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卢沟桥事变的前奏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属宛平县。它扼平汉咽喉，当北宁、平绥两路冲要，不仅为北平命脉，也是冀、察两省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华北，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准备随时发动更大的侵略。从1936年10月起，日军中国驻屯军从联队长、旅团长到驻屯军司令官先后坐镇丰台，以北平为目标，不断在宛平城北、卢沟桥一带及平汉铁路北侧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日军剑拔弩张，战事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国民革命军面对挑衅的日军，驻守华北的第29军已有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当时，第29军将守城、守桥任务交给了第29军37师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3营（营长金振中）。该营是个“四四编制”的“特大号”加强营，辖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连各1个，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400人。

　　据日军侦察资料记载：“宛平城东西城门为两重门，其中东门较为坚固，时常封闭，城上有工事筑起掩防阵地。在城墙外侧掘有2米深、3米宽的壕沟。……在城墙外面的阵地上，中国守军设置了地雷、鹿砦路障，并构筑了应对坦克及装甲车的战壕，铁道桥东侧及平汉线到卢沟桥城东北角设置了侧防。中国军队在宛平城构建了完整的外围防御阵地。”

　　1937年5、6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连续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6月初，日本在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近卫文麿受命组阁，获得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上台的首要大事，就是加紧强化战争体制。这时日本统治集团中，盛行“对华一击论”，以为只要侵华战争一旦发动，中国会不堪一击而屈服。就是在此种认识之下，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时任日本驻北平武官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那时候，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盛传着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其实，这不是“谣言”，而是他们预定的打算，事实很快就做出证明。

　　卢沟桥事变的经过

　　1937年7月7日晚上7时30分，驻丰台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部，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一带，举行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0时40分，宛平城内中国守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3营突然听到城东北方向日军演习营地传来十几声枪响，便严密注意日军的动态。少顷，金振中接到守城军官报告，据日军称：一名新兵在“演习”时被我城内驻军捉去，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查。金振中立即联想到九一八事变，预感到日军要故伎重演，便断然回答：“日方士兵被抓纯属捏造，进城搜查绝对不能允许！”金振2022年第5期5中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向我阵地扑来。金振中果断下达作战命令，冒着炮火登上城墙观察敌情，指挥部队还击。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日军在金振中第3营官兵勇猛反击下伤亡惨重，始终未能接近城墙。

　　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回答：“日军随意在我国领土内进行演习，完全是违背国际法的。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经许可，一名士兵行踪不明，我方不负任何责任。”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诉诸武力。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

　　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已令驻丰台的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部奔赴卢沟桥。

　　实际上，日方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拉肚子去上厕所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20多分钟（一说约3小时）后悄悄归队。日方虽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仍提出要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遭中方拒绝。

　　当时，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奉命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谈判。谈判之际，王冷斋得知驻丰台日军500余人并炮6门正开赴卢沟桥，战事可能一触即发。为争取和平解决争端，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分乘两辆汽车连夜前往宛平城。当行至离宛平城1公里的地方，王冷斋看到公路和铁路涵洞均被日军占领，枪炮排列，士兵伏卧。同车的日方代表寺平突然要求停车，威胁王冷斋说：“你已经看到了，事态已经十分严重，现已来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立即下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反驳道：“此次来只负责调查，这是在你们机关部已经商定的。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寺平又进一步说：“平日日军演习都能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王冷斋再一次驳斥说：“你接此项工作不久，以前的情形你或许不了解，我在此从没允许你们穿城而过，你所谓的先例是何年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证明。”日方被驳得无言以对。恼羞成怒的日军副联队长森田和寺平像绑架一样，胁迫王冷斋来到日军的阵地前，以武力相威胁。王冷斋大义凛然，严词斥责：“你们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你们二人当负全责！”双方相持10多分钟，王冷斋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威武不屈。森田见恫吓不成，只好示意寺平与王冷斋一起进城。事后，王冷斋写诗云：“挟持左右尽弓刀，谁识书生胆气豪!谈笑头颅拼一掷，余生早已付鸿毛。”

　　7月8日5时30分，双方还在谈判之际，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中国守军第29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司令部命令前线官兵：“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37师110旅219团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在最后的攻防阶段，日军工兵炸毁宛平城东门，并接连对宛平县城进行炮击，炸毁了县署内大部分房屋和城内民宅。

　　日军在卢沟桥遭到阻击后，转头攻占回龙庙和卢沟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只有29军219团3营11连两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铁路桥是宛平县的“咽喉”，一旦失守，整个平津局势将动荡不安。219团团长吉星文决定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他亲自挑选出150名精干人员，编成5个组。8日深夜，吉星文亲自率领敢死队用绳梯爬出城外，沿永定河两岸，向铁路桥靠近。夜12时，突击队秘密接近铁路桥，出其不意，两头夹击，一阵大刀猛砍，将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歼在铁路桥上，一举夺回了桥头堡，大振军心。第3营10连1排排长沈忠明坚守阵地，与日军展开肉搏，光荣殉国，年仅27岁。他是卢沟桥事变中牺牲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激战一天后，双方均有严重伤亡，日军几次强攻接连受挫。其妄图“一击”而夺宛平的计划，被中国守军的密集弹雨打破，战况遂成胶着状态。

　　日军在战场上未占到上风，便以把吉星文219团撤出宛平县作为停火条件之一，企图在谈判桌上实现其阴谋。由于南京政府的妥协，7月26日,吉星文奉命将卢沟桥防务移交给地方保安部队，219团撤离数小时后,卢沟桥失守。同日，日军闯入广安门。7月28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对北平地区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南苑战事打响。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英勇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陷落敌手。29日，日军侵占北平。

　　卢沟桥事变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表明了抗战的态度，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的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