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戴季陶被“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

　　1926年1月13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议案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决定永远开除策划西山会议的首要人物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等12人，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处分。而对于曾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惹起党内纠纷”的戴季陶，鉴于其未参与西山会议，决定由“大会予以最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一误再误”，“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

　　戴季陶1891年1月26日生于四川省广汉县，原籍浙江吴兴。戴季陶自幼聪明过人，博览群书，被亲友乡里誉为“神童”。他也毫不谦虚，曾作诗一首，其中一句说：“神童佳号空归我，小子高筹君未知。”后戴季陶留学日本，从师于日本著名法学家笕克彦，回国后逐渐转向革命派。戴季陶来到上海，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在《天铎报》任职期间，19岁的戴季陶一跃而为总编辑，戴季陶以极其犀利的笔锋，传播革命言论，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戴天仇”，表示和腐败无能、签约求和、丧权辱国的清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辛亥革命后，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直至孙中山逝世，前后为孙中山做了12年秘书工作。

　　戴季陶早年也对社会主义学说有兴趣，由于在日本时曾看过不少共产主义的书，戴季陶凭借其文笔与口才在推动工人运动方面起过一定的影响。当时，他还与社会主义研究会人士相熟并介入劳工及学生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派戴季陶及沈定一等三人主编《星期评论》，和陈独秀的《每周评论》共同对劳工问题进行研究，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1919年10月和11月，戴季陶发表《旧伦理的崩溃和新伦理的建设》一文，是当时继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试图运用唯物史观去说明中国的伦理问题的最早尝试之一。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讨论共产党建党问题时，戴季陶也应邀参加。

　　为资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开支，戴季陶到上海从事经济活动。他与蒋介石等一起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戴季陶小蒋介石4岁，于1908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蒋介石。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任沪军第5团团长，戴季陶在上海办报，二人开始有了交往。两人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关系密切起来，并结为异姓兄弟。当时戴季陶很想在经济活动中干出一番事业，梦想成为我国古代大商贾陶朱公的继承人，正式改名为“戴季陶”，季与继谐音，寓意以“陶朱公第二”自拟。

　　1924年1月初，戴季陶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曾担任宣言、党章、宣传问题等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上作宣言审查结果的报告。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国民党内一些人表示不满，而戴季陶就是其中之一。在国民党“一大”上，一些人纠合戴季陶提出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案”，遭到否决。但会议仍选举戴季陶为“一大”中执委，并在一次中执委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

　　黄埔军校秉承“主义为先”的办学理念，坚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戴季陶虽然成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到军校里“训话一两次”，但他并无具体的工作实施计划，唯有在官长政治教育计划中，他准备上《教育与革命》的课程。在先期的黄埔军校教官讲演中，他进行了题为《如何完成群性》的讲演。其间，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曾多次游说谭平山等共产党人放弃党籍加入国民党，均遭到拒绝。

　　黄埔军校开学仅一个多月，戴季陶突然去了上海。一时间，各种猜测、流言蜚语在校内传播开来。至于戴季陶突然离校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戴季陶的出走是由于他在“宣传部与共产党人共事，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从而激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反感，后来因为争执，被著名的右派人士张继打伤，从而不辞而别。也有说法认为，戴季陶在黄埔军校期间和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极度不和，导致他愤而离去。

　　1924年10月，孙中山北上商议国是，不幸肝病复发，戴季陶闻讯赶赴侍奉孙中山。戴季陶是孙中山遗嘱的九名签署人之一。孙中山弥留之时，戴季陶作为党国要人守候在床侧。他甚至“以孙中山思想的最好解释人与最好的继承人自居”，并改名“戴传贤”。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人士反共活动逐渐活跃，戴季陶的反共活动也逐渐转为公开。戴季陶在国民党中，是素以理论家著称的人物，孙中山逝世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举行一届三中全会，戴季陶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第一次提出“纯正三民主义”的概念。5月，他在广州发表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回到上海后，戴季陶于6月间完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7月间，又完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套说法。其夫人钮有恒说，戴季陶著此二书时“直如醉如痴，终日闭户，至忘饮食，直至书成而后已，初不知其如此，殊令家人彷徨失措，后则司空见惯，只得听之”。这三本著作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也使他成为国民党中有系统地建立反共理论的第一人。戴季陶的著作被一些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奉为最高理论，孙科、于右任等人称其为“反共先锋”，“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亦最彻底”。戴季陶的几本小册子出版后，国内翻印者数种，出版数目约十余万册，并有数国文字译本。

　　戴季陶的三本书在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影响也很大。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就公开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武器。戴季陶又数次前往黄埔军校讲演，内容“都是诋毁三大政策，用旧三民主义去反对新三民主义”。

　　当时国共合作正处在高潮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工农革命势力也迅速增长，很多人对戴季陶这种分裂国共合作的理论十分反感。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严肃的批驳和坚决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戴季陶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例如恽代英就曾批评戴季陶不宣扬孙中山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革命精神，而专门去发挥他的次要的消极因素，“是抛了革命精神而把孙先生弄成菩萨一样”。苏联顾问鲍罗廷更是对戴季陶痛恨之极，骂他是“戴季陶魔鬼”。

　　周恩来当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面对全校师生员工讲话，批判戴季陶主义，并指示校政治部的师生写文章驳斥。同时，他与李元、蒋先云还设计了一幅画(另有一种说法，说是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画的)讽刺戴季陶。画中的戴季陶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将原来立在世界园中的孙中山塑像，十分吃力地背着往冷落破败的孔圣庙走去，其中一只脚已跨进庙门，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东正在拍手叫好。此画意指戴季陶把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牌位硬背到孔庙去。后来，这幅漫画印刷出来，张贴校内外，并寄发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据张治中回忆，有一次，戴季陶到黄埔军校开了一个座谈会，结果戴季陶被师生们“百般诘难，几乎不得下台”。戴季陶的几本小册子在各地散发以后，仅广州、北京、武汉等地群众就愤怒地焚烧了不下数万册。连戴季陶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小册子一出版，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邹鲁等人发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1月中旬，戴季陶到北京准备出席会议。到北京后，针对立即“清除共产党”“弹劾汪精卫”的意见，戴季陶主张先对汪精卫等人进行“劝告”，而对共产党的“处理”也要先告知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不要让广东方面认为西山会议仅仅是一场“片面分裂之行动”。不料，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最好解释人与最好继承人自居”的态度以及他先前与中共高层颇有往来的事实，让一些早已对他不满的“老前辈”对其发言的动机产生了怀疑。11月19日上午，数十人分乘三辆汽车，手持棍棒来到戴季陶居住的西山香云旅社，见到戴季陶后不由分说，立即拳棍交加，顿时打得戴季陶满身是伤。打完后众人将戴季陶押上汽车，劫持到国民党右派“重镇”——冯自由等开办、以反共产为号召而建立的同志俱乐部。到俱乐部后，这帮人又叫戴季陶承诺不参加西山会议，还要留下书面声明——“在一定主张下，可以同意会议议决”。第二天，戴季陶即离开北京。

　　事件发生后，戴季陶曾对邓演达说：“关于西山会议，本不是我的发起，我接到召集电的时候，并不是很高兴去。但是看见党中这一种左右倾的现象，一则也想求一个方法来解决，二则对于许多朋友的感情上，实在却不下去，所以不得已到北京去走一趟。”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也说：“子超、海滨（指林森、邹鲁）以京部之纠纷为动机，发电召集第四次全体会议，沪上同志又再四相促。弟当时曾明言曰，我之北行，除完全为朋友之情谊所动外，不能发现一必要。”

　　1926年1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给予居正等12人警告处分。对于戴季陶，鉴于其未参与西山会议，只“予以最恳切之训令”，并“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邓演达在“二大”的报告中说，戴季陶之所以到北京，是被人骗去的。“经邓演达调解”和“蒋介石、汪精卫帮助”，戴季陶又当上中执委员。

　　但事后，戴季陶却对这种处理“甚为不满”。一是不满邓演达为他开脱责任的说法，认为说他北上是被人骗去的，是蔑视了西山会议派和他的人格；二是不满意把西山会议参与者“个个加以处分，独对于我，则一面以决议促我醒悟，一面仍旧把我的名字，列在当选的人当中，真是不胜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