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战干一团的往事

　　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军事训练团体中，有一个异军突起的组织，曾经显赫一时，这就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它有一、二、三、四共4个团，我就是在第一团三期于湖南桃源结业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城市和华北华东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名义上迁都重庆，实际上政治及军事指挥重心设在武汉。当时沦陷区大量青年因失学失业，纷纷逃离，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在中共的号召和影响下奔向延安。国民党当局见情形，便一方面在西安等地设关卡阻拦奔赴延安的青年，另一方面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来吸引沦陷区青年，同时也招收后方各地的在校学生。

　　1938年夏，我17岁，中学毕业，出于爱国热情，从南昌跑到武汉，考入该团的学生第三总队（第三期），驻在武汉某小学内。当时江西省的“青年服务团”中有很多进步青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感到难对付，便向桂永清商请将服务团的几百人也并入了战干一团。

　　团里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肄业、高中初中都有，还有一部分失业青年。训练的类别分政训、民训、军事三种，学政训的毕业后，一般都是派到部队当连指导员（学员总队毕业的则是到部队去当团指导员）；学民训的则是派到各县去搞民众训练工作；学军事的则是派到部队当排长。女生大队是训练做战地救护工作。

　　在战干一团受训期间，对学生的军训是非常严格认真的，以国民党陆军的“典范令”为训练规范。每天下午还有政治课，文职教官中很多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大学教授，课程有《三民主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以及国际形势等等。

　　到1938年9月初，我们刚在武昌受训两个月，武汉会战已在武汉外围田家镇一带开始。战干一团团本部遂迁往湖南湘西辰溪。这时学员总队，学生一、二总队，女生一、二大队都已先后毕业分配了工作，而我所在的学生第三总队奉令移驻湖南桃源。在9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接到夜间行军的命令，由武昌渡江到汉阳，沿汉阳向宜昌公路行进，第一个晚上的目的地是蔡甸，离汉阳60里地。每人身上都背着背包、铁镐或铁锨、步枪，共有30多斤重。绝大多数学生都未经受过这种负重急行军，那晚上，整个总队走得七歪八倒，有的走不动了干脆躺在路上，有的是打着瞌睡踉踉跄跄地摸索着前进，到天亮以后，已经是溃不成军了。这时各队都派出由两三个班长组成的收容队，收容各自的学生。

　　当时天气正值炎热，白天怕日机轰炸、便改在晚上行军。由汉阳到沙市八百多里，走了近20天。我因年幼力小，实在背不动那30多斤重的东西，老是掉队。幸好我的中队长陈天钟（安徽全椒人、黄埔十期生）有一部自行车，将我的背包放在车上，由勤务兵推着走，给我减去了大部分的负荷。次年3月我毕业后，与同被分配在一个部队的40几位同学去沅陵找部队，陈老师也到沅陵去看望未婚妻，我们在街头相遇，他把我拉到旅馆塞给我一些钱。1942年秋，我从江西与一友人赴重庆，路经桂林时，闻知陈老师在军校六分校任大队附，特去看望他，给了他一个惊喜。他热情招待了我，让我至今难忘。自从那次分别后近70年再未与陈老师相见，师恩难报，让我愧疚交加。

　　到沙市后，休息了三天，便改道公安到湖南澧县，此地是总队长刘子淑的家乡，因他要招收家乡子弟，又多耽搁了三天。然后到常德，在那里遇见了女生第三大队，她们是从武汉乘船到沙市再行军到此的，她们在马路上高歌行进，引起不少行人围观。

　　约在10月上旬，我们到了桃源，4个大队分驻离县城40里的泥窝潭，我们十一、十二中队和大队部同住在陈家大屋。在这里只训练了两个多月，又接到向沅陵行军的命令，引起了大部分学生的思想混乱。而且这次行军更苦，都是在湘西崇山峻岭中行进，经常在悬崖上走，下面是几十丈深的湍急沅水，真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

　　离沅陵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又突然接命令返回桃源，弄得大家莫明其妙。回到桃源后不久，教育长桂永清来第三总队训话。全总队集中在一个大草地上，搭了一个临时讲台，正中只挂了蒋介石一个人的像。桂永清看到后，马上吩咐把陈诚的像也挂在蒋的旁边，意思就是暗示不仅要拥护蒋，也要拥护陈诚。桂永清属陈诚系的，但与何应钦的关系拉得很好，桂能在何、陈两大派系间左右逢源，是自有一套手腕的。桂永清与黄维都是江西贵溪人，贵溪人去找黄维，黄都拒而不纳，桂则来者不拒，所以贵溪人对桂永清怀有好感。

　　第三总队总队长初为刘子淑，黄埔六期，一介武夫，言行粗暴，不适宜训练学生，大概受了桂永清的训斥，竟不辞而别开了小差。后来萧劲接任，他也是黄埔六期生，曾在德国学习过，有儒雅之风。当第三总队于1939年3月快结业时，突然传出不足18岁的不能结业，要继续受训。我得知后便在大队约了四五个年轻的同学，前往总队部请愿。不料在半路上遇到了萧总队长，他问明我们的想法后，把我们带到总队部勉励了一番，说明不会再有问题。他还在我们每人的签名本上写了“自强不息”四字，赠送有他本人签名的四寸像片一张作为纪念，我们大喜而归。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和我同中队有一位同学叫陈劲仲，记得他曾说是怀宁籍、家住安庆。他比我大两三岁，沉默寡言，有点口讷的毛病。有和他同乡的同学悄悄告诉我，陈劲仲是陈独秀的孙子。因当时战干团环境特殊，大家也不敢深问，陈劲仲对自己的身世，也是讳莫如深，显得特别谨慎，惟恐被人注意。我和他相处了八、九个月，关系不错，结业后各奔东西没了消息。1943年春，我在重庆工作，一天突然在朝天门附近与他相遇，两人都很高兴。我去他住的旅社畅叙别情，他告诉我现住在江津，其祖父已于去岁病故。我问他做何工作，他说来重庆做生意。我愕然，因当时经商是被人所轻视的。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祖父要我千万不要搞政治。我听后也只好沉默。时过境迁，70多年过去了，陈劲仲君如还健在，该也霜鬓盈颠了，他那句话竟一直深入我的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