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川军出川抗战的推动作用

　　出川前川军势力重组

　　川军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地方武装部队。1902年，岑春煊从山西赴任四川总督，以所带两旗山西常备军和150名卫队为基础编练新军，是为川军开端。此后，为了加强川军编练、培养武备人才，四川武备学堂（后改设为四川陆军小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讲武堂等讲习学校纷纷在四川成立。辛亥革命后，四川先后成为北洋、滇、黔军阀和四川各派军阀争夺和混战的中心，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祸害之重，为全国之最。至北伐战争前，四川形成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杨森等为首的统治势力。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除杨森外其他统治集团一律通电讨伐吴佩孚。北伐军为防止杨森势力支援吴军，委派朱德、陈毅等人到杨森所在部队做工作。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四川军阀审时度势，均对国民政府表示服从，广东国民政府将川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至此，川军全部归国民政府管辖。

　　川军易帜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内部矛盾重重，派别之争依然如故。各路军阀依据出身形成以陆军速成学堂为基础，刘湘、杨森等为代表的速成系；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基础，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为代表的保定系；以四川军官学堂为基础，李家钰、罗泽洲等为代表的军官系，三个派系军阀各据其地，利益交织，混战不断。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一时间忙于新军阀间的混战，无暇顾及川军与其他地方军阀，只能对他们采取扶植利用之策。蒋介石指挥粤、桂、川、黔等地军阀会同两湖军阀进击武汉时，任命刘湘为第5路总指挥、杨森为第5路前敌总指挥。川军攻占宜昌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击，杨森兵败回川。1927年11月，吴佩孚战败后投靠杨森，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蒋介石下令免除杨森职务，但杨森不肯交权。1928年1月，蒋介石命刘湘接收杨森部。刘湘随即组织赖心辉、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进行“四部倒杨”运动，迫使杨森势力退出万县转向开江地区，但并未将其势力完全根除。刘湘长期占领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增强。9月，刘湘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举行会议，单方面宣布自己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此次会议将其他各部排除在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等八部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又称“八部同盟”向刘湘发起进攻，是为下川东之战。刘湘拉拢刘文辉，先后击溃罗、杨、郭等部的进攻。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组织同盟军发动上东川之战。1931年，李家钰、罗泽洲联合杨森又发动北道之战。经此一役，李家钰部兵败归附刘湘，邓锡侯势力大减，刘文辉则趁机占领乐至、安岳等地，势力大增。至此，川军中实际上形成刘湘、刘文辉两强相争局面。

　　1932年，刘湘拟定了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由于刘湘一贯坚持拥蒋方略，而刘文辉反蒋，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支持。刘湘暗中联络川军各部，10月1日，指使李家钰和罗泽洲从李渡场向林云根部开火，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后经刘文辉、田颂尧省门大战，“二刘”荣威之战，刘文辉、邓锡侯毗河之战，“二刘”岷江大战后，刘文辉退至雅安。1933年9月，以刘湘的胜利为标志，结束了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对川军出川抗战的推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对中国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把争取、团结、联合川军抗战作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调整统战策略，实行上层统战为重点、中下层统战为基础的统战方针，全力全方位推动川军出川抗日。

　　调整统战策略

　　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抗战形势，积极调整统战策略，明确提出“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的方针，清醒认识到：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明确提出，应“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派别”和“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逼蒋抗日）这一方针”。川军作为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对象。川军统一之前，以刘湘为首的川军集团需要蒋介石的军事帮助和政治支持，为此普遍坚持“拥蒋反共”策略。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地位的稳定和刘湘在四川地位的确立，二者矛盾不断激化，之前建立的政治利益交换下的合作关系很快破裂，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川军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能。毛泽东曾指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作好了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

　　加强上层统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同四川地方实力派有过接触，朱德、刘伯承、陈毅等领导同志就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做过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先后指派张曙时、王昆仑、冯雪峰、李一氓、罗世文等人为刘湘出谋划策，并适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刘湘及“武德励进会”（刘湘集团核心组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调集军队“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行为采取“不抵抗”的方针，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长征并向四川抵进，中国共产党加速了对川军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朱德利用与四川军阀同乡、旧部等关系，对杨森、邓锡侯、孙震等川军将领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号召川军“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就当时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川方略予以分析，指出“四川抗日军人，必须坚为联合”，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出路，否则只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此次统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阻力，同时也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川军出川抗战。1935年夏，刘湘与蒋介石因四川省政府迁址问题产生冲突。张曙时授意老同盟会会员、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傅春吾与刘湘通信，指出日本侵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抗战必定兴起，一是建议“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压迫，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二是希望刘湘反对妥协投降，团结抗战力量，做民族英雄，“以抗日为中心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重心”，继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才可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响应”。刘湘对此信非常重视，表示要傅春吾“常常赐教”。恰在此时，民主进步人士张澜来到重庆，因刘湘曾在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时担任警卫营副营长，对张澜素为敬重，张澜对当前局势以及刘湘处境和前途的看法基本同张曙时一致。这使刘湘深刻认识到蒋介石削弱川军势力的意图，便将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派遣吕一峰、蔡翼公和陈克琴等人前往成都发展党员、恢复党组织并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蒋介石令刘湘到南京商谈“剿共”和“整军”事宜，党组织利用这一时机派遣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王昆仑会见刘湘，宣传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指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阴谋。后来刘湘回川，王昆仑再次与他交谈，阐明“促蒋抗日”的必要性，并介绍共产党员冯雪峰与他会谈及建立秘密联系。与此同时，朱德还亲自同刘湘通信，一方面指出国难当头团结抗日之必要，同时又指出在蒋介石对川军严密监视的背景下，刘湘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爱国友谊关系，互不侵犯，以保存实力。

　　通过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统战工作，刘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逐渐摒弃偏见，进而产生联共抗日的想法。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当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侵华政策时，刘湘主张“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委婉地表达了团结抗日、反对继续反共的意见。与此同时，刘湘先后派遣叶雨苍、王干青等人赴延安商讨合作事宜。3月，张曙时赴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四川统战工作，中共中央认为联合刘湘共同抗日条件基本成熟，派遣张云逸同川、桂实力派签订《红桂川军事协定》，并表示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若蒋介石不抗日，仍要打内战，就联合起来共同反蒋”，三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络。

　　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川军整军会议，企图利用裁军和川军“国有化”的方式削弱、侵吞川军。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川军将领纷纷要求出川抗日。国民政府瓦解川军之意和全民族抗战爆发，坚定了刘湘联共抗日的决心。在他看来，与其坐以待毙被蒋介石吞并，不如率军出川抗战，既能提高自身政治地位，又能保存自身实力。7月13日，刘湘致电蒋介石，指出中日冲突系日本有意为之，希望蒋介石“统筹全局，早决大计”，表示将尽快完成整军，以抵御外敌。蒋介石收到电报后称赞刘湘积极整军的态度，表示中央将“决以全力捍卫领土主权”。7月14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指出日本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在全国整个计划下，共赴国难。

　　加强党组织建设与中下层统战

　　在加强上层统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注重发展党员和恢复四川党组织，强化基层动员，在川军中下层开展统战工作。1936年，张曙时即在刘湘部队中发展了王伯杰、潘扫尘等上层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又在“武德励进会”中发展党员，并于1938年建立中共武德励进会支部，由田一平担任支部书记。在川军所属部队中建立秘密基层组织的同时，广大党员还在川军内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加强对中下级官兵的统战工作。据田一平回忆，当时他们利用到刘湘所办川康绥靖公署各种中下级（团营连级）军官培训班讲课的机会，“和学员接近交谈，广交朋友，在讲课中谈时事、谈民主、讲民主”“利用刘湘的讲台和刘、蒋之间矛盾，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方针政策”，这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川军中的影响力，对全方位推动川军走向联共抗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注重加强对基层群众的动员，营造全民族抗战氛围，形成舆论倒逼机制。一是从放手发动工人、学生、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着手，助推形成抗战浪潮，敦促川军抗战。如1932年2月四川省抗日救国大会请愿出兵代表团发表了《告民众书》，随后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决定采用发通电、游行示威、请愿等办法，督促川军出兵抗日。二是经常性向学生宣传全国各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培养一批思想进步的抗战骨干，并创办宣传抗日救亡刊物，如《力文社》《建设晚报》《妇女周刊》（后改为《妇女呼声》）等，抗日救亡局面日渐活跃。三是重建秘密组织，成都的“成都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海燕社”等都积极组织动员广大抗日群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除成、渝两地外，四川省其他地方也掀起了要求川军出川抗战的群众集会与游行浪潮。由此形成了四川民众日益高涨之抗日救亡热潮及要求川军出川抗战之强烈呼声的有机结合，这些又为中国共产党对川军中上层人士重点统战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推动川军出川抗战的历史回响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川军出川抗战进程不断加快。1937年8月26日，《华西日报》刊载了由川康绥靖公署顾问、国民军训会副主任、中共党员张秀熟起草、刘湘署名的《出川抗战声明》，亦称《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号召全体四川各界“军民一心，上下共济，舍国家民族无意识，掷身家性命于脑外，只知抗敌是目前唯一的中心，只知抗敌是解放中国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终必属我民族”，表达了誓死抗战的决心与出战必胜的信念。9月5日，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欢送第一批川军出川抗日将士大会，川军正式出川抗战。此后，广大川军战士在抗战前线浴血奋战，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巨大贡献。

　　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首先，以刘湘为代表的川军地方实力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感召下，产生“联共抗日”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群众性爱国活动转变为帮助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四川抗日救亡运动，为四川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其次，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实力派率先响应“共赴国难”的号召，顺应时局，以实际行动出川抗战，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整编与统一调度，使地方武装融入国家统一军事体系中，弥合了双方以往的政治裂痕，在全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推动了全国各派政治、军事力量的整合以及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有力增强抗战力量，加速抗战胜利进程。在整个抗战时期，川军身影几乎遍布所有重大战役。从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再到桂柳会战等，川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奋力抗争，以付出惨重伤亡为代价，大量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周恩来曾做出高度评价：“川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杀敌，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川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多个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1938年滕县保卫战中，面对日军板垣、矶谷精锐部队开展的立体式猛攻，川军第122师死守滕县孤城，师长王铭章率部拼死抵抗，发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的誓言。在血战四昼夜后，王铭章师长壮烈牺牲，以身殉国，所部官兵也几乎全部牺牲。滕县保卫战虽未能取得最终胜利，但经川军战士浴血奋战，有效阻滞了日军南进步伐，为李宗仁部署台儿庄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李宗仁高度评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之一页。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促进川军完成了由“双枪兵”到“无川不成军”的转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川军长期陷入军阀混战，因纪律松弛、吸食鸦片等问题，被戏称为“双枪兵”。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影响下，川军主动请缨出川抗战，以草鞋、步枪等最简单的装备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川军形象也在人们心中发生了巨大改变，广为流传的“无川不成军”便是最真实的注脚，川军落后的装备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的具象化符号，作出的奋斗与牺牲完成了从狭隘的地域认同到崇高的国家民族认同的升华。川军的铁血精神凝结成为全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