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中的黄埔师生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军事政治学校，自1924年创办以来，以“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将领。众多黄埔军校师生在抗大工作、学习、战斗，为抗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指出：“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抗大三周年纪念》）

　　抗大总校领导

　　多位黄埔师生主导、参与了抗大的创办过程，并担任抗大领导职务。曾参与黄埔军校招生、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官学校（1926年并入黄埔军校）教官的毛泽东，是抗大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人。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开办红军学校。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改名为抗大）开始筹办。红大改名抗大后，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制定“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发展，亲自领导和推动抗大的各项建设，经常到抗大讲课、作报告，为抗大发展指明方向。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是抗大的创办者和领导人之一。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周恩来发言认为应着重于战术学习，整理过去的经验。6月1日，周恩来出席红大开学典礼，并作重要讲话。周恩来是抗大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也被聘为教员。

　　黄埔军校4期生林彪担任抗大校长。由于林彪长期在前线带兵打仗，后又赴苏联就医，抗大的实际工作由黄埔军校6期生、抗大副校长、教育长罗瑞卿主持。为解决校舍不足问题，罗瑞卿身先士卒，带领师生挖窑洞建校舍。他领导抗大全体师生克服种种困难，在艰险的环境中坚持办学，使抗大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6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师生转移晋东南。队伍渡黄河、越吕梁、涉汾河，夜间突破国民党军队把守的同蒲路封锁线，历经3000多里行程完成“小长征”，在晋东南落地生根，继续办学。

　　1943年3月上旬，抗大总校返回陕北绥德。黄埔军校1期生徐向前担任抗大代校长。他按照毛泽东给抗大制定的“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的方针，重点抓“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学员转入正课学习”三大任务，为抗大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抗日战争总反攻培养了大批人才。

　　部门、学院、分校负责人

　　除了担任抗大总校领导外，还有多位黄埔师生担任抗大的部门、学院、分校负责人。

　　长征中，黄埔军校1期生陈赓担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团长，该团的一部分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编而成。长征途中，干部团既是战斗队，又是一所“流动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到达陕北后，干部团经过多次改组、更名，并入到抗大。1944年，陈赓担任抗大太岳分校校长、政委。

　　黄埔军校5期生许光达，先后出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等职。他贯彻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积极组织开展教学、训练工作，身体力行与学员一同挖窑洞、上山砍柴，还发表了一系列军事研究文章，为抗大的教育工作与军事理论研究贡献力量。

　　被称为“红军大管家”的黄埔军校5期生杨至成，在抗大担任校务部部长。他凭借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组织人员开垦荒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努力实现粮食自给；组织建立简易被服厂，为师生制作军装；组织修缮教室、制作桌椅，为改善教学条件，保障学校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1932年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后担任抗大军事学院副院长。他在协助指挥对日作战的同时，重视军队参谋工作建设，为抗大参谋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中，抗大一共创办过14所分校，有8位黄埔师生担任分校的校长或政委。在抗大分校，他们全力保障抗大的办学和师生生活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学与军事训练工作，为抗大培养大批适应不同战场环境、具备扎实军政素养的抗日人才，为抗大分校的生存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陈毅担任抗大第五分校、华中总分校校长兼政委。他常到分校视察、听课、作报告，与师生交流谈心，要求分校办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与军事并重，亲自抓教学训练工作。

　　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是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创办者。他十分关心抗大发展，提出抗大军事课程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培养学员的指挥作战能力放在首位。聂荣臻还为抗大筹措经费，为师生筹措衣物，指示部队在抗大转移过程中进行护送，为抗大的生存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陈奇涵担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后调任总校教育长）。他贯彻中央军委对于抗大工作的要求，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特种兵干部、参谋人员、俄文翻译，以及军事指挥、政工干部等人才。

　　除此之外，陈伯钧、郭化若、周士第、谭希林等黄埔师生也担任了抗大分校校长或政委等职。

　　抗大教学骨干

　　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黄埔师生凭借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深厚的政治素养，成为军事与政治教学两大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政治教学中，黄埔师生传承了黄埔军校“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始终将培养学员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政治教学的首位。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课、作报告，他在抗大曾发表著名演讲《论持久战》，不仅为学员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深入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这篇演讲成为指导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纲领性文献，对全国军民坚定抗战决心、明确战略方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课讲的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从哲学到历史，从抗战形势到战略策略，甚至作风养成、婚恋问题、生产自救等等，讲课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每次讲课，毛泽东总是以恢宏的战略视野、通俗易懂的语言，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抗大学员受益匪浅，多年后都记忆犹新。可以说抗大的讲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宣传的重要舞台之一。

　　周恩来也多次到抗大讲课、作报告。1938年9月，周恩来到抗大为学员作《第三期抗战的形势与前途》的报告，深刻阐明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同年10月，周恩来到抗大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报告，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加深了学员对党中央抗战路线的理解。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张庆孚在抗大担任政治教员。他以充沛的精力、丰富的学识和革命的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给学员们上好每一堂课。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抗日斗争的形势等等，使学员们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

　　在军事教学中，黄埔师生根据日军的作战特点和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况，重点开展游击战术、步兵战术、日伪战术研究等课程教学，将理论知识与战场实际紧密结合。罗瑞卿、许光达等在抗大负责教学管理工作。他们凭借丰富的军事教学经验，积极投身于教学方法的创新实践。他们借鉴黄埔军校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一改传统军校“教员讲、学员听”的单一模式，推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互动教学模式，鼓励学员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在课堂上，鼓励有实战经验的学员踊跃走上讲台，分享自己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经历，使课堂氛围热烈而活跃。

　　黄埔军校1期生冯达飞，是红大、抗大最早的教员之一。红大建校之初，教员奇缺，冯达飞担任教员班教员，为抗大培养出第一批师资队伍。在训练场上，冯达飞总是亲自示范每一个动作，要求学员严格把每一个动作做到位，不容许丝毫马虎。他经常在恶劣天气里把部队拉到野外训练，使学员养成勇猛顽强的作风。

　　黄埔军校4期生郭化若也是抗大教员。他深入研究古今军事理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孙子兵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释，讲解军事理论时，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案例，分析其中的战略战术对现代游击战的借鉴意义，让学员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黄埔军校1期生左权，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不仅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对军事理论有深入研究。他多次利用战斗间隙到抗大授课、作报告，结合自己在华北敌后指挥游击战的经历，为学员生动讲解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和运用技巧，还专门撰写了《埋伏与袭击》等军事教材，成为抗大军事教学的重要教材，深受学员欢迎。

　　此外，担任抗大教员的还有黄埔军校政治4期生李逸民、洪水等。

　　黄埔师生在抗大粉碎日伪军“扫荡”

　　由于抗大办学地点处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常面临日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为了学校的生存，抗大学员不光要埋头读书，还要参加战斗，这也为抗大学员提供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宝贵机会。黄埔师生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带领抗大总校、分校学员与敌人英勇战斗。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6期生陈伯钧，担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1939年9月，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企图突袭二分校所在的陈庄。陈伯钧等及时制定应对方案，带领二分校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敌军战斗。9月27日凌晨，敌军偷袭陈庄，留守的抗大二分校1大队发现敌情，当即开火阻击。与此同时，陈庄军民被迅速转移。在其后的战斗中，二分校师生对进占陈庄之敌进行彻夜袭扰。经过激烈战斗，主力部队在二分校的配合下全歼来犯之敌，取得陈庄大捷。

　　1941年秋季，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将“消灭抗大”作为其重点目标之一。黄埔军校4期生、抗大二分校主任教员洪水带领师生100多人转移。面对强敌的包围，他们昼伏夜行，与敌人周旋于群山密林之间。最后，洪水找准日军薄弱之处，率部发起勇猛冲锋，一举突破日军包围，成功转移，最终取得反“扫荡”斗争胜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学员、红大1期学员陈士榘，1939年组织兵力掩护抗大一分校3000多师生通过日军同蒲铁路封锁线，为一分校安全转移晋东南提供了有力支持。

　　到延安去——黄埔学子响应时代号召

　　1936年红大成立时，招生对象主要是红军干部；1937年改名抗大后，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青年乃至海外华侨，凡是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文化程度的健康青年均可报考。一时间，“到延安去”成为当时青年最时髦的口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来自国民党阵营的青年也响应号召，奔赴延安，入读抗大，其中就包括一些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例如黄埔军校代校务何遂之子、黄埔军校10期生何世庸，1938年入读抗大。据他回忆，抗大和黄埔军校的教学风格明显不同。黄埔军校施行严格、正规的德式军事教育，而抗大教授的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重点教授游击战术。毕业后，何世庸在抗大留校任教。

　　结论

　　黄埔军校和抗大这两所“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军校，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政治人才。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两所学校校友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长城，共同谱写了抗日救亡的壮丽篇章。众多黄埔师生在抗大工作、学习、战斗，他们有的担任抗大的主要领导人，是抗大的主要筹办者，为抗大发展指明方向；有的担任抗大的部门和分校负责人，为抗大的创办和发展付出巨大心血，带领抗大师生在敌后战场上英勇战斗；有的是抗大的教学骨干，扎根教学一线，为抗日战争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他们中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5位元帅、3位大将、6位上将、6位中将、3位少将，还有著名的革命烈士。

　　黄埔师生在抗大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为抗大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要铭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和抗大英烈，继续传承和弘扬黄埔精神和抗大精神，为推进强国建设、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而奋斗！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

　　2.刘波、刘德茂著，华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抗大将星》。

　　3.孙毅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在战火中办学》。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陕西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