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二十三

“华航事件” 震惊两岸 蒋经国“三不”政策破功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祖国和平统一史册的“华航模式”。

　　曾经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让人想起，而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抖落其厚厚的尘埃，笔者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实，并多次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还原了“华航事件”那段尘封久远的历史。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刚18岁的王锡爵只身随国民党的空军幼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们是不是还安康？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

　　中午12时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告之台北中华航空公司：你公司货机一架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中国民用航空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和5日，台湾当局有关官员相继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台湾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生长在首都土地上的鲜花。

　　王锡爵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及100多名记者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他接着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已。在场的许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热泪。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冷静、平和、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望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冷静、平和、主动；不利用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的自负盈亏的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

　　台湾方面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一行于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方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一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方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方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方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采取的对策等等。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请示批复。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谈。

　　5月17日上午9时52分，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国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双方握手致意，谦让着进入会场。会谈开始前，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台方认为，蔡先生是中国人，可以私人身份参加，对外可保密。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表示引到为止，会谈不要参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会场。

　　会谈正式开始。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抢先发言，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并读了全文。同时，再次问我方，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钟表示，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

　　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随后双方就人、机、货的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我方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台方表示广州可以，但要委托第三者。如直接交接，就在香港。我方未表示同意。台方代表陈恩锦（台华航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企划处处长）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飞机和货物再商量。我方坚持人、机、货同时交接的原则，同时明确指出王锡爵先生愿意留在大陆，我方尊重王锡爵先生本人的意愿，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锡爵先生。台方对此没有表态。这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台方只要求与董、邱二人通一次电话，没有其他任何刁难性说词。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零15分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

　　会谈结束后，我方人员立即向中央汇报首次会谈的情况，并请示首先力争在广州进行交接，若台方拒不接受，拟同意在香港交接。还请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骤，并提出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我方人员的建议。于是，我方拟定了第二次会谈仍坚持在广州交接的方案。

　　5月18日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我方代表张瑞普首先发言，重申了我方坚持在广州直接交接的立场。台方表示在广州交接有困难。台方认为，“双方观念不同，制度不同，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不合适；而在香港双方都有公司，每天有十几架次的飞机起落，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呢？”我方回答说：“香港安全恐怕有问题，目前又是英国管辖。在广州主要是为了交接安全、顺利、迅速，并无他意。”台方代表陈勋伟（华航香港分公司副经理、台湾情治人员）态度强硬地说：“在广州交接绝不可能，用不着再向公司请示，公司已充分授权给我们，再这样下去就没法谈了。”至此，会谈陷入僵局，双方建议暂时休会。回到新华社驻港分社，我方人员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中央指示，拟定在第三次中仍坚持力争在广州交接，若实在不行时，可伺机转入第二方案，即同意在香港交接。

　　5月19日下午4时，第三次会谈在香港马会大楼9层举行。一开始，台方代表钟赞荣就提出了他们准备好的6个问题，想先把人要回去。我方不与台方提出的6条纠缠，及时把会谈引入正题，催问对方是怎样考虑我方关于广州直接交接的意见的？他们继续坚持前两次的观点，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方认为转入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瑞普同志发言，重申了我方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方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续等问题。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无准备，答应带回去研究。我方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他们表示“慢慢来”。在这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方人员倒茶。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方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方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方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方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方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时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多年后杨斯德回忆说，“华航事件”的谈判是对台工作的一次重大事件。在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势下，这件事处理得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对台工作的全局，意义重大。由于中央决策的正确，双方比较顺利地举行了谈判，成功地解决了这次事件，中外震动。这次事件的成功解决，扩大了影响，赢得了人心，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开启了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