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商务印书馆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中国的出版教育文化事业也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劫难。当时，上海的中华商务印书馆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单位，还拥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但这一切却随着战火毁于一旦。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时日本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制定了焚毁商务印书馆的险恶计划。他表示，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人，必先灭其文化。

　　1月29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动6架飞机，轰炸位于上海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由于厂内多为纸张、油墨等易燃物品，所以全厂很快被大火吞噬。公司同仁努力奋斗30余年建设起来的4座印刷工厂、办公楼、仓库、水塔、职工疗病房、尚公小学等，到当天下午就成为一片废墟。厂内原有消防队，但完全无力应对这样的大火；租界里的救火会，也因事态涉及战区而不能施救；许多工人不顾自己就在工厂附近的住处是否安全，奋力扑救，但亦无济于事。我在上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一位年已八旬的老人，他说后来他们去清理场地，发现下水道的管道中，结满了铅块，即是印刷厂的铅字被大火烧熔后流入了下水道，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大火的惨烈。

　　2月1日，在混乱中，日本浪人进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毁了这座拥有46万册藏书的著名图书馆。1921年2月1日，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256次会议上，讨论25周年馆庆活动时，张元济提议以商务印书馆的公益金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他的出发点是当时上海已拥有好几所大学，但缺乏公共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正可以在25年馆庆之时，用多年积累的资金，以筹建公共图书馆的方式回报社会。他的提议得到董事会的通过。后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宝山路总厂对面买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定名东方图书馆。大楼于1924年建成，1926年图书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来设有图书馆，名涵芬楼，收藏珍本古籍，所藏图书全部移入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共藏有古籍29713册，还有刚从扬州等地购入未来得及编目的古籍4万册；地方志2641种，2.5万册，是国内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整套“本版图书”；15世纪前的西洋古籍；多套完整的中外期刊，如《时报》《大公报》《新民丛报》、香港的《中国汇报》、荷兰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的《学报》等等。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我到《市民与社会》节目讲述抗日历史故事。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到电台，说当年他住在南市，还是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看到北面天空中升起的黑烟，心中有一种恐惧感，家里大人就告诉他，那是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人烧毁了。那一天，上海刮东北风，纸灰飘到张元济先生的家中，他在悲愤中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一批跟着张先生做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年轻编辑，到张家慰问，张元济见到他们，大家抱头痛哭。

　　后来统计，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的损失总计为1633万元。东方图书馆中大量珍本古籍，有不少是海内孤本，不可复得，它的损失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因此有人认为东方图书馆被毁，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又一个圆明园。

　　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文化人士，并没有被气势凶恶的敌人吓倒，反倒深感在国难当头之际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重大。

　　张元济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指胡适致张元济的慰问信），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说：“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失，而且继起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

王云五随即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审视国际国内局势，作出判断，放弃了宝山路的工厂基地，缩减规模。同时，宣布8月1日复业，出版整套《复兴教科书》。后来在长达13年的艰苦岁月中，辗转奋斗于上海、香港、重庆，把这家著名出版机构减持办到了抗战胜利，直至迈入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