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黄杰（续）

徐小岩

相濡以沫

　　1945年，母亲被调任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保育院孩子多，经费短缺，她想办法与宋庆龄国际红十字会联系，取得一部分资金。在那个艰苦年代，延安战事频繁，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将士和烈士们的子女，要保证每个孩子的安全，转移、疏散，任务相当繁重。孩子们年龄不一，大大小小的都有，又要照顾生活，又要教他们学习，她带领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不辞劳苦地尽最大努力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让前方将士放心。母亲就是这样，党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计较职务高低、个人得失。

　　1946年春，父亲徐向前因患肋膜炎大病刚愈，住在延安柳树店休养。张琴秋是红四方面军中杰出的女同志，在红军时期因反对张国焘而受过排挤、打击。在西路军的征途上与父亲共同战斗，都是九死一生才返回延安的，因而与父亲很熟悉，了解父亲的情况。张琴秋是中央妇委委员，自然了解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的母亲，经过她和苏井观叔叔的介绍，父亲与母亲逐渐熟悉了。

　　说起结婚的经过，父亲当年的警卫班长张双优记忆犹新，他回忆道：有一天，卫生部长苏井观约首长去打扑克，有几位女同志也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张琴秋说话，他们一起打了一会儿牌。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首长非常高兴。再去打扑克时，我就看出门道来了。这时，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问我知不知道首长来这儿有什么事儿，我说不就是休息休息，玩玩儿呗。他噗嗤一声笑出来，说：“你们首长今天结婚！”我一听不得了，赶紧给家里报信儿，让他们快做准备，心里还一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言语一声。当我随首长他们步行回到家里的时候，首长见大伙儿正在打扫屋子，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精得很呐！今天我结婚，请你们吃糖！”苏部长拎来一只鸭子，几个战友吃了一顿。他们把两个人的铺盖卷儿一合，就算结婚了。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

　　看似简短的相识，如此简单的婚礼，其实并不简单。当时在延安，许多进步女青年择偶时，都首先选择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但经过长期革命风浪磨炼的母亲对人对事都有更成熟的看法。1930年她在中央军委工作时，就了解一些各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情况，因为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她也就更加关心那里发生的事情。后来曾中生牺牲了，母亲依旧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对这支部队的坎坎坷坷，她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对父亲徐向前的人品、性格、指挥才能由衷钦佩。父亲敬重母亲的独立坚韧、聪慧大度。母亲佩服父亲刚毅、果敢、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和刚正不阿、荣辱不惊的人格。共同的革命信念，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父亲和母亲婚姻的基础。他们刚柔相济、互相信任、互相体贴、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44年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一直工作在纺织工业战线，为建设纺织工业的队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平年代，纺织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涌现出了郝建秀、赵梦桃等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在走访当年与母亲一起工作的老同志时，大家都为那个辉煌的时代而自豪，还特别讲到母亲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纺织部刚组建，首次为干部评级、定级是很复杂的，母亲在人事司主持这次定级工作。上报定级方案后，中组部领导找母亲谈话：“黄杰同志，你是1928年入党的党员，资历很深的干部，你把自己定得这么低，让我们怎么平衡？”尽管主管部门领导如此讲，母亲还是坚持把自己的级别压低了一级。

　　母亲高尚的品格与谦和待人的态度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1954年从军队转业到纺织部、长期在部机关工作的黄永芳回忆：“黄杰首长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计个人得失。当时在纺织部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任职的部队将军夫人、地方市长夫人不少。论官衔，元帅夫人是最高的，可是就数黄司长没有架子，和蔼可亲，这是上下公认的。”

　　在那种动辄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中，主管人事工作的母亲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不少干部。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的镇反运动中，纺织部人事司一个处长的爱人自杀了，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本来会被立刻调离工作岗位。母亲顶住了压力，说：“问题尚未弄清，再说这个同志本人没有问题，不应受到株连。”经过母亲的努力，不仅保护了这名干部本人，使她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而且妥善照顾了她的家庭。母亲不仅关心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还特别挂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烈士们的亲属。彭雪枫的遗孀林颖阿姨在纺织部工作，母亲尽力给予照顾，还特别关心她的儿子小枫的成长。彭小枫参加工作后，仍念念不忘我母亲当年对他的关心和培养，每逢春节他都要代表林阿姨来看望母亲，在母亲病重期间多次到病床前探望。

　　母亲好静，很少串门走动，但是很怀念和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一次我回到家中，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她和帅大姐通电话了。当时，帅孟奇患病住院，母亲很担心，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尽管只是聊了一下家常，但还是让母亲兴奋了很久，她对老大姐的敬重和思念之情令我至今难忘。赵峰阿姨是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她们同在延安党校学习，之后同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母亲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一直放着她们的合影。1985年在母亲寿辰之际，赵峰阿姨以她秀逸潇洒、跌宕多姿的书法写了一首长诗，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敬重与友情，这幅长诗一直悬挂在母亲会客室的墙壁上。

　　从1962年我家搬到后海南沿的柳荫街之后，母亲在这里生活了45年，与街坊邻里建立了十分和睦的关系，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给柳荫街居委会的高大妈等老邻居们送点水果、点心，并让秘书向老邻居表达节日问候。华国锋和父亲是山西老乡，在1990年父亲去世后，他每年春节前都要来看望母亲，他与母亲谈天说地，聊家常，聊百姓生活，聊社会新闻，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一年春节，华国锋向母亲赠送了他的书法作品“澹泊慈贤”，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尊敬与赞誉。

　　解放初，父亲将几十年来烽火年代中未能团聚的亲人接到北京，母亲也把姥姥接来照顾我和妹妹小涛。到吃饭的时候一个大长条桌坐得满满的，真热闹呀！母亲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家，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周到地照顾着这个和睦的大家庭。在家中，父亲一直保持山西人的生活特点，而母亲生于鱼米之乡，所以口味和生活习惯都不尽相同，母亲基本上随父亲的饮食习惯，不过有时也向父亲提一点要求。一年，在母亲的生日时，父亲开玩笑地问母亲：“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呀？”母亲想了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穿元帅服的样子，你穿上让我看一看，就算生日礼物。”父亲从箱子里拿出了元帅服，穿上展示了一下。这样，母亲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父亲平时说话不多，可是在生活中很体贴母亲。父亲是军人，走起路来总是大步流星，同母亲出去散步时父亲就注意放慢步速，使母亲走起来不吃力。父亲喜欢摄影，在五六十年代，为母亲和孩子们照了不少像。《黄杰画册》上母亲的许多照片都是父亲的作品，这些生动的黑白老照片充满了家庭气息，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呀！父亲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箱，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母亲用的拐杖就是父亲亲手做的，做得很精美，也非常耐用，父亲去世后母亲还一直使用着这根拐杖。在病重住院期间，母亲将拐杖放在病床边，不许任何人拿走，照顾她的小护士们很奇怪，我爱人王彦彦对她们解释：“这是老头为她做的呀！”

　　父亲去世后，许多人都劝母亲到外地走一走，改变一下环境。我们也都动员母亲出去转转。可是母亲一贯怕给组织添麻烦，不愿意牵扯地方领导的精力和使用接待经费，最后还是没有去。这样，我和彦彦就在家里想办法：我们把二楼的阳台改装为小花房，养了各种花草，从此，母亲每天要到小花房去看看花，浇浇水，既锻炼了身体又丰富了生活。母亲每天要看新闻、读报纸，关心国家发生的变化。在母亲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地图。因为工作需要，我出差比较多。出差前我要将行程写下来，这样，母亲每天对着地图看我到了什么地方。后来还学会了使用手机收看短信，我每到一地都要给母亲发一条短信。回家后，一定要给母亲讲一讲外面的见闻。我出差在外面跑得多，彦彦就尽量多抽出时间陪陪母亲。母亲精神好的时候就给彦彦讲了一些她年轻时的小故事。一天，母亲谈起了她对身后的安排：她要和父亲一样，把骨灰撒在她投身革命的地方，撒到滚滚的长江中去。

     2007年6月18日这一天，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7月初，我们来到了母亲的家乡——湖北荆州，在浩渺的长江上，母亲的骨灰伴随鲜花缓缓地随大江东去。80年前，母亲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80年后，98岁的她走完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回到了故乡，再次从长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母亲，我们完成了您的遗愿！

　　父亲和母亲，你们虽然没有墓碑，但是，你们的精神永存，你们的丰碑竖立在人民心中，你们的英灵与祖国的山河同在！●

　　（《百年潮》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