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会战
发生在1941年3月至4月的上高会战，当年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而载入史册。
为什么称“上高会战”。上高会战开战初期、中期，中方称“赣北战役”。后将名称定为“上高会战”，主要之一，日军对赣西北的扫荡，三路分进合击，压迫包围中国第19集团军主力于上高地区，扫荡的最终目的地是上高。原因之二，中国军队根据日军扫荡的意图，诱敌深入，在上高预设主战场，从而达到在上高境内将日军围而歼之的目的。原因之三，中国军队最终是在上高境内彻底打败日军，粉碎其扫荡目的，并将日军赶回南昌的。鉴于以上三个原因，当第19集团军总指挥罗卓英在上高会战即将结束时，拍电报请示国民政府“赣北之役是否称为‘上高会战’”,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回电：“赣北战役定名为上高会战。”
1941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调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制订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个文件，在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后，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日本天皇裁决。《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指出，“作战以维护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2月14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各方面军和各军司令部联席会议，确定以“灵活、短距离的截断作战”为1941年度的作战方针。驻扎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据此向其所辖各师团、旅团提出的任务是“要积极不断地依靠灵活、短距离截断进攻作战，消耗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
同日，驻扎在江西安义一带的日军第33师团接到命令，4月份将调往华北战场。
2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从上海调防江西南昌。
2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来到南昌，驻扎在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向其提出，趁第33师团尚未调出江西之际，与独立混成20旅团一起，共同组织一次先发制人的“灵活、短距离的截断作战”进犯上高，消灭在赣西北一带活动的近10万中国军队和摧毁驻扎在上高的中国第19集团军司令部，以巩固南昌等占领区的统治。在获得第11军司令部批准后，日军第34师团等部队开始紧急装备和大量征用民伕对赣西北进行扫荡，为作战作准备，日军第11军定此次作战为“锦江作战”和“鄱阳湖扫荡战”。上高会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上高会战发生在1941年3月15日至4月9日，历时26天。
中国参战部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罗卓英）所辖第49军（军长刘多荃）、第70军（军长李觉）、第72军（军长韩全朴）、第74军（军长王耀武），江西保安纵队（司令熊滨），第19集团军第2挺进纵队（司令康景濂），总兵力95000余人，参战兵力75000余人。
日军参战部队：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所辖第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独立混成第20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飞行第3团（团长远藤三郎）等。
上高会战中，日军主要战术是三路突击，分进合击。扫荡区域为新建、高安、清江（樟树）、丰城、安义、靖安、奉新、上高、宜丰等10个县域。扫荡的最终目的地为上高。三路具体为：北路第33师团，3月15日从安义出发，途经靖安、奉新、高安，进犯上高；中路第34师团，3月16日从新建出发，途径高安，进犯上高；南路为独立混成第20旅团，3月15日东渡赣江，途经丰城、樟树、高安进犯上高。
中国军队根据日军战术，利用战前的三道防线，采取诱敌深入，在上高境内预设主战场，从而围歼日军的方针。战事26天，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1年3月15日至19日（5天），诱敌深入。北路、中路阻击部队是中国第70军及第74军一部。3月15日，北路日军第33师团从安义出发，与中国第70军预9师、第19师在奉新开战，打响了上高会战第一枪。3月19日中午12时，中路日军第34师团在飞机掩护下，先期孤军窜入上高县境内，中国第74军第58师第172团与其接火，拉开了上高会战核心战场包围日军的序幕。南路阻击部队为中国第49军及74军一部，在清江、高安一带与日军激战。
第二阶段3月20日至30日（11天），围歼决战。参加围歼决战的部队，中路为中国第74军和70军一部。日军第33师团在北路、中路突进中遭到重创后，于3月20日撤离战场，窜回安义出发地。南路为中国第49军、第74军一部，阻击日军独立混成20旅团。3月22日，中国第30集团军的72军所辖新编14师、新编15师奉命从修水等地抵达上高，归属第19集团军，参加上高会战。日军第34师团孤军深入到上高县泗溪、官桥一带，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在官桥一带开展拉锯式激战。3月25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33师团重返战场增援，又从九江调来增援部队3000余人投入战斗，并派出军参谋长木下勇等人在南昌督战。3月27日，日军在官桥作战地区投入大量毒气弹，中国军队74军58师173团3营营长孙一鸣等官兵中毒。3月28日，遭到重创的日军第34师团，在日军增援部队和飞机掩护下，从上高县野市、官桥突围败退。
第三阶段3月31日至4月9日（10天），追歼。败退的日军第34师团、第33师团、独立混成20旅团从北路、中路、南路撤出战斗，逃窜回南昌。中国第70军、第72军、第49军、江西保安纵队、第2挺进纵队参与追击日军的战斗。
经过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上高会战的胜利。战后，中国军队公布日军伤亡15700余人。日军没有公布具体伤亡情况。上高会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中央日报》、中共中央机关的《新华日报》等报刊及时进行了宣传报道，媒体和官方称颂上高会战为“空前战捷”“媲美台儿庄胜利的赣北大捷”“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开胜利之年胜利之先河”。
战后，罗卓英总指挥赋诗《赣北大捷四首》：
其一
又报军前战鼓催，寇气直犯上高来，
休夸扫荡侵三路，且看包围奋一锤。
诸葛阵图终有价，临准壁垒不容开；
应知方马埋轮日，莫使虾夷片甲回。
其二
一夜春雷起怒波，健儿十万剑横磨，
铁枪在手吾无敌，神箭当风尔奈何。
不再转移新阵地，还须收复旧山河，
捷书期共花争发，伫听欢声奏凯歌。
其三
清江无恙石头雄，拨险支危见尽忠，
忍吃当前十日苦，须争最后十分功。
敖峰大树遵时绿，锦水长波落照红，
信我明朝终取胜，遥闻鼓角振天风。
其四
新年勖勉幸无忘，事业军人在战场，
保土用能瞻赫赫，歼倭欣看阵堂堂。
捷闻全会传褒语，泪洒三桥吊国殇，
且莫骄矜诸将士，扬威横览太平洋。
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中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运筹帷幄，指挥有方。针对3月16日日军兵分三路实施扫荡计划，3月17日，罗卓英总指挥从吉安赶回上高第19集团军指挥部，召开参谋人员联席会议，部署作战计划。据当年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任少校参谋的蓝介愚回忆：参谋联席会议中，对敌情判断时，部分人员认为这是日军扫荡战，主张中国军队主力放弃上高，待敌人撤退时再出击。日军对赣西北的扫荡战，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军事上的目的，打击驻扎在赣西北的中国军队主要军事力量，摧毁在上高的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其次，经济上的目的，通过扫荡，掠夺和破坏沿途经济，实行战区“烧、杀、抢”三光政策。战后，仅上高统计，日军烧、炸毁房屋4927栋，无辜枪杀、奸淫致死民众827名，数千民众无家可归。损失共计2.6亿元。再次，政治上的目的，通过军事上的打击，经济上的掠夺和破坏，政治上动摇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
联席会议上，罗卓英力排他议，主张“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军人事业在战场”，最后决定采取坚守上高，诱敌深入，在上高预设主战场，围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敲定后，向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时，有的军参谋长仍坚持放弃上高立场，遭到罗卓英的呵斥。罗卓英在整个上高会战期间，自始至终坚决贯彻既定作战方针，并且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在各个战场发生紧急情况时，处置及时妥当。他还派总部高级将领到各部队督战，调总部特务营参战，并协调其他战区增援部队参战等。时任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2连连长周郁谋在文章中回忆，3月19日，他接受罗卓英总指挥的命令，率一个加强连开赴前线，一方面传达总指挥的命令，即各前线部队要与阵地共存亡，除伤兵外，一律不准擅自撤退，否则军法严惩，就地处决；另一方面增援74军，并在阵地督战。战后，上高会战作为我军精典战例，被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编成《上高会战》一书作为教材，下发部队指导作战。一场战役，能编成教材，这在当时也属罕见。
第二个亮点：浴血奋战，将士英勇。在26天的激战中，中国参战将士，均能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能攻能守，各部队的指挥机关均能前移。整个会战中，没有发生消极抵抗命令的现象，没有军人临阵脱逃的情况。特别是决战主力部队第74军，在日军兵临上高县城的危急时刻，抱定死守县城的决心，军部坚持设在县城河北指挥作战，稳定了军心，全军3个师在上高境内参加著名的“三桥战役”。即第51师在师长李天霞的率领下，坚守在石洪桥一带阻击日军，日军眼睁睁看到上高县城近在咫尺，但就是寸步难行，望城莫及。战后罗卓英作诗《赣北大捷四首》中，称74军“铁枪在手吾无敌”，称51师“神箭当风尔奈何”。第57师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在下陂桥核心战场与日军激战时，双方伤亡达4000多人。余程万师长亲率士兵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阵地，少将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率预备队夺取下陂桥对面的李家山的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小山头后，日军投下160多颗大小炸弹，均未能让阵地易手。第58师在副师长张灵甫指挥下（师长外出集训），在官桥一带与日军激战六七天，反复展开拉锯战，阵地多次失而复得，为主力部队赢得了包围日军的战机。58师在官桥包围战中首战告捷，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战后，仅第57师、58师就有82名军官和士兵受到通报嘉奖。各部队参战将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从修水赶来增援的新编第15师45团团长张雅韵、副团长宋文华在上高野市水口圩一带投入战斗后，3月27日双双牺牲在前沿阵地。战后，张雅韵被国民政府追授少将军衔（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第49军某部排长曾天耸系马来西亚华侨，富豪子弟，回国投军，3月19日与日军在经楼遭遇，与日军肉搏，刺死日军少尉队长等8名日军，最后中弹牺牲，年仅22岁。74军51师野补团3营中尉排长周阳，黄埔军校16期毕业，带领全排坚守华阳某高地，多次负伤仍坚守阵地，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0岁。战后，经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将军用地图上被他坚守的阵地华阳峰命名为“周阳峰”。74军58师174团第3营连长黄廷璋，带领少尉排长毕鸿慈等官兵，于3月29日掩护小港村数十名村妇撤退，在墓田、官桥一带与敌激战负伤后不下火线，直至解救这些妇女全部脱险。57师某排排长赵全才带领全排在源山庙一带攻击日军一个中队，最终寡不敌众，全排战至仅剩传令兵1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49军某连连长何益鸣率全连三战虎形山，100多名官兵战至仅剩30余人。70军107师320团在会战中伤亡500多名官兵，约占全团总兵力一半。
战后统计，中国军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20533人，其中阵亡9682人（包括军官252人，其中团职5人），另外，失踪2800余人，平均每天阵亡372人。正是这些舍生忘死的抗日将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日寇顽强战斗，确保了上高会战的最后胜利。
第三个亮点：积极支前，保障有力。上高会战期间，战区民众在中共地下党积极指导及政府的领导下，支前保障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第19集团军总指挥罗卓英等高级将领总结会战支前工作时，多次称颂“民众效命”。上高会战前至会战中，中国军队近10万将士云集在上高周边地区。中共上高地下党及周边地区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发动民众支前做了大量工作。时任上高县县长的黄贤度是中共特别党员，他利用县长的公开身份告诉第19集团军，会战期间，上高人民做到“三保”：保证运送物资、弹药和伤员及时不误；保证破坏交通和维护我方电话畅通无阻；保证后方不出现汉奸破坏活动。县长黄贤度说到做到，在县城战事最紧急的阶段，他不顾枪林弹雨，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和地下党成员组织民众，多次赴前线阵地运送弹药、伤员，慰问参战官兵，被参战将士称为“战地县长”。会战中，上高电报局、电信修线队在黄贤度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抢修线路，保证了通讯畅通无阻，战后受到表彰。
上高会战时，上高共设三个区，其中一个半区沦为战区。全县共有12万人，其中3万多民众参加了筹集粮草，挖路毁桥，运送弹药、伤员、修复通讯线路等支前工作。据第19集团军当年统计，除安义、新建、高安3个县外，日军所扫荡之处的县级政府均按日按月供应中国军队粮食，宜丰县因不是主战场，征粮每日高达8000多公斤。上高县是主战场的核心战场，中共地下党协助政府仍然每日供粮约3400公斤。
官桥街的喻大也老人，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前战，他家几兄弟都被政府征集上路，自配口粮去破坏道路桥梁，以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在官桥包围战期间，从修水调来增援的72军的两个师到达宜丰与上高交界的凌江口时，因桥梁被日军炸毁受阻，中共上高地下党成员及政府人员组织当地民众，拆下自家门板，撑来大小竹排，仅用1天时间架起一座浮桥，使大军顺利过江。
墓田峨坑村的王全昌是当地甲长，率领村民撤退到山上后，自告奋勇为中国军队作向导，翻山越岭、穿林涉水，参与偷袭日寇占领的土地岭，最后中弹长眠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墓田乡第12保的蒲城村，有位有文化的青年叫熊先移，被日军强征为民夫。他假装服从，晚上则乘日军不备，偷出日军军用地图和重要作战文件逃往中国军队阵地。日军发现后，对其进行追踪，次日清晨，无法突围的熊先移先将文件地图包好在一起放入泗溪河中漂向对岸中国军队阵地，自己再吸引日军渡河，最后中弹牺牲。
在中共地下党宣传和政府鼓动下，不少民众自告奋勇争当中国军队的情报员，如磻村的左圣自、泗溪杜家的杜早兴、上樟塘的冷树立、界埠乡洲上村60多岁的晏自成等都为中国军队搜集过情报。
上高会战结束后，国内媒体对支前工作作了大量报道，这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上高会战也是中共地下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典范。
上高会战的胜利，打破了中日相持阶段的僵局，挫败了日军的锐气，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受这次作战影响，日军第33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从而减轻了华北战场中国军的压力。日军第11军司令官、第34师师团长均因上高会战的失利，遭到撤职处分。
上高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企图击溃中国第19集团军，使赣西北丧失抵抗力量，达到巩固其对统治区的占领，形成威胁中国西南大方后的格局，以及配合其大本营加快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
上高会战的胜利，提升了中国政府在世界反法斯西战争中的地位，在国际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推动了国际上对华抗日战争的援助。
（昝鸿祥，上高县革命史、地方史研究者，上高会战遗址特约讲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