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咸欢：对空作战建奇功

　　师法教官，考取军校

　　在学期间，我们学生的军训生活完全是由军训教官指导的。我高中时期的教官是福建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7期骑兵科。他对我非常爱护，一直很关心我。高三那年寒假，江西省政府举办“高级中学寒假军训干部训练班”，在军训教官的主导下，我被送去这一训练班。我受训两个月后回到学校，成为军训干部。这成了我从军的第一步。

　　我和教官的感情相当好，暑假时教官到我的家乡度假，在我家里一同生活。当时抗战已经开始了。

　　1938年，国民党陆军机械化部队（即第200师的搜索部队）刚好驻防在我的家乡，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里一流的精锐部队。我家的房子颇大，因此指挥部就驻在我们家。部队的上校支队长萧平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与我的教官一见如故。还有一位姓王的上尉作战参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也相当关心我的前途。指挥部的一位文书官见我是高中生，钢笔字写得不错，便想招揽我到部队当文书士。但是王上尉认为我即将高中毕业，当文书太可惜，建议我去报考陆军官校。他强调他是黄埔军校第10期生，在军校里表现是顶尖的，接受过德国式军事训练，所以他毕业后到部队已晋升至上尉军衔。我与王上尉相处得很好，经常一同骑马、乘车侦查地形，建立了友谊。他告诉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促成了我踏上从军路，为我指引了人生正确的道路。我意识到我这个“文弱书生”报国有志，杀敌乏术，唯有报考官校才是正途。

　　抗战爆发次年6月，黄埔军校到南昌招生，有甲、乙、丙三级之分。甲级生读6个月到9个月，乙级生读9个月到一年，丙级生则要读两年半到3年。王上尉鼓励我去报考军校，然而时值战乱时期，我没有交通工具从高安去南昌考试，因此萧平波支队长便派一辆三人座摩托车送我到南昌参加考试。此外，官阶中校的教官与萧平波支队长两人都为我写了推荐信。招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西人，也是军校的教官，推荐函起了相当作用，但我仍与别的同学一样参加学科测验、体能测验，一切按照规定完成。

　　录取榜单公布之前，我考完试要从南昌回家时，在南昌的豫章公园附近遇到日军空袭。我赶紧跑到防空壕里躲避，但当时防空壕是没有掩盖的，我只好用书包顶在头上。空投下来的炸弹不断在附近爆炸，四周尘土飞扬，满目疮痍，很多人伤亡。当我将身上的灰尘打掉之后，发现我的书包上有两个小洞，可能是被炸弹的小碎片击中的，幸好有书包保护，不然我的命可能就不保了。

　　我们村子里有位父执辈的世伯叫邓鹤鸣，他与我父亲是同学，是共产党员，曾在井冈山受过训练。这次空袭后，家里人对我留在南昌相当不放心，祖母尤为担心，希望我留在老家。但是南昌离高安有40多公里远，当时报纸与电信也不发达，我只好拜托这位世伯帮我查榜，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发榜后，世伯派专人到我家来告诉我已被黄埔军校录取，嘱咐我要准备好去报到。我很幸运地考入黄埔军校，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长途跋涉，报到受训

　　得知我考上军校后，家里的老祖母第一个反对，她舍不得我去当兵，告诉我家乡有句土话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的军训教官苦口婆心地劝我的父亲、祖母和其他家人，他说：“陆军官校本校在四川成都，也不知道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结束，而受训要两到3年，也许受训还没结束、还没毕业，战争就停止了。既然是去后方受训念书，没有战争的威胁，为何不去呢？”

　　这一段话打动了祖母，她终于同意我去军校就读，于是我就去南昌报到了。

　　报到后得知，录取的考生共有72位，我们戏称为“72烈士”，现在在台湾还健在的只剩下我一人了。我先坐火车到长沙，经过洞庭湖，从长江登上民生轮（民生实业有限公司的运输船）。

　　也有人先坐船到宜昌，到宜昌后开始行军，一直到重庆。到了重庆，我们便把身上的棉被及衣服都卖掉以换取现金，因为学校发的钱并不多，仅够吃饭。我们再出发往铜梁，铜梁是黄埔军校的训练基地，到了铜梁就正式入伍，开始接受预备教育。

　　我们第16期1总队在铜梁住的是庙宇和祠堂，睡的是草编的地铺，还有毛制军毯和棉被，在保暖上没有问题，在生活上也算是毫无顾虑，这已是非常好了！我们从7月开始集训，接受约两个月的初步训练，当时还没有发步枪。9月后，我们就背起背包，随着总队长途行军，由铜梁走到成都。黄埔军校本校原来在南京，由于抗战的关系西迁到成都。而成都原先的第三分校，并入黄埔军校本部，半年后，新办第三分校迁到江西的瑞金。

　　到达成都后，我们这个总队没有住在北较场的校本部，而是住在成都有名的草堂寺和青羊宫。

　　在这间大庙进行为期半年的入伍训练之后，我们被分为步、骑、炮、工、辎、通信6科进行分科教育。1总队的步兵共有3个大队，1大队下辖第1、2、3队，2大队下辖第4、5、6队，3大队下辖第7、8、9队，我属于步兵第2大队第6队。上课地点在南较场和西较场这两个基地，南较场是四川大学原来的校舍。我们在这里接受了为期两年半的训练。

　　初入军校时，并不以出操为苦。而在入伍生期间，我们住在铜梁的庙里，而庙在山上，所以每天都要爬阶梯，一上一下是60多级，每天都要上下3次，一开始这对我们来说苦不堪言，常常爬到两条腿都没力了。经过长久锻炼后，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最苦的是到成都后，晨操要跑步，在操场跑步倒没什么问题，但爬坡上下就很痛苦，尤其是下坡路。当时觉得出操苦，打野外也苦，只有在教室里是一种享受。我们两个人用一张桌子，上课等于在休息，非常轻松。

　　课程内容很多，除了最基本的步兵操点、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以外，大部分是工兵学习课程。

　　但我们步兵也要学测量地图的地形学，要学标高，也要会做图，包括标示山川、河流和道路等。

　　还要学习筑城学，筑城就是指筑工事，挖战壕、散兵坑，筑碉堡等。

　　此外，还有军制学，学习军队制度和军校学制，我们曾模仿过日本和德国的军队制度，蒋介石曾派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到德国考察，回国后国民党军队成立了教导总队，这是国民党军队第一流的劲旅，教导总队还成立了航空特务旅。国民党军队当时仿照德国军制和训练军队的方式，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仿照美国军制及军队训练方式。

　　军校生活，随遇而安

　　刚入军校时，我们一天供应三餐，早餐吃稀饭，中餐和晚餐则有三菜一汤：一个荤菜和两个素菜，荤菜不是猪肉就是鱼肉，素菜一般是青菜、豆腐或萝卜，而汤不管是排骨汤、青菜汤或是豆腐汤都很好。老实说，在家里也不过如此，军校的伙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我们吃得很好。一个星期可能会吃一次面条或馒头，这对南方人而言会有些不习惯，有的广东人不喜欢吃面条，我们江西人还能应付。总的来说，我对学校的伙食是非常满意的。

　　1940年是我们受训的最后一年，当时四川物价飞涨，奸商跟军阀把米藏起来，囤积居奇。我们甚至买不到米，即便能买到，也都是所谓的“八宝米”，即掺杂着石头、沙子、稗子、谷糠的大米，甚至还有发霉的，根本无法下咽。而我们学生的待遇很微薄，且伙食费是固定的，钱币一再贬值时，我们买不到好菜与好米，只好吃牛皮菜，也就是台湾现在用来喂猪的菜，用盐水煮过后，连油都没有，就这么吃下去。因此快毕业时，情况真的不好。

　　至于衣服着装，由于我们在本校，待遇较为优渥，衣着讲究。我们有一套呢制衣服和皮鞋，既美观又保暖，仅在外出时，校长、嘉宾来训话时，以及纪念周才能穿。平时穿的是棉军服，也相当保暖。我在操作时棉军服破了两个洞，以致棉花都漏出来了。

　　军校的每个人都佩有一把中正剑，这是学校以校长之名颁授的，到第17期时还有。佩中正剑的传统应该是从黄埔军校南京时期开始的，大概是从第8期或第9期开始，例如第12期的郝柏村也有佩戴过。我们第16期是相当幸运的，还有中正剑可佩戴。到第18期以后服装改变了，改采美军制服，没有斜皮带而只有腰带，无法佩剑，所以就取消佩剑了。

　　为了加强管理，军校长官、班长和内务长会检查内务，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指甲要剪短，头发不能留长，要剃光头，内务做得好的可以放荣誉假。放荣誉假是一种奖励，可以在其他人不允许外出的时间段放假外出，一般放假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回营，有荣誉假的可以到6点再回营。而内务整理不好或是有犯规情况的，会受到禁足、不准外出等处罚。我没有被禁足过，还放过荣誉假。放假时，我们不会上街吃馆子、看电影，或是去哪个消费高的地方玩。四川人讲究喝茶、上茶馆，我们唯一的去处就是在河边、树林里，泡一杯茶，起码坐上三五个钟头，就这么喝茶聊天。一放假，百分之九十的军校学生都是如此，这是我们唯一的消遣。

　　虽然我刚就读军校时抗战已经开始了，但是江西尚未沦陷，当时与亲人通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学校是分用代号的，比如使用忠孝村、团结村等代号，村下面再细分第几保第几甲，用来代表第几队，联络上是没有困难的。但家乡沦陷后就遇到困难了，父亲与祖父母逃难到了敌后，虽说还有邮政，但要联络上彼此则需花费很长时间，这对于我们而言是相当痛苦的。

　　留校任教，培植人材

　　我接受军校教育的时间较长，不像短期生仅有6个月的训练时间，短期生接触的东西较少。我们接受两年多的训练，不管是学科、术科、战术，还是团级以下作战指导，都要经过严格训练和学习。6个月短期训练生晋升时最多只能当排连长，但我们日后将随着职务升迁，不断地接受各种不同的训练，比如，参加步兵学校初级班，参加兵工学校高级班学习武器保养，到通信学校学习通信运用。日后，还能进入指挥参谋大学，训练当指挥官和参谋官。我后来能够成为将军，和军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我于1940年12月25日毕业，完成了军官教育。毕业之后，由于我成绩优良，且领导才能和品德操守都很好，受到队长高凌昭（黑龙江人，黄埔军校第8期步科毕业）和区队长王多年（辽宁凤城人，黄埔军校第10期步科毕业）的赏识，被选中留校任教。因此，我后来在学校里待了一年的时间，升为中尉。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教学期间，曾发生一个意外。当时，我是中尉区队长，有位学生是教育长的亲信，他让我试骑教育长的骏马。我是步兵，没有学过骑马术，亦不谙马性，结果一个重心不稳便从马上摔下来了。

　　不知道是否有脑震荡，也没有送医，同事们就把我弄到床上休息。幸得命运之神眷顾，我昏睡一天一夜后便苏醒过来。

　　在军校接受训练时，并没有罢课、淘汰或是其他特别的情况发生。我们第16期分科前要举行一个甄别考试，多半是数、理、化、英文和国文等科目，不及格的人便被淘汰，但淘汰人数并不多，大概也就三五人而已，这是因为在我入学时，军校学生的水平较高。可是到了第18期，我担任区队长时，所招收的流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淘汰的人数便比较多，淘汰比率也较高。身为班长、区队长，我对这些被淘汰的学生感到同情和担忧。实际上，军事学校的种类很多，例如有财务、军需、军医等各式各样的军校，被淘汰的学生可以学习军需和财务，也可以报考医学院，我们会尽量帮他们安排。

　　向往飞行，辗进空军

　　我一向仰慕空军，很想报考飞行官校，可惜被延误了考期，同期同学郭汝霖（安徽太和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和空军官校第14期）早已进入空军官校，后来当上总司令，我错失机会。

　　当时空军飞行士校刚刚开办，我一心想学飞行，不管这是官校还是士校，我决定报考。

　　在笔试与身体检查合格后，我被顺利录取，但此时我却犹豫了。因为同学告诉我，我已是陆军中尉，不值得去当空军士官。我考虑过后，决定放弃空军，而是选择到空军中当陆军，因此我主动投效空军地面部队，即航空特务旅。这是航空委员会的一个陆军单位，也是空军的地面警卫部队。

　　空军刚成立的时候，飞行员与飞机都被视为宝贝，需要陆军部队来护卫他们的安全，而航特旅是由陆军中的精锐部队人员考入，完全仿效德国的训练，士兵都是文学生，干部都是陆军官校出身。

　　我加入空军航空特务旅时，初任中尉排长，没多久即升任连长。我作为中尉军官能担任少校连长的职位，是由于团长汪炳南（黄埔军校第7期炮科毕业）认为我很优秀，因此选我任连长，后来我再任队长与营长，经历各级参谋职务后，升至团长，连任3年。

　　我们地面部队虽然没有参与大会战，都在大后方守备各机场，对空作战却是屡建奇功，先后共打下8架日本的飞机——成都1架、兰州2架、桂林3架、芷江2架。那时没有高射炮，只有小炮和轻重机关枪，但日本空军太嚣张轻敌，严重低估了我们的防空能力。我们进行密集的低空扫射，使用机关枪和小炮把日军飞机打了下来，这与在最前线与敌搏斗相比也毫不逊色。

　　1948年元旦，我坐轮船来台湾。我们空卫干训大队是士官队，是训练得比较精良的部队，下辖4个队。我是队长，带一个队先到台中，虽然没有住营房，但因为台湾气候很好，便临时住到露天的体育场里，整理内务，枪支架起来，背包放置整齐，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最后进入南投继续展开训练。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我们的司令万用霖（江西新建人，黄埔军校第2期步科毕业）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为了训练海军，桂永清把我们军士一队的队长、区队长和所有学生拨到海军去，成了海军陆战队的骨干。

　　黄埔校友，枝散根连

　　退役后，我担任眷村自治会长，协助大家进行眷村的改建。当时，眷村低洼之处淹水，总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安徽贵池人，黄埔军校第16期工科毕业）和空军政战主任唐飞（江苏太仓人，空军官校第32期毕业）来视察灾情。我与许历农相识，他们看到我家的冰箱电视都抬到桌子上了，连床铺都浮起来了，状况很惨。许历农便说，这个地方应该优先改建，也告知唐飞应要优先解决，唐飞马上报公文，经过核准，两年后便完成改建。

　　军校毕业后，我一直是我们总队同学之间联络最密切的。我担任同学会会长好多年了，所以同学之间从毕业以后一直保持联系，我们这个同学会也可以说是历史最久的。大陆开放后，我们也和大陆的同学经常联络。

　　著名文人田汉的儿子田申（黄埔军校第16期炮兵科毕业）是我同期同学，那时他叫陈维楚，是炮兵队的。他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时，我们台湾第16期1总队的同学会组团到北京参访，他接待了我们。后来，黄埔军校同学会由第18期的学生林上元担任会长。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是我的同期同学张修忠，我们经常到大陆去探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