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抗日女杰谢雪红
台湾抗日女杰谢雪红，终其一生追求真理，将她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台湾人民的解放、祖国的统一和反对日本侵占台湾、反对“台独”的斗争中，展现了女性的号召力与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通过回顾她精彩的一生，纪念这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台湾女性的杰出代表，学习她顽强不屈、敢于革命的斗争精神，以及她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赤诚情怀。
挣脱封建束缚，掌握自己命运
谢雪红，原名谢氏阿女，祖籍福建同安，1901年10月17日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那时，台湾人民已经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铁蹄下挣扎反抗了6个年头。谢家共有8个子女，谢雪红排行第六。父亲是搬运工人，母亲则靠缝制衣服和给日本人做帮佣贴补家用。因家庭生活极其困难，谢雪红8岁起就到日本人家里当佣人。她12岁时，父母相继病逝。为了埋葬母亲，她把自己卖给别人当童养媳。16岁又被婆家送到台南帝国糖厂做女工，因看不惯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谢雪红带头与日本工头争执，被工头追打。
不堪忍受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压迫，1918年，在好友和邻居的帮助下，谢雪红逃回彰化，结束了苦难的童养媳生活。因无力支付赎身费，经人说媒与张树敏结了婚，由张树敏为她赎身。婚后，她随张树敏到日本神户做生意，并接触到日本“米骚动”运动。这是谢雪红第一次见到穷人可以与富人斗争的事实，她深受触动。
1919年4月，谢雪红跟随张树敏来到青岛，这是她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五四运动期间，她看到民众抵制日货，听到学生们反帝爱国的激情演讲，对祖国产生了亲切感，更深切感受到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痛苦。通过当地学生的介绍，谢雪红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情况，这让她胸中的热血开始沸腾。她回忆说：“看了攻打冬宫的照片上，革命战士的鲜血洒在满地的雪上，我知道这就是革命，革命就必定要流血，要革命就会有人牺牲。”为了永远记住这壮烈的一幕，她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雪红”，并刻了一枚“谢氏雪红”的印章。从此，这枚印章伴随着她的革命生涯，成为她各个时期参加政治活动的见证。同年秋，谢雪红随张树敏回到台湾，发现张树敏早有妻室，已接受新思想的她离开了张树敏，开始自谋生计。
1921年秋，谢雪红参加胜家缝纫机公司举办的缝纫机使用与修理讲习课程。培训预定3个月结业，但谢雪红仅用三个多星期就掌握了缝纫技术要领，当即被公司雇用为正式职员。1922年，谢雪红在台中开办了“嫩叶屋”裁缝店，专门为妇女和小孩制作服装。从此，她挣脱了封建家庭束缚，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当时，台湾女性几乎都依附于家庭，没有属于自己的职业，像谢雪红那样穿西装、骑自行车的职业女性在台湾特别少。据旅美台胞郭德钦回忆：“常常看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谢阿女（雪红），身穿洋装、头戴斗笠，骑着一辆‘富士霸王’脚踏车，在台中市推销裁缝机。”谢雪红展现出的职业女性形象备受关注。台湾文化协会领导人林献堂认为她是“跳出家庭”束缚，“参加社会活动的前进分子”。
倡导妇女解放，投身祖国革命
1923年，谢雪红参加了台湾文化协会。在台湾文化协会宣传的妇女解放思想影响下，谢雪红逐渐形成台湾妇女也要参加社会革命，才能促使社会革命成功的思想。因年幼时家贫没上过学，谢雪红深知没受过教育的痛苦，更感受到不受教育就会成为革命的绊脚石，为此决定到上海求学。在赴祖国大陆的轮船上，谢雪红结识了因带领学生罢课而被台北师范学校开除的林木顺、李友邦等人。在上海，他们看到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人欺辱的怪现状，还了解到中国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更加激发了谢雪红的爱国情怀，使她坚定了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并参加了祖国大陆同胞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
1924年6月17日，谢雪红参加了台湾青年在上海举办的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耻政纪念日”活动。谢雪红作为与会的唯一女性，被组织者称为“一点红”，特别引人注目，并被推举上台讲话。她在台上疾呼：“台湾妇女也应该出来做事，参加社会活动。要台湾人得到幸福，台湾妇女也要参加——好比大石头要小石垫靠一般。”她认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最迫切的是使女性也能从家庭中走出来，有了工作之后，不仅经济上不需仰赖男人，自己也参与了社会活动。而有了妇女像小石头垫着大石头般的帮助，反殖民运动也就容易成功了。这是谢雪红生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获得了全场喝彩。
日本殖民统治为了分化两岸同胞的关系，故意派遣一些台湾籍无赖汉、罪犯到大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大陆民众对台湾同胞的恶感，使台湾同胞陷入“既不容于敌人又不容于祖国”的尴尬境地，导致很多守法的台湾同胞在大陆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台湾人。谢雪红认为，大家不能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离间之计，应该公开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她提出：“让大陆同胞知道台湾人是爱祖国的，大多数台湾人是善良的。”1925年，谢雪红赴杭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逝世公祭仪式。孙中山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统一大业，他曾于1900年、1913年、1918年三次踏上台湾岛，给台湾同胞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和他的革命精神对台湾同胞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公祭仪式上，谢雪红等人第一次以“台湾青年一团”的名义敬献挽联。谢雪红等人的这一举动，有效地消弭了大陆与台湾的隔阂，增进了祖国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认同。不久，钱塘江大学福建籍学生主动联系谢雪红，共同组织了“闽台旅杭同乡会”。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浙江成立了“浙江省工、农、商、学各工团联合会”，谢雪红任宣传干事，主要工作是为支援上海罢工工人的基金募款。她带队来到人群密集的饭馆、旅店，用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国语高呼：“爱国同胞啊！起来为死难的同胞报仇啊！打倒帝国主义啊！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啊！”在她的宣传号召下，民众捐款踊跃。其他队友也相继效仿进行宣传。一次，谢雪红带领游行队伍冲进了象征殖民统治的日本领事馆。次日，杭州的报纸对此予以报道：“爱国同胞们，赶快起来救国救民啊！不要做亡国奴，请看昨日领队冲进日本领事馆的台湾人多么勇敢啊！”受此影响，后来每遇日寇欺辱、民族劫难，就有学生和民众到日本领事馆抗议示威，要求驱逐日寇、收回馆舍。
五卅运动中，谢雪红还请一同参加革命运动的台湾同乡林木顺、陈其昌代笔，致信浙江某报。信的内容是：“爱国同胞啊！岂不是把台湾忘掉了？为什么只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却没有提到要收回台湾啊？”该报以“不忘！不忘！不忘！不忘……”的大字标题作为回应。其后，无论是报刊、宣传单、还是壁报、游行标语都增加了“收回台湾”的口号。谢雪红等人关于收复台湾的呼吁，得到祖国大陆同胞的赞同和响应。
赴苏深造学习，参与台共创建
1925年6月，谢雪红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由中共党员黄中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经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谢雪红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创办的培养进步青年的学校，有很多台籍进步青年曾在那里学习，如林木顺、翁泽生、许乃昌等。这些进步青年日后都成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台湾共产党的骨干。年底，中国共产党派谢雪红和林木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为将来在台湾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作准备。在苏联学习期间，谢雪红一直使用“谢飞英”这个名字，和中共早期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向警予曾住同一宿舍。向警予常给她讲革命道理，使她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
谢雪红和林木顺刚进入东方大学时，被分到中国班。此后不久，共产国际通知谢雪红和林木顺转到日本班学习。共产国际认为当时台湾是受日本殖民统治，开展台湾的革命工作，需要与日共取得密切联系，在日本班学习可以加强与日共的联系，有利于以后到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建党。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共服从共产国际让谢雪红和林木顺转到日本班学习的决定。在苏联学习的岁月里，谢雪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悄然发生改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深深扎根于她心中。
1927年9月初，谢雪红和林木顺从东方大学毕业。10月，片山潜（日本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日本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代表共产国际向谢、林二人传达要他二人回国后组织台湾共产党的决定，成员由日共和中共的台湾省籍党员作为骨干，在日共中央领导下进行工作。
11月13日，谢雪红和林木顺抵达上海，与在上海的中共台湾省籍党员翁泽生取得联系，传达创建台湾共产党的任务。由于日共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普选的斗争，所以将领导台共成立大会的任务委托给中共。12月，谢雪红赴日和林木顺参考日共与中共的文件，草拟台共的总纲领及救援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纲领。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831号金神甫照相馆二楼宣告成立，谢雪红当选为会议主席。会议选举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缺席）、洪朝宗（缺席）、庄春火（缺席）为中央委员，谢雪红、翁泽生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4月20日，台共中委再次开会，讨论台共建党宣言，草拟感谢中共给予协助的信函，强调对中共的支持及指导台共建党活动表示感谢，并希望未来能继续获得这种支持。
组织台共重建，领导民众抗日
1928年4月25日，台共成立仅仅十天，谢雪红等台共党员因上海读书会事件被日本便衣警察搜捕，藏在谢雪红住所的党的文件也被发现。后因谢雪红当时用“吴碧玉”的化名进行活动，日警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便将她遣返回台湾并释放。谢雪红回到台湾后，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民众党的创立者蒋渭水主动找到她，向她介绍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情况。他们认为，台湾抗日运动在战略上要依靠工农群众。随后，谢雪红在台湾着手台湾共产党的重建工作。
6月10日前后，台共第二届委员会在台北大桥淡水河畔召开，参加者有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洪朝宗等人，谢雪红因当时目标大，决定不参加。会议一致同意谢雪红任台共委员。
不久，为躲避日本殖民统治者搜捕，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等潜至福建漳州。在台湾的抗日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谢雪红为领导的台共中央。谢雪红与林日高、庄春火等携手开展台共的抗日斗争。他们以台湾农民组合和台湾文化协会作为开展工作的重点，对台湾的抗日运动产生积极影响。台湾农民组合领导人赵港曾说：“雪红姐是农民组合的一根很大很大的柱子！”
7月，台湾共产党领导和帮助“农民组合本部”举办农村青年训练班，谢雪红主讲“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西来庵事件批判”等课程。通过学习，农组的学员们对农民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谢雪红还向“农组”提出设立青年部、妇女部与救济部，以吸引更多农村青年和妇女参加农民运动。日警档案这样记载当时情况：
谢氏阿女（谢雪红）致力于扩大党对台湾农民组合的影响以后，为加强农民组合的青年部、妇女部的组织，以符党的方针，且为使农民组合新设救济部起见，将下列三提纲交农民组合中央：一、台湾农民组合青年部组织提纲；二、台湾农民组合妇女部组织提纲；三、台湾农民组合救济部组织提纲。
组合方面于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召开中央委员会，简吉、侯朝宗、庄万生、陈德兴、陈昆仑、简氏娥、陈海等人出席，邀请上述三提纲的提案人谢氏阿女列席，予以审议后决定通过，决议依据此一方针来进行青年部、妇女部以及救济部的建立及其扩展。
谢雪红在《台湾农民组合青年部组织提纲》中指出，青年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农组”的青年部在培养人才方面较弱，没有形成坚定的组织，没有教育机构、研究会及训练班，使大多数青年无法接受教育，因而组织没有新发展。她在《台湾农民组合妇女部组织提纲》中指出，台湾妇女为了解放自己，要参加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运动应该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支部队。妇女已经可以担任与男性相同的重要任务，不必忍受过去的习惯与束缚，应该逐渐走上解放运动，与无产农工兄弟携手并进。认为应该积极吸收更多农村妇女参加“农组”运动，并提出扩展农组妇女部的计划。关于建立农组救济部，谢雪红指出，无产阶级运动会更加发展，统治阶级的暴压会更加苛酷，组织救济部不仅救济为革命牺牲的斗士和家属，亦可帮助“农组”的发展，使“农组”成为真正的斗争团体，搭起农民向资本家地主进行斗争工作的舞台。
1929年，台湾共产党在台北三重埔等地区组织农村青年读书会、研究会，吸收农村青年入党、发展农民组合成员，指导当地农民运动。
1931年，在台湾“农组运动”受到殖民当局镇压后，简吉组织了赤色救援会继续进行反抗斗争，赤色救援会就是谢雪红所提出的救济部的延续和扩展。
植根工农群众，传播革命思想
为便于地下工作的开展，1929年，谢雪红和杨克培等人在台北开办国际书局，以此作为台共的秘密联络点。不久，杨克培又介绍其堂弟、台中商业学校学生杨克煌到国际书局当谢雪红的助手。国际书局出售的社会科学类书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吸引了很多进步人士，对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谢雪红回忆：
好在用了“国际”这个新鲜的字眼做店号，在一些进步人士看来，国际是会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联想起来的；加上招牌上画着的那一颗大红星也极吸引过路人的注目。书店陈列的书又大都是在普通书店买不到的新奇的书，不仅满足了进步人士的需要，而且也吸引很多读书人的好奇心。
2月，日本警方对台湾的左翼运动严加打击。12日，日本警察搜查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农民组合的办公场所和主要干部的住宅，包括谢雪红在内59人被捕。此事件被称为“二一二事件”。正式开业不久的国际书局在这次事件中遭到搜查，许多书籍被日警认为有“危险思想”而被没收。
日本警察此次逮捕的目的，是调查台湾共产党与农民组合的关系。由于殖民当局未查获农组与台共关系之相关证据，谢雪红于3月1日获释。日本殖民当局采取分别“驱逐”（替获释者买车票，将其送回家）的方式，释放数十名因“二一二事件”被捕的“危险人物”，以阻止他们同时获释而聚众活动。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台湾农民组合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为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十分重视在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开展党的革命工作，对农组和文协召开代表大会的政治方向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她还把“二一二事件”后回台的苏新等人派遣到矿区和铁路开展工运工作，使台共的革命活动植根于工农群众中，对台湾的抗日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1929年夏秋，文协、工会、农组代表在蓬莱阁举行座谈会，谢雪红主持会议。日本殖民当局派去的“临监”在现场目睹会议的全过程，谢雪红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给“临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0年10月27日，谢雪红主持召开台共的“松山会议”，王万得、苏新、杨克煌、赵港等人参加，就加强台共的工运工作，巩固台共在文化协会的革命力量等进行商议。1931年5月，台共二大召开。大会后不久，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在国际书局被捕。其他台共党员以及与台共联系密切者也相继被捕，台共有关文件被查获。随后，日本殖民当局解散台共所联系的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
1934年，被捕后的谢雪红被日本殖民当局公审。谢雪红机智勇敢地与审判长周旋，其在被捕前后和公审时机智勇敢的表现甚至被日警编为教材，作为典范让训练所的警员们学习。11月30日，谢雪红被判13年，1939年因病保释出狱。因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谢雪红不得不停止了公开活动，与杨克煌等通过经营“三美堂”百货店、大华酒家继续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谢雪红等又联络台共成员，恢复政治活动。
反对“台湾独立”，维护祖国统一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这就是“二二八”起义。起义爆发后，作为台中地区的起义领袖，谢雪红领导“二七部队”与国民党腐败统治进行斗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起义最终失败，谢雪红、杨克煌等人辗转抵达香港。8月25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台湾事变女英雄谢雪红告同胞书》，这是谢雪红离开台湾后的第一份政治声明。她说：“台湾这次的起义，完全是和世界与全中国的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路线相符合的。”并呼吁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联合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作为台盟领导人，谢雪红多次通过媒体表达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台湾、反对“台湾独立”的坚定立场。她表示：“有史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收复台湾，曾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目的之一。中国人民有权收回被侵占的领土，台湾重归祖国的版图是理所当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雪红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70年，谢雪红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1986年她的骨灰被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作者单位：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