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荫龙：穿越野人山

　　加入抗日自卫团

　　1916年，我出生于江苏金坛登冠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小时候读过3年私塾和3年小学，后来考上苏州中学初中部。1937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取杭州省立高中。第二学期刚开学，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杭州离上海很近，日军飞机转眼就到，一来就轰炸。我们每天都要跑警报，老师和学生都极不安全，教学秩序被严重打乱，学校只好迁到浙江金华。浙江省政府也从杭州迁至金华，隐蔽在山洞里。杭州、南京沦陷后，金华也不再安宁，每天依旧要跑警报。没过多久，学校实在无法开课，只能迁往丽水，实质上已经停课。附近有亲戚朋友的学生都去投靠亲友，像我们这样回不了家、在浙江无亲无故的，就成了流亡学生。

　　停课期间，学校为支援抗日组织抗日青年团。青年团完全由学生组成，没有教官，也没有专门领导。后来，浙江省政府成立抗日自卫团（经查，应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抗日自卫团为讲述人口述当时的习惯叫法或记忆表述），我们便加入其中。这支自卫团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牵头成立，团长是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下设两个队：政工队负责政治宣传和抗日动员工作；武工队负责开展游击作战。我隶属于武工队。后来，抗日自卫团迁至金华武义，有黄埔军校的军官来给我们做军事训练，那时我们还不算黄埔军校学生，只能算是民兵。由于枪支不够，一部分人先学军事，另一部分人学政治，之后再轮换。军事方面主要进行基本训练和战术学习；政治方面学习三民主义，为抗日自卫队做宣传教育，宣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外，还要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战争。

　　当时杭州、上海、南京都已被日军占领，完成3个月的学习和训练后，我们被派往敌人后方，如长兴、湖州等地。长兴、吴兴城里也被日军攻占，我们进不了城，只能退到乡下。好在日军人少，他们只敢占领城市，不敢到乡下。占领的县城，日军仅安排约100人驻守。我们在乡下向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当时部队临时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乡下，文化程度很低，我们教他们文化知识，包括认字、唱歌、时事教育，还会给他们上政治课，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悉数传授给他们，只为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日军在城市的力量巩固之后，慢慢将势力延伸到农村。自卫团随后统编为一个大队——政工大队，整个大队都从事政治宣传动员工作，也有部分人配枪。后来自卫队把有文化的人都安排去做政治宣传工作，我担任政治宣传工作分队的指导员，主要负责教队员文化知识和教唱歌曲。

　　被黄埔军校录取

　　1938年冬天，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在贵州的机动兵学校到浙江招生。我深知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是不行的，虽然在浙江省抗日自卫团学过一些军事知识，但学得很少，也没有实战经验，从没上过前线打仗。黄埔军校是培养军官、训练士兵的地方，学成后就能上前线、抗日报国！我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打回老家”的抱负和满腔爱国热情报考了黄埔军校。报名后要经过审查、考试和体检，考试主要考查文化程度和身体素质。当时报名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高中生，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所以重点放在身体素质考察上，体格合格就能录取。同时，还要通过与面试官的谈话，考察个人的态度和决心，是否有为国捐躯的信念。最后是做身体检查，确认身体各方面情况。我顺利通过各项考核，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16期学生。后来到军校分科时我才知道，军校当时在浙江招收的都是辎重兵。

　　被黄埔军校录取后，我被分配到16期2总队辎科。1总队在成都本部，2总队在贵州龙里，且全是辎重兵，由黄埔军校委托辎重兵学校代为培养。来招生的教官邓振铎带我们前往龙里，他是江西赣州人，黄埔6期生。我们先从金华坐火车到江西，原本计划经过柳州，但由于桥梁被飞机炸毁无法通行，只好在江西转乘汽车到赣州，再坐汽车到韶关，之后改乘火车前往衡阳、桂林、柳州。柳州路段依旧不通，只能再次改乘汽车前往龙里，这里距离贵阳还有三四十公里。年轻的我们第一次坐火车，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旅游一样。当时日军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还没有到这边，所以我们顺利抵达，完全没感受到危险。

　　由于我们还不是正式学员，没有直接进入学校学习专业知识，而是从入伍生（预备生）做起，先进行为期3个月的基本训练，之后才能进入校本部学习。入伍生训练在狗场进行，这里位于距离龙里八九公里的盐山镇，是个乡下小地方。没有校舍和正规教室，只能利用庙宇上课。我们按照军人标准生活，从早到晚都在训练。这一时期，政治教育退居次要地位，主要侧重军事训练和身体素质锻炼，要把我们从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军人。

　　我们2总队共有115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浙江人较多，也有华侨生。我们的区队长、分队长都是黄埔军校辎重科毕业留校的教官。区队长比我们高两期，分队长比我们高一期，队长是来自四川自贡的黄埔军校6期生。总队长就是当年负责浙江招生工作的邓振铎。

　　军校每个月发3双草鞋，但军训时3双草鞋根本不够穿，学校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军校还发给我们粗毛毯，粗得像麻袋一样。这条毛毯后来被我带到印度，一直用到现在，跟了我一辈子，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我们充满爱国热情，不怕艰苦、不怕牺牲。3个月训练结束后，我们进入龙里校本部学习辎重兵课程。由同济大学的教官授课，内容有政治时势、步兵操练、军人修养、战略战术、兵器军务、汽车结构与修理、驾驶、马术、训驮马和辎重等，还要学习指挥和带兵等军官必备知识。

　　黄埔军校学生原本要学习3年才能毕业，但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战事吃紧，部队急需用人，没有足够时间培养学生，所以我们这一期只学了一年就提前毕业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辎重兵学校的新兵教育团负责培养驾驶兵。新兵教育团下设3个营，其中两个营在独山，一个营在都匀。我在都匀担任第3营第9连第1排副排长，我们第3营在都匀乡下训练，一个连只有3辆车，起初烧汽油，汽油用完后改烧酒精，后来连酒精都供应不上了，只能烧木材，训练条件十分艰苦。

　　抽调入缅运物资

　　在都匀训练了大约一年，我就被抽调到缅甸。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我们急需将囤积在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转运到中国境内。当时仰光港口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运输船和油船，汗流浃背的运输人员在英军监视下，将船上的军用物资卸下再装上卡车。港口整齐排列着几百辆美国军用十轮大卡，等候装载军用物资运往国内。那时会开汽车的人很少，只能临时抽调人员抢运物资。各个部队都抽派七八个人前往仰光转运物资，我也在其中。我们沿着运输紧张、运量有限的滇缅公路，将物资转运到边境城镇腊戍，再经过怒江上的惠通铁索桥，运往中国各战区。从仰光到腊戍的路程有好几千公里，大概需要三四天时间。这一路上，我和一位同乡结伴驾驶，他也是军校毕业生。国内很少有这种大型卡车，我们虽然在驾教团当教练，但真正实操的机会很少，而且大多跑的是附近的平路，所以跑山路、开长途会紧张，结伴开车才不那么心慌。

　　滇缅公路是当时中国唯一与国际连通的陆路生命通道，但路况极差。日军处心积虑想要切断这条公路，封锁中国与盟国的唯一补给线，进而进攻印度和中国云南。日军常常在滇缅公路上实施空袭，虽然有英国皇家空军和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与日机展开空战，击落了大部分日机，但仍有许多战友牺牲于敌机轰炸，物资损毁严重，我们能抢运的物资只有一小部分。

　　1942年4月29日，日军攻陷腊戍后，很快打到了曼德勒。我奉命在缅甸总部曼德勒组织当地华侨和老百姓疏散军用物资。当时日军正在对曼德勒进行密集轰炸，很多老百姓被炸伤，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我们把军用物资分散转移，从城里搬到乡下。执行任务期间，当地暴发霍乱瘟疫，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得了病，上吐下泻还发高烧。我们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有的人实在受不了就跳到井里降温，结果井水被污染，我们连水都不敢喝，只能搬到曼德勒附近的农村居住。我们不敢住在城镇，因为日军一旦发现有人，就会投放燃烧弹。

　　远征军第1路司令官罗卓英惊慌失措，下令部队向八莫、密支那后撤，中国远征军的回国之路被切断。我所在的后勤部队只好烧掉卡车，焚毁辎重。我们原本负责为司令长官搬运物资，所以就跟着罗卓英撤往印度。后来罗卓英丢下部队，只身提前跟随史迪威转道向西，抵达印度英帕尔。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则下令部队向国境撤退，由于在卡萨发现敌军，根据战略需要，杜聿明将中路军分成4条路线，从不同方向撤退。

　　冒死穿越野人山

　　孟拱以北，山岭纵横，河流密布，所有溪流汇入一条长达400公里的河谷。河谷从南向北几乎延伸到喜马拉雅山下，其中有一个陡峭峡口，将河谷分成两段：南边的叫孟拱河谷，虽环境艰苦，但尚有人迹；北边完全没有人烟，缅甸人称之为“康河谷”，也叫“野人山”，当地人说这里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我跟着部队撤往印度，大约6月进入野人山。在野人山牺牲的人比在战场上战死的还要多。野人山遍布丛林和沼泽，终日不见太阳，瘴气弥漫，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也找不到路。长官找来缅甸本地人当向导，他们不愿意，长官只好把他们围起来强迫带路，要是带错了就是死路一条。让缅甸本地人当向导很冒险，当时缅甸人对中国人并不友好，我们只能一边防范一边利用他们。给我们带路的缅甸人都带着一把长刀，专门用来砍断藤蔓开辟道路。就这样，我们一边开路，一边艰难前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必须与自然抗争才能生存，走不动倒在山里的人就只能等死。后来死的人多了，走在后面的人只要看到哪里有尸体，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完后，我们只能在山里寻找能吃的东西，走一步看一步。

　　最可怕的是遭遇蚂蟥和疾病。6月正值雨季，原始丛林里格外潮湿，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都是。蚂蟥能穿透衣服和袜子钻进肉里，没多久就吸饱血变得鼓胀。每天宿营时，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几条蚂蟥，多的甚至有七八十条，身上满是黑斑，让人不寒而栗。被蚂蟥叮咬后不能直接去拉，一拉蚂蟥就会断裂，半截留在肉里，要用叶子烟火熏才能把蚂蟥烤出来。我的脚被蚂蟥叮咬得溃烂，晚上也只能砍些树枝、铺些树叶，睡在地上。还要注意不能碰椰树，一碰就会有成群蚊子飞出来把人围住。瘴气、疟疾、中暑、回归热等疾病，以及蚂蟥叮咬后引发的破伤风在部队中蔓延开来，患病和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

　　在这种原始丛林里行军，最重要的是不能掉队，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死亡。我们跟着部队走，天黑了，走到哪就在哪宿营。宿营必须找地势高的地方，不能在山沟里，否则晚上下雨就会被冲走。有时晚上睡着后，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没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丛林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断粮数日，缺医少药，没有任何给养。成群结队的蚂蟥无孔不入，毒蛇、蚊虫蚕食着冰冷的尸体。

　　要活下去只能靠过硬的身体素质支撑，这时我才觉得在黄埔军校的训练派上了大用场。大概走了十来天，我们终于抵达印度英帕尔。英帕尔有医院，我们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星期，伤势严重的留下来治疗，伤势较轻的治疗休整后，就去接应后续到达的部队。接应工作主要是给后到的部队送粮食，我们背着粮食，估摸着哪个山口会有人出来就去接应，谁料他们的状况更加惨烈。到最后，我们也没接应到多少人，大多数人都牺牲在山里了。能从野人山活着出来真是很幸运的事。

　　后来，我们撤退回国。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抵达昆明后，又前往四川报到。

　　飞越喜马拉雅山

　　滇缅公路中断后，同盟国支援国内抗战急需的许多军用物资都滞留在印度加尔各答港口。驼峰航线空运的物资如杯水车薪。为了顺利运送物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司令长官部决定，在中国远征军中选调一批英语较好且熟悉汽车运用与修理的军官组成教官队，由美军总教官进行培训。于是，我被派回印度受训组建战车营，沿驼峰航线搭乘飞机前往。

　　1942年7月，我乘坐美国飞虎队员驾驶的军用飞机飞回印度，学习驾驶坦克。这条航线几乎每天都有空难发生，深山峡谷、冰川雪峰之间散落着各种飞机碎片。飞行员告诉我，天气晴好的时候能看见峡谷中坠落的飞机残骸。飞机途经高山雪峰、冰川峡谷、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还会经过日军占领区。航线区域气候极端，飞行途中时时刻刻都面临日机袭击、飞机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前两次坐飞机时我只觉得新奇，并不害怕，但这次从起飞开始，我就感到万分紧张，直到飞机落地，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美国教官先教我们驾驶坦克，科目包括坦克驾驶、射击作战、通讯联络、车辆维护等，还要学习指挥应用、战略战术、通讯侦察、空防等内容。每个科目由一位教官负责授课，时间大约一两个星期。授课时使用英语，每位教官都配备翻译。我之前学过驾驶汽车，有一定基础，学习还算顺利。

　　学会之后，我们就自己当教官，组建了一个教官队。实际上，我们都是助教，负责担任驾训员。我们边学边教，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多。在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由于我是教官，没有跟着部队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负责运输和后勤工作。1943年底，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兰姆伽基地组建了7个坦克营，每个营有16辆坦克，每个排有5辆，还有1辆指挥车。青年学生和士兵们经由驼峰航线飞抵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见过汽车、坦克，更没有乘坐或驾驶过，训练时经常发生意外。

　　打通史迪威公路

　　在史迪威将军的计划中，要成功收复缅甸必须打通滇缅公路。但当时滇缅公路的缅甸段已被日军封锁，只能另寻途径。史迪威将军决定从雷多修筑一条公路，穿越野人山区，进入胡康河谷，抵达缅甸北部新平洋，再与新平洋至孟关、密支那的公路连通，最后衔接滇缅公路，这样大批物资就能顺利运往中国。这条公路就是著名的中印公路，也被称为“史迪威公路”。公路由美国的两个工程队负责修筑，约有8000人加入筑路大军，其中包括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

　　这是一条浸染着鲜血的道路，修筑难度极大，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是野人山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有深山、大谷、密林、急流等诸多险阻；二是传染病肆虐，就连身体最为强健的黑人士兵，也有整营的人患上恶性疟疾；三是雨季一来就得停工，山洪暴发会淹没公路，帐篷、炸药、水泥、筑路机械都泡在泥浆中，往工地运送给养的车辆无法通过泥泞道路，只能依靠那加族人和大象运送仅能维持基本作业的粮食与燃料；四是日军频繁前来破坏，从印度到缅甸沿途每个据点都有日军埋伏，有时一棵大树可能就是一个日军碉堡。这时我们训练的坦克兵就派上了用场，坦克兵冲在前面用大炮先摧毁碉堡，为后续筑路部队开路。在如此艰险的条件下，我们一边修路，一边展开反攻，同时还铺设输油管道，向中国输送供飞机、汽车使用的石油。虽然代价惨重，因修路牺牲的人不计其数，但最终还是成功修通了公路，从印度到中国的输油管道也顺利贯通！

　　1945年1月，我驾驶卡车运物资走中印公路回国，加入了在沾益成立的汽车第18兵团（即美国黑人兵团）。汽车兵团起初只有6个团，后来发展迅速，扩充到20多个团。我隶属于第18团，经过改编后在第11团担任连长。回到云南后，很多人选择返回南京，我们营的车大多比较破旧，有些甚至没有轮胎，回南京的士兵先挑选了车况较好的车辆，我们这些长官则留下来收拾烂摊子。我选择一直留在西南，后来从云南搬到贵阳。解放战争时期，又从贵阳搬到成都。当时重庆政府还有人留守，我们本来准备到南京归队，结果走到半路就迎来了解放。

　　1949年12月，我随部队在成都起义，整个后勤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解放后，汽车兵团、仓库的部队在成都少城公园进行整编。当时士兵可以自由选择回家或留下加入解放军，而我们连长以上的长官管理较严，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留下。我留下后，因熟悉汽车构造和修理技术，被任命为驻厂军代表，负责汽车整修技术工作。1954年，我转业到西康省雅安汽车运输公司，负责筹建修理厂。1958年底，我调往四川省西昌汽车运输公司，参与筹建汽车修理厂，一直担任技术管理工作，还多次参与全国、全省汽车运用技术规范（红皮书）的编辑修订工作。就这样，我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大西南的交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