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

1925年8月20日   农历七月初二    星期四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忠实助手，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建设黄埔军校等事情上日夜操劳。为了巩固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廖仲恺主持制定了军政统一、财政统一、禁烟禁赌等一系列革命措施。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廖仲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14个职务，深受苏联顾问、共产党人、工农大众及党军的拥护和支持而声望日著。但也因此遭到了失去既得利益者的反对甚至仇视。据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回忆：

　　7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在这次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恺。他们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要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十一次之多。

　　何香凝还提到：大约在仲恺未遇害之前一个星期前，他们夫妇就得到了有人要暗杀廖仲恺的消息。这也为其他人的记录所证实，如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提到，陈璧君告诉他：铁血团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去问胡汉民是否准备杀廖仲恺，但胡汉民不置可否。另外，在廖仲恺遇刺后被通缉的大本营航空局长朱卓文更直言不讳地谈及他的暗杀计划。

　　但廖仲恺坦荡地回答说：“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8月19日，即遇刺的前一天，廖仲恺还在政治委员会会议后对汪精卫说：“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

　　1925年8月19日晚，廖仲恺忙于为黄埔军校筹款，很晚才回到家。8月20日早晨8时，时任建国潮梅军军长的罗翼群来到东山廖公馆，商谈建国潮梅军军饷问题，廖仲恺邀他一起吃了白粥炒粉早餐。因为9点要在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党中央常务会议，在夫人何香凝的提醒下，罗翼群和廖仲恺夫妇一起出了门。在门外送走罗翼群后，他们遇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陈秋霖，廖仲恺招呼他上车，一起去惠州会馆。

　　车到达中央党部后，何香凝在门外看见一位熟人，就走过去和她说话，忽然听见放爆竹一样的声音传来。转身望去，看见廖仲恺、陈秋霖倒在地上，一个卫兵也受了伤。何香凝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去照顾廖仲恺，这时的廖仲恺已不能说话。几个凶手躲在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虽然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天却不见有警察。只有一位叫做刘家桐的女性从党部里面跑出来帮助救人。

　　廖仲恺一共中了四枪，一枪击中头部、一枪击中腰部、两枪穿入背部。因伤势严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廖仲恺与世长辞，享年48岁，成为“努力奉行孙中山遗言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陈秋霖两天后也不治身亡。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全权处理此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戒严。并派何应钦率领党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将全广州都处于党军的控制之下。25日，国民政府下令设立“审理廖案特别临时法庭”。

　　在廖仲恺遇刺的现场抓获一名受伤的凶手，并缴获了他使用的凶器——大号曲尺手枪，凶手名为陈顺，为花捐局稽查。陈顺在医院时，已处于时昏迷、时清醒状态，频频呼叫“大声佬”，而“大声佬”则是朱卓文的外号。8月24日下午，陈顺在医院死去。据1926年2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廖案”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记载：陈顺承认他在事发清晨，与梁博等数人分到赃款后去惠州会馆刺杀廖仲恺，主使人名叫黄福芝。经查，为陈顺填发枪照的是粤军南路司令部参谋郭敏卿，子弹是朱卓文到兵工厂配领的。而陈顺、梁博、郭敏卿等均与朱卓文关系密切。因而广州公安局则于事发当天逮捕了梁博和郭敏卿。

　　23日，特别委员会得到粤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等举报说：前些日子看见朱卓文与林直勉等“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而在事发前一个月，粤军将领魏邦平（粤军总部高等顾问）、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梁士锋（旅长）、张国桢（第五师师长）、杨锦龙（旅长）等曾召开过“反共倾覆政府的会议”，提出所谓“拟首先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特别委员会又于8月24日下令拘捕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魏邦平等人。蒋介石派党军团长沈应时逮捕了粤军第五师师长张国桢，同时抓获了旅长杨锦龙。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迫于压力，以开会为由，召梁鸿楷、梁士锋等人到粤军总部后将他们逮捕。同时，蒋介石为防止粤军叛乱，布置党军第—师于当晚采取行动，限于25日拂晓前将梁鸿楷部全部缴械。蒋介石又命令党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率领精锐逮捕胡毅生，但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等均已潜逃，只有林直勉被黄埔学生抓获，

　　经过长时间审理，梁博、郭敏卿以及在逃的朱卓文、黄福芝等被认定为“主谋正凶”，梁博、郭敏卿和粤军军官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被先后处以极刑，对朱卓文悬赏捉拿。而林直勉、梁鸿楷、胡毅生、魏邦平等人或因证据不足而被陆续释放，或不了了之。

　　外逃多年后，朱卓文宣称自己虽然策划了阴谋，但因为吴铁城的“忠告”而停止实施。只是为后来刺杀廖仲恺的凶手“陈瑞同志”提供了逃跑资金200元而已。后来朱卓文潜回中山县任职，直到1935年5月才被捕，并被就地处决了。

　　廖仲恺的逝世，给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国民政府“特颁治丧费一万元，准予国葬”，“并由政府协同党部将其生平行谊，宣付党史”；各机关下半旗3天，全体官员和官兵从21日到28日，臂缠黑纱一周，以示哀悼。

　　8月31日，黄埔军校举行廖仲恺追悼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说：“党代表的死，是一般反革命派用反共产的口号打死的。他生平的事业，尤其对农工的事业，是很多的。他的精神是集中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及党军的身上，黄埔军校学生及党军，就是廖先生最亲爱的子弟，我们永远留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