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台湾同胞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80年前，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台湾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支援抗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保卫台湾抗日救亡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被日本觊觎已久。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数次出兵窥伺台湾，到1874年更是利用“牡丹社事件”公然出兵攻打台湾。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等予日本。6月17日，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正式宣布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此后，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和非暴力政治抗争运动从未停止。这些反抗斗争虽然相继失败，但充分展现了台湾同胞的爱乡爱国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台湾同胞的抗日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台湾成为日本入侵中国华南和东南亚的桥头堡，战略地位显著提高。为此，日本在台湾全面开展皇民化运动、大量征召士兵和军夫、大肆搜刮钱财和物资，全方位强化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台湾同胞随即也开始了全方位的反殖民统治斗争活动。台湾中部知识分子庄遂中在七七事变后不顾日本当局禁止收听大陆广播的命令，经常通过收听大陆广播了解祖国的抗战情况，并向周围人讲述。1937年9月，台中日本警察署以“民族意识浓厚，常作反抗性的言论”将其逮捕，并最终杀害。1938年3月，台湾工人领袖高裴为反对抽调台胞赴大陆作战发动数千名矿工在宜兰暴动，工人们在进攻日军司令部、焚毁火药库、缴获大量军火后退入阿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台南东石郡小学教员李钦明、李启明兄弟集合50余人秘密组织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计划在祖国军队收复台湾时进行策应，5月，因事情泄露百余人被捕，李钦明兄弟在狱中被拷打致死。此外，还有1937年底的中华会馆事件，1941年的东港事件，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蔡忠恕、郭秀琮和台北高等商校雷灿南抗日事件等。这些反抗活动表达了台湾民众渴望回归祖国的强烈诉求。

　　七七事变后，台湾岛内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反皇民化运动。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岛内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台湾民众使用汉语和中国姓名、穿着中国传统服饰、信仰传统宗教、沿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在学校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文化和精神上控制台湾同胞。面对日本殖民者的亡国灭种阴谋，台湾同胞在高压环境下自发地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日本殖民当局强迫台湾同胞说日语，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强烈抵制。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3年间，台北州共有3448户“国语（日语）家庭”，只占总户数的1.3%。日本人在谈及“国语（日语）常用运动”时则几乎都指责台湾同胞在公共场合使用日语、在家说汉语的“阳奉阴违”行为，甚至连“国语（日语）常用家庭”也不例外，他们抱怨在公共场所仍听到台湾同胞使用汉语交谈，使他们有如置身外国。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皇民公会演剧挺身队”在台湾巡回表演时，鉴于观众不懂日语而不得不改为汉语演出。姓氏是血统的重要象征，日本殖民者在1940年宣布“恩准”台湾同胞改用日本式姓名时同样遭到了强烈抵制。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总人口的1.2%，到1943年11月底也仅有126211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06%。即使在日本当局的恩威并施下不得不变更姓氏，很多台湾同胞也通过关联姓氏相关的中国地名或者采用姓氏的字形字意等方式来巧妙应对，如陈姓改为“颍川”、刘姓改为“中山”、林姓改为“双木”、吕姓改为“宫下”。穿着和服、过阳历新年、采用日本过年习俗、信奉日本天照大神等在推行过程中均遭到了台湾同胞或明或暗的强烈抵制。为对抗日本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台湾同胞将汉文书房、汉文私塾、诗社等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1941年，高雄旗山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被日籍教员要求以《我对支那战争的看法》为题写作，小学生写道“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些行动对台湾同胞存续民族意识、培育抗日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在台民政长官后藤薪平亦曾说:“假如要将在台湾的中国人同化，再花80年，或者100年时间能成功的话，已经是很侥幸了。”

　　七七事变后，台湾岛内的高压统治使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开展十分困难，大批台湾同胞来到大陆进行抗日复台活动。他们以大陆为基地积极开展舆论宣传、为国民政府的台湾政策建言献策，支持和声援台湾岛内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1938年9月18日，华南地区的台湾民众党再建委员会、台湾反战同盟、台湾光复团、台湾众友会等台胞抗日团体建立台胞联合组织——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与此同时，恢复活动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也将党的宗旨修订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返归祖国”。此后，台湾独立革命党因得到国共两党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并于1940年3月和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合组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2月，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解散，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等在重庆成立统一的台湾同胞抗日领导机构——台湾革命同盟会。为促使国人关注台湾问题，改善大陆民众因日本故意分化而对台湾同胞产生的不良观感，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后即通过出版物和广播积极介绍台湾历史、宣传台胞抗日活动。4月5日的“台湾日”是台湾革命同盟会宣传台湾抗战的重要活动。当天，重庆的抗建堂举行了隆重的复台宣传大会，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到会主持，参会者千余人。晚上，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则用日语、英语、闽南语以“台湾光复运动”“中国抗战必胜、台湾光复必成”等为题在中央电台进行特别广播。“台湾日”活动得到了重庆文化界和报界17个团体的支持，《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都开辟“台湾光复运动专刊”对当天的盛况进行了报道。《新华日报》以《论解放运动》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自兹以后，我们必须与台湾人民紧紧的站在一起，决不让这些二十一世纪的孤臣孽子，处在一个海岛中，苦斗无援……将来的胜利，必定是与台湾的共同胜利。”“台湾日”发出的抗日复台声浪使台湾光复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此后，台湾革命同盟会又积极向国民政府建言尽快收复台湾，起草并提交《台湾收复运动改进办法纲要》《台湾收回后之计划》《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之设立办法》等方案，这些建议有的被国民政府采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主张战后把台湾置于国际共管的地位，这引起了国内人士和台胞的极大愤慨。1943年1月，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声明：“台湾原属中国，台民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保有中国血统，乃系人所皆知事实……战后处理台湾问题，除台湾领土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办法，均为台湾人所反对。”在4月的马关条约48周年纪念日，该会再次发表声明驳斥台湾共管的谬论，指出：“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且系郑成功筚路蓝缕所开辟者，台湾人民百分之九十三为中国人，若以土地人民而论，台湾之归还中国，应无疑议。”

　　支援祖国共赴国难

　　1931年，日军强占东三省，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也让台湾同胞认识到“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台湾革命运动，必先致力于中国革命之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台湾才有恢复之日；待中国有势力时，台人（台湾人民）才能脱离日本强盗之束缚”。正是基于台湾和祖国大陆命运相连的认同，大批台湾同胞即使背井离乡、历经路途的千难万险，也毅然奔赴大陆的抗日战场。他们大多活跃在国共两党领导的各条抗日战线上，成为支持祖国大陆抗战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丘念台即呼吁各党派捐弃私见，一致抗日，他还发动广东、上海、天津等各抗日团体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带领慰劳团于12月赴东北前线支援。因在台湾参与抗日活动而成为日本当局重点搜捕和追杀对象的谢南光12月逃回祖国大陆。他以台湾为例，当面劝诫张学良积极抗日：“你不战而放弃东北，情况与当年唐景崧不战而放弃台湾相似。当时唐接李鸿章密令弃爱国而走忠君的道路，是犯了历史上不可饶恕的大错误。你在东北也有相似的情况，忠蒋呼？忠民呼？作为将领服从命令情有可原，不战之罪在于蒋而不在于东北军。但是全国人民是不能原谅你不报国仇和家仇的！国难到了如此地步，要有大义灭亲的魄力呀！将军以为如何？”张学良听完这席话泪流满面，毅然对谢南光说：“如果我不能报这个国仇和家仇，你们随时可以杀我！”后来，谢南光两次专程到西安拜见张学良，张学良对其再三保证一定积极抗战，后来不到一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发生了。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吸引了众多台湾同胞的追随。1938年来到延安的台北青年沈扶在第18集团军总政治部对日部门工作，研究、翻译日本方面军事政治形势的资料，研究成果大多被《解放日报》刊载。他还兼做管理和教育战俘的工作，充当部门顾问林哲（野坂参三，后任日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翻译。基隆的朱天顺在1942年被分配到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对敌部担任敌工干事，主要负责对日军宣传、收集敌情以及审查和教育被俘日军的工作。他将新四军第5师中有反战觉悟的日俘组成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到日本投降时盟员发展到20多人，这些日俘都已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转变为反战战士。台南的林栋则战斗在抗日医疗战线上。林栋1943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1944年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参谋和医护人员培训教员，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利华药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带领药厂人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制造出50多种药品，为前线和边区数十万军民的疾病防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台南董克和杨诚，分别在《新华日报》社和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工作。

　　许多台湾同胞还在党的带领下或冲杀于抗日前线，或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18岁的蔡啸参加闽西南红军第二游击支队，翌年年底调入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皖南事变后带领军队在苏中地区开展顽强的游击斗争。另有李伟光以医院为掩护先后在厦门和上海秘密支援抗日战争，苏子蘅、林耀堂等台籍教师在北平秘密动员和护送各界人士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刘景浩以日伪政权职务为掩护为新四军输送物资。

　　此外，部分台湾同胞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斗争。台中何非光在重庆先后拍摄《保家乡》《东亚之光》《血溅樱花》等多部杰出的抗战电影，积极宣传反战思想。台北陈维新1940年筹办重庆橡胶厂，以实业支援祖国抗战。更多的台湾同胞奔赴抗战前线奋勇杀敌。黄埔师生中也不乏台湾同胞的身影，如黄埔教官陈岚峰率军转战南北，参加数十次会战，立下赫赫战功；1939年黄埔军校毕业的林正亨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和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在战斗中与8名日军肉搏，身负16处重伤；黄埔8期生刘伯文毕业后担任胡宗南部骑兵教官，培养了2800多名学子，这些学生大多数一毕业就开赴抗日前线，不少人为国捐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丘念台奉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的命令成立东区服务队，钟浩东、萧道应等台湾同胞陆续加入。东区服务队主要活跃于粤东地区，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支援前线军队、维持后方治安、收集敌方情报等工作。

　　在国共两党的帮助和支持下，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成立，李友邦（黄埔2期生）任队长，李祝三（黄埔6期生）任副队长，这是唯一一个由在大陆的台胞组成的抗日武装团体。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遍及前线、后方、敌后及沦陷区等四个地区”，主要开展医疗、生产、宣传和对敌政治工作。队员深入前线和敌占区从事情报搜集、政治感化、翻译敌军文件、审讯战俘等工作。义勇队附属的少年团则在浙东前线及闽、赣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和劳军演出，这些活动深受各地民众和军队的欢迎，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此外，义勇队还在军事上直接打击日军。1942年夏，义勇队在6月17日、30日和7月1日分别袭击了位于厦门兴亚院、虎头山的日军油库及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造成驻厦日军的恐慌。

　　被日军征召入伍派往大陆和东南亚参与侵略作战的台湾青年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抗日斗争。他们或阵前倒戈，或在军队中暗中帮助祖国抗日，或借入伍的机会潜逃至大陆参加抗战。在日军驻海南岛部队的台湾同胞陈狮和郭耀传常利用工作之便将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中国抗日军队，并营救被日军俘获的中国抗日地下工作者。1945年1月，杨坤荣等28名台籍士兵击毙50多名日军，起义投诚。参与此类起义的台籍士兵仅在海南岛一地就达290人之多。海外战场的台籍士兵则通过帮助盟军来支援祖国抗战。如在缅甸战场当兵的台湾同胞林田清偷偷放走大批被日军俘获的中国军人和盟军官兵。被征发到菲律宾的台籍士兵不仅暗中给华侨游击队和美军送情报、武器和物资，还优待盟军俘虏，给他们装置无线电与外界联系。因为他们知道，帮助中国的盟军，就是帮助中国抗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10月25日，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公会堂内向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呈交降书、缴械投降，台湾同胞欣喜若狂，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在这次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