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疆——台籍抗日将领李友邦
提起李友邦，立刻让人联想到“复疆”二字，因为当年在他领导下的台湾义勇队每位队员臂章上都刻有“复疆”二字。“‘复疆’是李友邦率领的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的暗号，昭示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疆土的决心。”据李友邦之子李力群回忆，当年父亲每次召集抗日同志开会，墙上也必挂“复疆”二字。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台籍抗日将领李友邦的光辉事迹。
早期进步活动
李友邦，祖籍福建同安县兑山村（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906年4月出生于台湾台北芦洲乡的一家名门望族，原名李肇基。
李友邦7岁入学。一天，他和日本同学发生矛盾，对方一直大骂他是“清国奴”。李友邦怒不可遏：“如果这是在中国，你跟我就不是这样！”这时，路过的一个日籍老师径直走过来，打了李友邦一记耳光，并大声呵斥：“住嘴，以后不许再这样说。”受辱的李友邦异常悲愤，这一记耳光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甚至当他年近40岁时，还在《台湾革命运动》一书中提及这段童年经历：“这是我所以终身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今日回忆，往事历历，犹在目前。”
1921年10月17日，林献堂、蒋渭水、吴海水等发起成立了台湾第一个进步文化团体——“台湾文化协会”，主要通过举办讲座和演讲活动，揭露日据时期台湾政治、经济、教育的不平等事实。在台北师范学校读书的李友邦加入协会，并成为骨干成员。1924年4月，年仅18岁的李友邦与同学林木顺（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林添进等人趁着夜色袭击台北长沙（今新起街）派出所，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事后他不但被校方开除，还被日本警察搜捕，只能连夜逃亡，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革命生涯。
为了逃避日本殖民者的追捕，李友邦与林木顺等人连夜逃离台湾，坐轮船前往上海。乘船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谢雪红（后来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任主席）。到达上海后，他们住进了虹口四川北路一里弄。从此，他们一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李友邦还听取了谢雪红等人的意见和建议，南下赴粤求学深造。
入学黄埔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
抵达广州后，正值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举办的警卫军讲武堂招生，李友邦以优异的成绩被该校录取。11月，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李友邦转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
进入黄埔军校的李友邦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交流障碍，因为他只会闽南语和日语，听不懂国语。李友邦的夫人严秀峰回忆，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演讲，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李友邦却困意袭来，接连打了好几个盹。这一幕被值班的教官看到，教官跑到李友邦座位前，狠狠地掐了一下他的大腿，而这一举动恰巧被孙中山先生发现。之后，孙中山先生特意将李友邦叫到面前交流，可是李友邦却满脸茫然，不知所云。此时，教官解释道：“他是从台湾来的革命青年，来上学时间还很短，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听不懂，他只会日语和闽南语。”孙中山先生立刻改用日语同李友邦交谈。为了帮助李友邦，孙中山先生要求他每周到廖仲恺家学习国语。此后，在廖先生家中，李友邦不仅学习国语，还大量阅读了社会上难得一见的世界名著，彻底放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从一个不通国语的热血青年转变成有着一定进步思想的革命青年。这段宝贵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选择革命道路以及形成革命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经公开表达：“台湾民族革命的推动工作，已是刻不容缓了。”
后来，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李友邦在广州正式成立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并担任该党主席。1939年2月，李友邦发表了《台湾要独立，也要返归中国》一文，对该党的宗旨作了更加明确的阐述。李友邦结合历史事实分析台湾革命的两重性。他说台湾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不得已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了台湾的两重性：它一方面要求独立，指的是要从日本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另一方面要求归还祖国，指的是独立后要回到祖国，因为它本来就是祖国的一部分。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宗旨，就是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而返回祖国。
奔走两岸组织抗日活动
1925年9月，李友邦担任“台湾地区工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工委会受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主要的委员还有林文腾、谢文达、杨春松、陈神童等人，主要任务是派专人回台湾宣传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祖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激励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志，动员台湾革命青年到广州进行革命学习。
李友邦带着工委会的使命，于1926年经日本辗转回到台湾。在蒋渭水、连温卿、王敏川、赵港等人的鼎力支持下，不仅为台湾地区工委会募集了部分活动资金，还动员了包括王万得、杨春木、张士德和李友嘉在内的一批有志青年前往大陆参加革命工作。据后来成为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的李伟光回忆，他专程到台北与李友邦会面时，李友邦饱含深情地向他介绍大陆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希望他也能独当一面，把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开展抗日爱国运动。通过与李友邦的会面，李伟光深受启发，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期间，李友邦往返奔波于台湾、东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地，大力支持台湾同胞的各种抗日活动，使其在台湾青年当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从台湾来到大陆参加国民革命的青年，于1926年12月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为了进一步吸纳力量，在李友邦的积极努力下，该会又于1927年3月筹划组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并于4月1日出版刊物《台湾先锋》。该刊致力于推动台湾革命运动，特别强调两岸革命运动间的密切关系。6月，广东当局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系左倾团体为由，强迫该团体解散。因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之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李友邦被迫离开广州。
成立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
离开广州的李友邦并没有放弃革命道路，而是秘密潜入杭州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由于走漏风声，1932年初不慎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并关进了浙江陆军监狱，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才重获自由。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累累罪行和抗日斗争面临的种种困难，李友邦总结了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
1938年夏季的一天，李友邦遇见狱中难友、中共党员骆耕漠。二人在狱中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此次在探讨未来革命道路上又有新的见解。当时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主要散居于闽、浙、粤三省，尤以福建省最多。骆耕漠《赤诚的爱国主义者——纪念台湾义勇队创立人李友邦》一文回忆：“我告诉他，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丽水搞‘回乡服务团’和抗日救亡运动。他听了面带喜色，当即表示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应为抗战救国而贡献力量。他说，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其中有志士仁人，或可动员组织。”骆耕漠听了，很快与浙江省委汇报商议此事。随后在浙江省委方面的安排下，骆耕漠配合李友邦前往崇安进行实地调研，决定充分掌握当地的具体情况后，努力打造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阵地。与此同时，浙江省委方面秘密指示骆耕漠和张一之（中共党员、后化名张毕来）协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
为了得到台湾岛内和海外的台湾革命人士的响应支持，李友邦当即决定恢复大革命时期他组织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他本人则以“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动员全世界台湾籍同胞参加台湾义勇队。中共党员张一之利用“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秘书”的名义，配合李友邦开展工作。
1938年11月,李友邦、张一之秘密前往福建北部的崇安县。抵达后，他们秘密与当地进步人士接触，详细掌握了一批台湾同胞的基本情况。这批人员因在台湾备受日本统治者迫害，从台湾辗转到福建，随着全民族抗战爆发，当地政府担心他们是日本派遣的特务，将其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强迫他们集体迁往福建北部崇安劳动，并成立“台民垦殖所”和“台童教养所”。这些台湾同胞拖家带口，总计400多人。他们得知李友邦一行来到崇安，托人给李友邦送去一封长信，殷切地表示“吾辈多善操日语，能日文，愿做军队中之政治工作，如对敌宣传等”“愿组织台胞医疗队，在后方做伤病兵民之医疗工作”。李友邦动员组织福建崇安台湾同胞参加抗战的举动，后来得到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陈仪和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的积极支持，他们还为台湾义勇队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助。
1939年1月，李友邦从福建崇安县带回第一批台胞30余人，其中有6名儿童。2月22日，在浙江省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另由6名儿童组成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简称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张一之任队秘书。他们还编写了队歌和团歌，并由贺绿汀和台湾义勇队队员牛光祖分别谱曲。3月初，张一之去福建把第二批30名台胞接到金华。两批计60人，编为台湾义勇队第一支队。
李友邦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正式成立了，爱国台胞要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奋斗到底！为此，台湾义勇队队员臂章上专门刻有“复疆”二字，充分表达了台湾同胞渴望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两岸统一的心情。
台湾义勇队在抗战时期的工作主要有四项：
对敌政治工作。台湾义勇队队员被派往各抗战部队翻译敌军文件、审讯教育俘虏、收听分析敌军广播，教士兵对日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还深入沦陷区和敌伪组织搜集情报，策反哗变等。因台湾义勇队队员熟谙日文日语，了解日人与台胞被迫参战士兵的心理，故所做对敌感化工作极为有效。
医疗救助工作。很多义勇队队员原本就是医务工作者，能够发挥专长提供医疗服务，极大缓解战时医务人员与医疗设施严重缺乏的问题。1939年1月，台湾义勇队在金华城内设立医疗所，义务医治伤病军民。“台湾医生”之名立刻传开，来求医的人很多。4月，为方便农村群众就诊，又在义乌义亭、金华东关尖头塘设立医疗所。同时组织了8个巡回医疗队（后设为医疗站）到金华邻县村镇诊治病人。并在金华、衢州、兰溪、福建建阳成立4个医院。还组织保健防疫和体检工作。在学校、社会团体等单位讲授预防疾病、医学救护知识，组织军民免费体检及接种天花、霍乱疫苗等。
生产报国工作。战时军工原料和药品极度匮乏，台湾义勇队充分发挥队员的专业特长为抗战服务，除制造军工原料外，还制造战时急需的药品，如奎宁丸、胃药、皮肤药膏等，输送到前线部队，并供给民众疗疾，贡献显著。如1939年，应浙江、福建两省建设厅要求，到云和、崇安等县帮助设计、建立樟脑制造厂，生产樟脑丸、樟脑油；在金华建立东关药品生产合作社，采用国产原料生产战场急需的药品。
巡回宣传工作。台湾义勇队有意识地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传统一战线、台湾革命与解放。1938年，李友邦曾多次接受国际广播电台邀请，以日语、闽南语向日本民众及台胞进行广播。1939年，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桂林等地作了十多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演讲。《东南战线》《救亡战线》《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经常宣传报道台湾义勇队的活动，引起国内各界甚至国际的关注，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台湾少年团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他们深入前线开展抗战巡回表演，激励作战部队的士气与民众抗战的热忱。“这一支小小的可爱又勇敢的抗战队伍，受到当时全国同胞的激赏、爱护与赞许。”
1940年6月，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李友邦被委任为少将队长，受军委会政治部领导，归抗日战争第三战区政治部(设在江西上饶）节制。8月，台湾义勇队第三区队（支队改名）成立，队员人数近200人。队部设有总务组、指导训练组、宣传组，另设有驻闽办事处和驻渝通讯处。李友邦对队员有严格的要求，每个支队（区队）成立前，队员都必须进行两至三个月的训练。
台湾义勇队广泛活动于东南各省及重庆等地，在前方和后方开展各项抗日活动，有的队员献出了生命。他们坚决抗战的英勇行为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赞扬，被赞为“台湾先锋，民族战士，唤起国魂”，体现了“祖国精神”。
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坚持到最后时刻才奉命撤离金华，经江山，翻仙霞岭，再经福建浦城、建阳、南平、永安，于10月中旬到达龙岩。台湾义勇队移驻龙岩后，队员人数也有较大增加，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据1943年《台湾义勇队队员名册》统计，当时有队员301人。1945年队员人数已达381人，编为4个区队。
台湾义勇队进驻福建后，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别是：1942年6月17日，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6月30日，在厦门虎头山炸毁日军海军油库；7月1日，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庆祝会场上，炸死日伪军数十人。这些军事行动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气。
抗战胜利返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10月25日台湾光复。李友邦非常高兴地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返回台湾前，李友邦于南普陀寺后山的五老峰山麓摩崖上写下“复疆”两个遒劲大字，以表达他带领台湾义勇队收复台湾的决心。
9月3日，李友邦派遣义勇队副队长张士德奔赴台湾，在台北升起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国旗。随后，台湾义勇队的其他成员也相继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台湾光复之初，国民政府尚未完全接管，岛内局势颇为混乱。台湾义勇队回台之后，为了维持台湾局势的稳定，副队长张士德以台湾义勇队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治安服务队，该服务队主要负责维持台湾社会秩序，保护岛内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那些贼心不死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破坏捣乱。1946年2月，台湾义勇总队被解散。
小结
李友邦将军利用毕生精力践行“复疆”的承诺，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为两岸同胞所传颂。这段历史再次证明，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血脉相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坚信，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定会实现。让我们勿忘历史，携手同心，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民族复兴而奋斗。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