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

——访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原院长、安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黄埔后代邵国培少将

史芳娜

　　2004年春，初次聆听邵将军在座谈会上发言，就被他儒雅可敬、平易近人，又睿智幽默的魅力所震撼。那时他还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院长的任上，院务工作繁忙，还亲自担任教学任务。安徽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请他参加座谈会，他把课程做了调整前来参加，谈了很多他父亲邵春起（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训班二期毕业，事迹详见《黄埔》2010年第3期）对他的言传身教，言语间充满了对父辈的敬意，对黄埔的敬意。笔者联系这次采访时，他细心地问接受采访时是穿便装还是军装？极其自然地表现出尊重他人的素质，令笔者十分感佩！采访前，邵将军把笔者一行引到他位于9楼办公室的窗前，自豪地指给我们看学院的风景——学院占地一千亩，楼虽然不高，但院内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环境宜人。在这所令人向往的神秘军校里，将军院长在他宽敞简洁的办公室里，和蔼地接受我们的采访，用他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娓娓地谈了一个多小时。——采访手记

　　笔者：您北京大学毕业后，两次留学苏联，请给我们说说其间的故事。

　　邵国培：我1969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分到安徽省利辛县当中学老师，教了八年中学。利辛可能是阜阳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按说日子不太容易，但是我过得还蛮高兴。我在县里创了两次记录：我是那个县第一批省级模范教师，也是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1978年，我的一批学生考上国内重点和普通大学后，我也回到北大数学系读研究生去了。3年后毕业面临分配，可以留校，但5年后才能调家属，那时我已结婚有孩子了。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1979年在合肥组建，那时去北大招人才，查档案看我是安徽人，动员我过来，关照可以调家属，于是我来到学院，34岁参军了。各级领导非常关心我，到了1987年输送人才出国留学，我是学院第二个被推荐留学苏联的。参加俄语水平考试考得还挺好。第一次留学苏联是1988年到1989年，被分到亚美尼亚埃里温大学，是他们很好的大学。戈尔巴乔夫时代，留学生很少，我学应用数学，学得很认真。回来后受到重用，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到了专业教研室，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我从教师到教授，党、国家、军队给了我非常多的荣誉：全军优秀教员、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军队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都得了）、军队和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务院特殊津贴等等。10年后又派人出国留学，我被派到俄罗斯非常著名的工科大学莫斯科包曼国立技术大学无线电系学习，师从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著名教授、该系系主任学习，时间是1998年到1999年间的半年。回来后，我还想继续当教授，搞专业的，但1999年底被提拔为副院长、副军级；不到四年又被提拔为院长。咱就一普通的教员，给咱的荣誉太多了，能给的都给了！

　　笔者：您是学院的少将院长，同时您又是教授、博导，还有社会职务像中国运筹学会、中国军事运筹学会、系统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还是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就是说您要处理好军务、院务、教学、科研以及参政议政方方面面的工作，您是怎样平衡这方方面面的？

　　邵国培：我平衡这方方面面的本事不大，不是谦虚。我这一生面临的挑战很多，对我来说最熟悉的还是教学、科研、当教授，这是本行，很热爱，所以非常专心非常投入，压根没想着当领导，也没想着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当院领导有这几个原因吧：一、业务上就是教学科研我很投入，教中学当了省级模范老师，教大学得到了那么多出乎意料的荣誉；二、把所学知识用到专业上，我学数学，比较用心，碰到问题深入研究，解决了一些问题，得到认可，被认为是专家；三、军队现代化，军委希望一些知识分子专家教授走上院校领导岗位，是军队现代化的要求；四、自己受党教育多年，有老一辈的熏陶，个人事考虑不是太多，因为党和国家给的远远超过应得的了，考虑工作和为国家做贡献多一些，于是组织特别信任，群众积极推荐，就走上领导岗位了。这挑战太大，我真不是三头六臂，只是觉着既然人家这么信任，咱就应该更专心地做好军事行政的领导工作。像一上任，就赶上我校被推荐参加全军首批军队院校本科教学评价，工作非常重要，这牵涉到一个学校的全面建设，是一个全面检查，整整忙了一年。上上下下，先动员准备，然后在教员中、干部中、学生中做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一年，最后我校成为全军首批本科教学的优秀单位。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主要是学习，上面依靠院长、政委、党委，我们的军队讲民主集中制，正职副职都依靠党委，依靠群众。再就是我人熟事熟，群众和我没距离，任何人可以直截了当地给我提意见，打电话，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也依靠大家做事，但心里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学校建设该抓住的机会都抓住了，该解决的都解决。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军队的任务，学校建设在几届党委的领导下圆满完成，那几年军事斗争准备最紧的时候该完成的任务都完成了，大的失误也没有。我的方法，一是非常投入，做业务做行政工作从早到晚不偷懒；二是上靠领导、党委，下靠群众；三是听群众意见，情况熟悉，心中清楚。要说能力还真谈不上，这倒不是客气话，要是能力更强点会做得更好点儿（真诚的笑）。

　　社会上的学会，我比较得心应手，我本身就是专家嘛，各种学会是学术上的事，是专家的事，我和专家们天然的亲近、熟悉，这方面不是难题。

　　政协工作，我和政协有天然的亲情和缘分，父亲是阜阳市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代表，家里有困难总是得到政协、统战部的关心，就是“文革”时父亲挨整，全家很困难时我们得到温暖也基本来自政协、统战部。不知是否基于这些原因，军队里政协委员很少，总参才5个政协委员，但我被推荐担任政协委员，还连任两届。我向老委员以及其他领域的委员学到很多，我又有自己的优势，一辈子搞教育，在地方中学、大学以及国外的大学待过，熟悉教育界情况，知道改革发展中老百姓的一些愿望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每年认真准备，多写提案多反映，尽力建言献策。像写关心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状况的提案，我到周谷堆（注：合肥市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去看了，那些学生在垃圾堆旁边的一间仓库里上课，那环境太差了，没有窗子，苍蝇多的不得了。实地看过，写出提案，竟然还引起了一些人的不理解，我儿子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同事看到了提案说农村孩子都来城里上学怎么行啊？我说咱们城里人过的好日子离不开务工人员，没有他们做最苦最累的工作，我们哪能过得这么幸福，他们希望孩子能在城里上个学都不行吗？后来学院不用的电脑捐了一批给他们，当然杯水车薪。关于降低行政成本，党政机关要节约，艰苦奋斗，我深有体会，为此写了两次提案。还写了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提案。今年关于中学数学新课改负面反映大、应该停止的提案，很受重视。我根据对数学课改情况的跟踪调研，又把合肥市七八位重点和非重点的中学老师以及省教育厅、省考试院的有关人员召集起来，听取意见形成了提案，带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先在小组发言，后被推荐到整个教育界联组发言，教育部长听了发言。我讲得尖锐些，大家很赞同，反响比较大，好多报纸采访报道了。教育部责成基础教育二司在会议期间就立即给我回复，表示要重视。后来政协让我到“21世纪中小学校长论坛”把自己的观点说说，大家都赞同。

　　我不认为我有很强的能力，这不是谦虚。业务工作是本行，政协委员也没脱离本行，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和事，这些弥补了自己能力、经验的不足；另外，立场、出发点对了就不至于太偏，一个人要是自私得很，光考虑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那肯定不行。总之，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使学院有发展，让人民群众的情况能改善，愿望能实现，做到这些我蛮高兴的。你说我工作得轻松自如、不累，其实我挺累的。我不像有的人会当领导：抓大放小。我大小事该抓的都抓，我院长当得不潇洒，挺辛苦，但很快乐。

　　笔者：您是至孝的人。那一次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理事会，通知发给您父亲邵老，我听说您为了试试老爷子身体能否经得起两三个小时的车程颠簸，特意用车载着老人家转悠。很为您的孝心、细心感动。

　　邵国培：要说孝顺，我没有在父亲身边的弟弟妹妹们做得好，他们轮着照顾父亲，甚至搬来和父亲住，自己的家、孩子都顾不了。还有我姐姐，她是医生，为了照顾父亲提前退休。我当了领导就没有当教员时回去得多，母亲去世后，突然意识到应该多回去看看父亲。父亲爱回老家，老家离阜阳市区20多公里，我就带他回去看看亲戚，看看他读书的四九小学——那里发生过农民起义，我爷爷参加了那次起义。另外，带他到阜阳八里河生态公园、河南的一些不太远的地方走走，假期带他到南京、上海看看。老父亲他们黄埔那一代人，精神永远不倒，哪怕身体不行了都有精神支撑着。同学会的事、同学的事找到他，他亲自过问，从不推诿。他对会议也热心，要去开会他就想着发言，准备发言稿，趴在那儿认真写，很辛苦。他90岁的时候，我们就劝他：您量力而行，您是学兄了，同学会的事让学弟们干吧。会也不要去开了，去了也给工作人员添麻烦，在家里我们能搀扶着您，可人家照顾不过来，就上楼那台阶您怎么上啊？就这么劝他。父亲的一生真是九死一生啊：1928年参加北伐战争受伤，幸亏被济南百姓救起幸免于难；参加平型关战役负伤而被抬下阵地；中条山战役，被困在太行山打游击，失去音信一个多月，总算活着回来了。父亲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看到国民党腐朽，对它失望了，就毅然以师长的身份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父亲又是达观知足的人，就是“文革”挨批斗，他也没有怨言。父亲是幸福的人，多年来得到省政协领导、阜阳市党委、政府、政协、军分区领导的关心；我们六个子女上了大学、中专，工作得很好，很孝顺他。他去年去世时，阜阳市政协主席为他主持了追悼会。

　　笔者：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我们都能在《新闻联播》中看到您参政议政的镜头，叹服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您是安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常务理事，怎样做好统促会的工作，请您谈一谈。

　　邵国培：作为理事，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发挥作用吧。我对统一战线有切身的体会，老父亲的经历影响着我。五十年代福建前线的对台广播，他经常写稿子；两岸开放后，他接待台湾或国外回来的同学朋友，其经过都会跟我们说，像驾机起义的李大维，是阜阳人。我的情况我的身份，决定我能做某一方面的代表，决定我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理解得更深些，有非常好的诠释，去做这一工作时更亲切些，更令人信服些。我愿意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去多做工作。

　　采访结束后，邵国培将军一再叮嘱不要拔高他，他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事。采访前，我就为这篇访谈的题目费思量；采访后，他给了我又一次震撼：大音希声！题目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