密幽禁的50多年时间里，始终和他保持着非常良好的感情。特别是 1936 年冬张学良失去自由，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坚持保持和张学良的书信往来，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周恩来不但在张学良被蒋囚浙江奉化之初，就通过可以进雪窦山的东北著名人士莫德惠、何柱国等人给张学良捎过信件，而且即使张学良赴台羁押以后，周恩来仍然千方百计设法与囹圄中的张学良保持联系，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通过香港的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

　　邓颖超继续着周总理没有做完的工作。在张学良90华诞时，邓颖超曾给他发去贺电，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敬佩”。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中共中央决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等人赴美为张学良祝寿。行前，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亲自召见了吕正操。

　　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以私人名义亲笔向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其回祖国访问的信。这已是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第二封函件了，第一封函件是一年前张学良在台北举行90岁寿庆时她致的贺电。那时，她的贺电高高悬挂在台北圆山饭店昆仑厅祝寿辰的礼堂正中，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一致关注。

　　5月29日，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见到老上司张学良。吕正操赠送寿礼，双方礼节性地晤谈。第二天上午，吕正操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单独谈话。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张学良看到邓颖超的亲笔信感慨万端。

　　接着，吕正操又向张学良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愿望。张学良听后颇受感动。但是，由于事体重大，他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在随即开始的各界人士为张学良举办的祝寿活动中，中共代表吕正操考虑到种种不便，没有出席这类公开的活动。6月4日，张学良在祝寿活动结束后，主动提出要再次会晤吕正操。地点就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

　　这次谈话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谈话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深表赞同，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

　　尽管张学良坦率地向吕正操表露了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思，但他仍然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的返乡意愿。

　　1992年邓颖超病逝时， 张学良委托他在香港的侄女张闾蘅送花篮祭奠，挽带上书：“‘邓颖超千古’‘张汉卿、赵一荻敬挽’。”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颖超自然而然地保持了海峡两岸之间的私谊，恰是坚固了民族大义的根系，为80年代两岸打破僵局营造了良好的基础。

　　在邓颖超80岁大寿的时候，宋美龄还曾经送了一份厚礼，送的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为邓颖超是属兔的。

　　众所周知，邓颖超与宋美龄有书信往来，尽管在政治问题上对方有歧见，在历史问题上对方有恩怨蓄积难解之忧，但历史的渊源性、延续性昭示海峡两岸的不可分裂性。显然，邓颖超的一系列言行和特定身份赢得了海峡对岸的积极响应。

　　邓颖超在祖国统一事业上的决心和强大的感召力，无比亲切的诚挚态度和“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法都融合在她的人格力量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