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三事

　　我是1944年3月投考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六分校的，尽管文化测试第一名，但因身高不够未能报上名，便被安置到六分校练习营当兵；6月入军预班二期一队受入伍生训练；9月随六分校撤到桂西南；1945年初到大榕山区囤兵训练；4月升入该校二十期通讯兵队继续学习。抗战胜利后，各分校撤消合并为成都本校，我又于1946年初重新考入该校二十一期就读。

　　我投笔从戎时虽正值抗战如火如荼，但因忙于军训及行军转移，故很少有作战机会，不过，1944年8月到11月期间，我也随队为抗战做了三件事。

　　1944年8月，日军攻占湖南衡阳，重兵南侵广西，而湘桂边境的龙虎关是军事要塞，且囤集存放有军粮300万公斤，故六分校奉命前往龙虎关构筑防御工事，时间紧、任务重，我和同学们天天挖“山”不止，手都打起了血泡，换班时，常常累得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为免军粮落入敌手，8月底，美军飞机轰炸龙虎关，将所囤军粮全部炸毁。不久，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和第三十七师团由道县进击龙虎关，意图突破关隘南下，与由南部入侵的日军夹击桂林。为阻击南下之敌，六分校学生军后与日军三十七师团二二七联队激战龙虎关龙头岭，由于汉奸带路迂回攻击，学生军不敌而被迫撤退。

　　同年9月，六分校撤出桂林向柳州方向转移，我队奉命押送学校的军需物资由桂林至柳州。因战事吃紧，我们搭上了我这辈子坐过的速度最慢、结构最奇特的三层火车（即闷罐车里装满物资，车顶上挤坐着难民，车底下搭着的木板上也横躺着煎鱼也似的难民），三百多公里路程，竟走了半个多月！斯时正值“秋老虎”肆虐，闷罐车外骄阳似火，闷罐车里热气熏人，未几，我们全身都长满痱子，痒痛难忍。而更有甚者的是，一路上，我们既要防日机轰炸，又要防日军偷袭，还要防汉奸捣乱，同时，还得应付列车骤停时所引起的混乱……尽管路途艰险，但我和同学们百倍警惕、昼夜守护列车，须臾不敢懈怠，最后终于完成任务，安全抵达目的地。

　　10月的一次行军途中，我队担任后卫。那日，天刚蒙蒙亮，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我们抵达河池长老山村。正欲休憩片刻，断后的哨兵突然发现日军火力搜索队有三、四十人尾追而至。“狭路相逢勇者胜”，在队长的指挥下，我们第一时间抢占处于有利位置的山头，居高临下、先敌开火：那一刻，步枪、机枪乱弹齐发，手雷、手榴弹爆炸声声，直打得毫无防备的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晕头转向，还以为碰上了我军的主力部队。尽管敌人拼命抵抗，但由于我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敌寡我众）的优势，故与我对峙三个多小时之后，受挫的敌人逃之夭夭。这场不期而至的阻击战结束后，我队清点人员，竟毫发无损。

　　我的抗战三事，比起为国捐躯的前辈和同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它却在我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我由是懂得了什么叫做“黄埔精神”。这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牢记这种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服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为反“独”促统竭尽绵薄之力，担任重庆黄埔军校同学会北碚联络组组长，得到上级的好评和同学的赞许。“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2006年6月，耄耋之年的我有幸被评为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先进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