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会战亲历记

　　魏杰，黄埔军校12期毕业。上高会战中，担任74军58师172团第3营副营长。

　　上高会战是在武汉失守后，抗战形势异常艰苦条件下进行的，是继台儿庄、长沙会战后又一场血战。我是黄埔12期毕业生，时任74军58师172团第3营副营长，为此战幸存者、历史见证人。

　　战前形势

　　敌人强据武汉后，企图进一步扩张战果， 贯穿粤汉线，并企图割绝我华东与西南联系，孤立重庆，以战逼和。长沙为阻敌南进要隘，由于长沙四面皆水，难以施展大兵团作战。日军汲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惨败教训，希图取道赣西、湘东夺取衡山，以收夹击长沙之效。我第九战区洞悉敌人阴谋，特派副长官罗卓英坐镇前线，统率74军、58军、新3军、赣西北挺进纵队，阻敌于松湖、石岗、大城、奉新、靖安等地，谋求与敌决战于上高地区。上高右依锦江，左恃华林寨、花桥之险，凭山而守，易守难攻，天赐歼敌之地也。

　　1941年3月初，敌人为实现西进企图，纠集驻安义与南昌守备兵力数万之众，在强大炮兵空军配合下，由大城、祥符之线，向高安进犯。我军按预定作战方案，诱敌深入，令原防守大城、高安部队后撤至华林寨、花桥，以巩固上高左翼。3月18日， 高安陷落。整训待命之74军奉命死守上高，以58师为左翼，57师为右翼，51师为机动预备队，于灰埠、泗溪、棠浦之线，严阵以待。74军善打硬仗，自把守赣西北门户一年有余，除支援第一次长沙会战外，一直养精蓄锐，经过长期整顿，兵员充足，士气旺盛。营以上干部多为黄埔生，下级干部大多来自山东、河南，大部分士兵故乡沦陷，对日军怀有家仇国恨，有些在荣誉军医院养伤的官兵，都自动带伤带病归队参战。

　　临危受命

　　3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接到师部送达紧急作战命令，我们立即赶到战场，划定防区，区分任务到营。刹那间，敌侦察机临空盘旋，战云笼罩，群众惊惶万分。在我所处防区前约2500米，有一前沿阵地，乃敌人进攻时必抢占之立足要点。师部命令派一加强连死守。我是本营副营长，随即带本营第9连附一重机枪排赶赴战场，重机枪排有两挺德造马克沁重机枪。经过详细侦察分析，此阵地名为龙形山，远望确似一条龙，横宽约1000米，纵深不到500米，由几座小山联结而成。山上除了一些小松树外，别无其他。阵地前有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平地，为防守者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

　　我立即派出敌前搜索班，并召集班长以上干部开会分析敌情。会后立即采取行动，把如何对付敌机轰炸与炮击列为首要任务，制定了方案:( 一) 为了减少伤亡，竭力采取不规则疏散布置。( 二) 以排为单位编组战斗，排内各班为战斗群，按地形布置，越疏越好。( 三) 山正面由两挺重机枪封锁。( 四) 在预备队中抽出两挺对空射击轻机枪。( 五) 在比较暴露之山腰构筑一些伪工事、草人，并加以伪装，以吸引敌弹。因为敌人熟悉掌握我们一字长蛇阵布阵规律，这样可以欺骗敌人。

　　阵前救难民

　　夜朦胧，一阵阵大雨淋得我们像一群水鸭。那时，我们除了斗笠，什么防雨的东西也没有，连后方送来的加餐饭也变成汤饭（尔后一个月都是咸菜饭，当地老表们这样支援，实在是感激不尽。）吃过晚饭，我们即进行准备工作，时间就是生命，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流血。据报告，高安逃出大批难民，要求到后方去避难。未经上级许可，不能私自放人进入防区，尤其在战斗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如果有敌人混入，其危害更不堪设想。按军规我们本可以置之不理，免担风险，但按情理我决不能睁眼不管。供养我们的乡亲正在水火中，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立即派9连连长据实面陈团长，一面对难民进行严密搜查盘问，一面不断告诫搜查的士兵，不准拿难民一针一线，违者就地法办。经过两小时的工作，终于把难民护送到后方脱险，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官兵们对做过这样一件行善的好事，也非常高兴。

　　敌机轰炸

　　经过整天整夜施工，我们真假阵地的构筑、伪装等工作基本就绪，但需要继续加强。吃过中饭，天朗气清，红日高悬，忽听得隆隆巨响从高安方向传来。我们立即进行掩蔽，各就各位做好战斗准备。敌人5架一批重型轰炸机，成批接踵而来，像一群白鹤，连太阳都遮得看不见。敌机先投弹后扫射，每当那凶恶的飞行员低空扫射或俯冲投弹时，那副鬼脸都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想用平射武器打中它，那比登天还难，反而暴露自己位置，我们只能忍住满腹仇恨，任其肆虐。

　　由于敌机被草人及伪工事迷惑，大部分炸弹落在伪工事上。我们那两挺对空射击轻机枪却大显神通，像变魔术一样，打完一夹子弹，就变换另一阵地。敌机紧跟不舍，又射击又投弹，我们6名机枪射手殉国2名。经过这一场狂风暴雨般的轰炸，龙形山到处是弹坑，山上那些小松树都被气流掀倒了。如果我们规规矩矩布防在山顶 ，也许我们的命运会跟龙形山上的松树一样。直到天黑，敌机弹尽才归。经过战场清理，我们死伤30余人，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生死机遇

　　敌人陆空配合作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轰炸，为地面部队进攻铺平道路；另一种是陆空并举，轰炸跟随着进攻，以及轰炸与进攻同时进行。所以一个有战场经验的指挥官，就是炸弹落在身边，也不会忘记反攻。否则你就会像缩头乌龟躲在掩体里，被人摸上来活捉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身负前哨战任务，对大会战胜败关系重大，时常利用轰炸间断片刻，检查战斗组备战情况，并探望伤员。由于我时起时伏，精神特别紧张，加上敌人投弹过多，小山上高温，我浑身是汗，又闻到身上棉花烟味，总觉得自己流血了。事后脱下衣服检查，倒也平安无事，原来是卧倒时衣服被落下的弹片烧灼散发出的味道。

　　激战龙形山

　　敌人轰炸之后，我们判定，敌人可能利用夜间或拂晓向我阵地进攻。我们为死伤人员做完善后工作，立即集结兵力，准备进行夜战。

　　果然，敌人在照明弹探照下，经过一阵炮击，在那穿呢子军大衣、长马靴，手挥军刀的指

　　挥官带领下，如狼似虎潮水般地涌来。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待日军到了步枪有效射程内，一声令下，两挺重机抢、9挺轻机枪、100余支步枪如暴雨般开火，打得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乱窜乱爬。第二批敌人在重炮火力掩护下，仓促把那些死尸抬走了，可怜那些被抓来抬担架的难民像待杀羔羊，吓得路也不会走。我们对敌人掩护部队进行了一段火力追击，终于送走了瘟神。事后，我们在敌人被歼现场检查，满地鲜血，滑得连路都不好走。我们收缴了一些枪支、一把长指挥刀，其他子弹等都没有捡。从此，我们阵地风平浪静。只听得远方的机枪声好像初春田野青蛙嘶叫，打破了战场沉寂。

　　由于敌人放弃了抢占龙形山前哨阵地的企图，改变主攻方向，由村前、棠浦迂回上高。前哨阵地失去价值，我们奉命由泗溪撤回。当时，战地记者作了采访，大家为我们首战告捷而欢呼，官兵们大受鼓舞。

　　开过庆功会后，我们立即归还建制。我回营部协助作战，我们营由于伤亡惨重，3个步兵连凑不足两连。全营勤杂人员也披挂上阵，为营后备队。我们营奉调后方为团后备队，给予暂时休息。我们找到一间放了许多稻草的小茅棚，当做营指挥所，这真是战地“安乐窝”。可刚架好线路，准备听取师部战报，由于看地图不小心露出了火光，被敌人发现。敌人连续几炮，那间小安乐窝立即倒塌燃烧，电话机也被炸成废铁。好在我们一听到炮弹的呼呼声，立即在空地卧倒，安然无恙。

　　　夜幕下的出击

　　在阵地上，我们从没有见到自己飞机的影子，连支援的炮声都没有听见过。白天总是掩蔽挨打，野战掩体加强又加强，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夜间就是我们大显身手、讨还血债的好机会。我们士兵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白天奈你不何，夜里再打。”这样的夜战有大小打之分。一般情况，自己失的阵地，自己夺回，依赖别人是可耻的。由团、营组织的夜袭反击，那就没有官兵之分。团、营部除留人守电话外，个个都要冲锋陷阵，团长和营长只不过有几个警卫跟随。有时，警卫被打死了或打散不见了，就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

　　于冠英营长，总是腰里插一把绑了红绸的小刀，手提快慢机手枪，十次有九次冲在士兵前面，像杀神下界，非常勇敢。陈团长打起冲锋，更是一壶白酒不离身。如果夜战成果不大，则由军、师两级组织反击，往往通宵达旦，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乡亲们都说，鬼子来了狗都不敢吠。但在我们面前，日军是外强中干。他们每具死尸身上都有小菩萨或千针帕作为护身符，高级军官则有金菩萨。每当敌人被包围躲进掩体时，好像藏在洞穴里的老鼠。日军是训练有素的，但我们就是不怕死，敌人常说我们是一群“支那蛮子兵”。

　　总司令鼓气 老乡支前

　　在兵力与装备绝对劣势的条件下，我们苦撑了20余天，伤亡惨重，已是筋疲力尽。正在这紧急关头，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亲率特务营赶来前线，坚定了部队死守上高、血战到底的决心。哪里战况紧急，他就在哪里，听取第一线部队反击计划的报告。部队从此士气振奋，满怀胜利信心。老乡们也不顾生死，炮火下的支前工作做得前所未有的出色。战地服务团穿梭在第一线送茶送饭，问长问短，护理伤员，真是军民一家人，为的是抗战胜利，为的是民族生存。

　　转守为攻追穷寇

　　由于第三战区友军由清江渡赣江策应，其前锋已达张家山、新街之线，敌后路有被切断之危险，怕遭全军覆没，于是仓皇撤退。我军奉命全线出击。我团分三支轻装追击队，向杨公圩、龙潭跟踪追击，在杨公圩附近与敌后卫部队激战一场。我军如猛虎驱群羊，敌人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奔逃。在龙潭敌人指挥部炊事房，仓皇逃跑的日军留下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成为我军的一顿美味早餐。沿途尽是敌人遗弃的军需品，高安附近举目废墟、鸡犬绝迹，一片荒凉。我们追到祥符待命，保护乡亲重振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