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5年，面对华北事变带来的深重民族危机，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愿意与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华北事变后的国土沦丧促使国民党内部的抗日声音日益增强。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提出“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发出了对日政策转变的重要信号。在得知中共《八一宣言》后，蒋介石开始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的途径，企图以抗日的旗号“溶共”，达到收编红军的目的。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强调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0月，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携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但国民党苛刻的合作条件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在国共会谈陷入僵持时，红军三大主力结束了长征。蒋介石得知后，于1936年10月22日和12月4日两度亲赴西安，严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率部剿共，遭到了张、杨的拒绝。在向蒋介石苦谏联共抗日无果后，12日，张学良、杨虎城武力扣留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中共分别派代表前往西安和南京，就和平解决事变进行居中调停。12月24日，张学良、杨虎城和南京方面达成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抗战救国协议，为推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契机。

　　1937年2月9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等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就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谈判开始前，中共拟定了5条原则：可服从三民主义，但绝不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绝不取消共产党；红军改编后人数为六至七万人；红军改编后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苏区改为特别区，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也可在特别区活动。经过多天的协商与激烈争执，3月8日，谈判双方在意见大体一致的情况下，由周恩来起草了“三八协议”，主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允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各级人员自行推荐，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立即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等

　　。协议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制度和中共独立领导红军的提议遭到了顾祝同等人的强烈反对。11日，贺衷寒提出：红军改编为3个师，共3万人，各级副职和政训人员均由南京政府参加或委派；陕甘宁边区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等。面对贺衷寒的“溶共”提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要求与蒋介石直接对话，西安谈判无果而终。

　　3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抵达杭州后，周恩来就国共合作向蒋介石提出了不分割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后人数为4万余人、3个师以上须设总指挥部、国民党不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等6点具体要求。蒋介石听后表示“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基本上答应了周恩来所提的要求，同时希望中共能够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3月30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杭州谈判中，蒋介石口头上允诺了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原则性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谈判成果。

　　6月4日，周恩来携带中共应蒋介石之请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抵达庐山，与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庐山谈判。《纲领（草案）》包含52条细则，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障人民自由、建立国防经济三部分。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纲领（草案）》，蒋介石置之不理，另提设置国民革命同盟会，并要求在同盟会中“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等，意图将同盟会作为“溶共”的组织。与此同时，蒋介石推翻了杭州谈判时的口头承诺，更进一步要求中共率先发表合作宣言、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中共不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国民大会、南方游击队改编后首领离开等。针对蒋介石反复的“溶共”意图，周恩来就国共合作的原则性问题进行了力争，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人也居中协调，但蒋介石坚持己见。不久，周恩来返回延安，第一次庐山谈判中断。

　　6月26日，南京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谈判。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对日本延迟侵华的幻想破灭，中共向各方表示诚意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抵达庐山，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庐山谈判。在《宣言》中，中共重申了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并实行民主政治、改编后的红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的四项保证。蒋介石搁置了中共提交的《宣言》，提出改编后的红军应直接隶属西北行营，不设独立指挥机关，由国民党委派人员负责具体的军事行动，这些“收编”红军的想法使周恩来难以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7月17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等人去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向蒋介石提出了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双方派人赴南方各地对游击队进行改编等十二条意见。18日，周恩来将所拟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没有任何表示和回复，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离开庐山。

　　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局势危急。8月1日，蒋介石急电秘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8月9日，周恩来、朱德与叶剑英飞抵南京。谈判中，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然众多非议，且对中共7月就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直不予发表。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岌岌可危。在急转直下的局势面前，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改编文告，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辖３个师和１个特务团，共4.6万人，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与此同时，蒋介石同意了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方式，并允许中共在上海等地设立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部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等。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抗日前线。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可以说，没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85年前，正是那一代的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浴血奋战，才取得了近代以来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5年后的今天，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这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也是历史留给当代中华儿女的使命和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