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黄埔六期女生队的生活
1926年11月,我和谢鸣岗等湖南第一女师的同学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六期女生队。我们乘货车从长沙出发,车厢挤得满满的,虽然只能背靠背的坐着等天明,但体会得出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而愉快。一到武昌,就有人接我们到斗级营一个小客栈里住宿,一女师的同学都住在一个客栈里,每个房间住上六七个人,两个人睡一铺。我和谢鸣岗、周铁忠、周有德、王容箴、谢翔霄、黎树蓉住在一起,由鸣岗提议结拜。为了显示我们这些未来军人同样具有男性的刚强,便称为“七兄弟”,黎树蓉更是一鸣惊人:把头发剃光。七兄弟每天共同学习,一道游玩,真象小天使一般自由快乐。
不久,湖南学生接到武汉招生委员会的通知,要复试,因此闹出一场风波。由男同学发动,召集湖南全体男女同学在黄鹤楼开大会,反对复试。理由是湖南学生在长沙已经过严格的检查和考核,录取的都是精华,用不着复试。一连好几晚齐集在黄鹤楼前,讨论商议,不少人发言,最后推选廖立堂、李应白、周铁忠、谢鸣岗等人为代表,前往招生委员会请愿。谁知这一去竟碰了个大钉子,几个代表全部被开除。谢鸣岗旋即改名谢冰莹,设法以北平籍考生复试录取。
1927年元月底,学校通知我们入学。一进校,就换上了崭新的军衣、军裤、腰带、绑腿、胶鞋、布袜等。队长向我们交代了一系列有关生活方面的规章制度,宣布一律不能随便外出。从此,紧张而难忘的军队生活开始了。
2月12日,学校正式在武昌阅马场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以兼任校长的身份到会讲话,各部门负责人如邓演达、恽代英、何香凝等,也都讲了话。
军事化的生活很紧张!每天见亮,军号一响,连穿衣、打绑腿、整理被褥、刷牙、洗脸,一共才10分钟,而且要求一切标准化,接着便是集合号,迟到者受罚。因此,少数动作慢的同学常常来不及洗脸。记得和我同桌吃饭的赵某,她常常没有洗脸,面上油光闪闪,嘴角上的牙粉也未擦掉,坐在她对面吃饭时,我总是不敢抬头。吃饭的时间规定为8分钟,排队入坐,等全体坐好了,值星官叫一声“开动!”大家便唏哩哗啦的吃起来。时间一到,不管你吃不吃完,值星官又喊一声“起立!”大家立即要把碗放下来。有一次,值星官叫了起立以后,施某某还端着碗在喝稀饭,值星官厉声对她说:施某某!叫了起立你怎么还不把碗放下。同学们都朝她望,害得她唰的红了脸,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掉下来。当时,我们多是些十七八岁的人,消化力特强,到了午饭前,肚子饿得咕咕叫,很难受。因此,我们有时候就在校门口摊贩上买两个铜板的油炸花生米来吃。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各买了一包花生米,正吃得津津有味,忽听到一声口令:“立正!”抬头一看,原来是大队长来了。他又高又大,使人见了生畏。他一个玩笑吓得我赶忙把花生米捅进口袋,端端正正站着向他行礼。他朝我们微笑着走过去,进了办公室,我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一个时期的徒手操练,我们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步枪。枪比我们短不了多少,我们真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它,常常把枪擦得一尘不染。特别是擦枪管,尤其细心,先用一小块白布包在捅条上捅擦,然后用眼睛向里面仔细观看,直到里面锃亮才心满意足。我们学会了拆枪装枪、跪射和卧射等技能,这都是在操场上边学边练的,其情景犹在眼前。
大概是5月的一天,我们清晨就吃了饭,各人背了一壶凉开水,整队到南湖去接受检阅。学校离南湖有十多里,我们急行军到达那里时,大坪里已集合了好几百男同学,队伍象豆腐干一样呈方块队整齐的排列着。这天天气特好,红日高照。虽然个个汗流浃背,但都挺胸直腰,抖擞精神,谁也不敢乱动一下。约莫过了两个小时,检阅官还没有来,而我们水壶里的水却已喝光了。天气越来越热,少数体质较弱的同学,支持不住,竟晕倒了。值星官见情况不妙,便让大家就地坐下,这才稍微舒服一点。又过了好大一会,检阅官远远的走来了,大家唰的立正,打起精神,眼望远方,向检阅官行“目迎目送”军礼。检阅完毕,有人讲话,但我们站得很远,一点也听不清。直到午后才结束。回到学校,又饥又倦,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1927年7月上旬,形势突变,在一次有军校学生参加的大会上,汪精卫满面杀气,指责共产党。同学们情绪紧张,哭的骂的都有,许多人不等散会就离开了会场。不久,汪蒋合流,迫使武汉中央军校学员提前毕业。
军校毕业生安排分三个去向:一、少数同学被送苏联学习。二、大部分同学被安排回老家,这些人多数和恽代英临别时所说的那样,起到了革命种子的作用,在家乡做了不少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有的继续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也有人到大学深造去了。三、一部分人被安排到军队中去。大多数人被编到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随叶剑英参加了广州起义;还有不少人随叶挺师长和贺龙军长前往参加南昌起义。这些同学中,有不少人在战斗中牺牲了。
我和冰莹、容箴、翔霄、树蓉“五兄弟”都安排回老家。离队前都要脱下军装,我们是多么舍不得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将学校发给的服装费,每人做了两件连衣裙,匆匆地离开了武昌。来的时候,我们是那么兴奋鼓舞,走时却十分伤心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