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述华侨学生总队
（台湾）侯锡麟
青年从军报国自古有之，如花木兰代父从军、班超投笔从戎，传为千古美谈，类似这种从军报国的个人行为，历史上所见不鲜。而大批青年从军的史事，则以抗战末期十万青年十万军开历史上的光荣记录。殊不知在这十万青年从军之前三年——抗战初期，国外华侨青年也表现一股从军报国热潮，成千的华侨子弟回国投考中央军校（黄埔军校），为抗日牺牲奋斗，这其中的一段史事，恐怕只有少数国人才了解。而能深知其底蕴，明了其细节者更是少而又少。笔者当年曾参与其事，故能知其始末经过，公诸于世，籍以对海外侨胞的爱国精神表示敬意，同时也使这一段光荣历史——黄埔建军历史上空前的史事，留下永不磨灭的一个纪录。
侨生在军校四分校
抗战期中，为了培植国军干部，补充国军源源不断的大量需要，中央军校南京本校（后移四川成都）之外，另成立了九个分校。以历史的长短及华侨学生之多而论，应首推第四分校，因为第四分校的前身就是广州分校，而广州分校的前身就是黄埔本校，兼之第四分校设校于广州，其中干部以广东人居多，所以训练华侨学生的任务也就由第四分校担任了。抗战期中广州沦陷，第四分校由广州转至广西宜山，以后随战事的发展，又一再转移至贵州三合与独山。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第四分校在独山建筑校舍，主任韩汉英中将（保定军校毕业，在台逝世），副主任陈联璧少将（未来台），政治部主任余拯少将（黄埔六期，来台在“立委”任内逝世），下辖五个总队，四个独立大队，官兵近两万人，校本部设于独山郊外约三公里之铜鼓井。
请缨杀敌不落人后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抗日战争进行到中期，日本军阀侵略的战火愈燃愈烈，战争的发展愈来愈激烈，日寇进攻的行动也愈来愈疯狂，国内外同胞同仇敌忾的情绪也愈来愈激昂，成千上万的青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乃为日常惯见之事。而海外侨胞爱国向不落人后，青年学子纷纷请缨杀敌，回国从军报国，在海外各地更掀起了从军报国的热潮。政府为了使这批爱国侨胞获得一个正当的报国途径，于是一面命令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筹设华侨入伍生团，一面命令我驻海外各地区侨务机构，协助招生工作。由于各地区的华侨青年报国心切，从军踊跃，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半年至三十年（1941年）初，从印尼、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家，总共招收了一千多人，分批回国入伍。入伍期满后，华侨入伍生团改为中央军校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总队长黄百强将军（黄埔三期，在台逝世），副总队长丁希孔上校（黄埔三期，未来台），政训室主任孙洁黄上校（北师大毕业，未来台），总队由他们三位负责主管。后来为了保持黄埔军校传统延续下来的期别和番号，民国三十年（1941年）又将华侨总队改称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二十六总队，以迄至全部学生毕业。笔者当年服务于该总队第二大队之第四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当时的队长刘莹璋先生（闽籍，在台逝世），第二任队长李斌先生（当年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之公子，未来台）。
练成专长革命军人
四分校移至独山后，校舍重新建造，华侨同学进校入伍后第一件事，就是建筑自己的营舍，远至荒野高山中先去砍树伐木，从山上将原木扛到工地，再锯成建材，开始营建的工作。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同学中居然有懂得泥水工和木工的人才，有少数人带领设计指导，多数人协力合作，竟然在三个月内将自己的教室、寝室、餐厅全部搭盖起来。同时课桌课椅教具等，也由他们自制全部完成。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披荆斩棘，惨淡经营，终于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自己的营舍。还没有正式入伍前，他们已完成了一段工兵教育。
贵州土地贫瘠，产米远逊于我国江南鱼米之乡，兼之抗战后不久，政府西移，云、贵、川各省成为后方重地，人口聚增，军饷民食在独山实供不应求，学生的食米无法就地补给，必须靠学生自己到产米较多的乡镇或其它县市去搬运，那时交通不像今天方便，连牛车都很难大量雇到，事实上也没有这笔运费的预算。所以只好由学生自己步行到乡下去搬运，平均每月约运米两次，每次少则四、五十里，多则百余里，两年下来，每一个同学都曾经行千里路、抬千斤米。
在我最初与这批学生接触之时，在我想像中认为这批学生在国外发了财，都是些娇生惯养的子弟，未必能够吃苦耐劳，同时在籍贯上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粤、闽两省人士，言语之间与我这个北方人必很难沟通。谁晓得我这两个想法竟然完全错误，其实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从建筑营房这件很苦的工作上表现无遗，其苦干精神较之国内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他们的国语说得比我这个北方人还要流利，由此我才体会到华侨同胞创业奋斗的精神有其历史渊源，其所接受的国语教育，早已普及于南洋各地华侨社会。这两点是我初料所不及，至今事隔六十余年，使我依然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华侨总队的同学全部学成毕业，正值抗战中期，战争进行激烈之际，部队正需要大批干部，大部分同学分发至陆军各部队工作，马上赶赴前线参与抗日作战，为抗战工作而牺牲奋斗，实现了华侨从军报国的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