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辰：装甲兵的军旅回忆

　　三块洋钱，傍身离家

　　我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家里有爷爷、奶奶、爹、娘、叔叔和婶婶，还有哥哥和弟弟，一共16口人。小时候，我读过私塾，《论语》、《中庸》我能倒背如流。后来读普通中学，学习了物理、化学、几何、三角、微积分等科目。在我读的中学里没有教官，那时我也不曾听说过“三民主义”。

　　爷爷是前清秀才，他认为“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读军校也是当兵，所以他不同意我进军校。我和他解释，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如果年轻人都不肯从军报国，那该如何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爷爷见我执意要进军校，便说：“你一定要去，那就去吧！”他给了我三块洋钱，又说：“你拿这三块洋钱走吧！你自己生活，自生自灭好了。”我此次离家以后，跟爷爷再也没有见过面。

　　参军抗日，华北受训

　　进军校之前，我没有工作经验，但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训练。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位叫翁照垣的师长，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英雄，后来到东北军担任67军117师师长。他在华北号召抗日时，我正在读高三，于是积极响应号召。1933年3、4月间，我开始参加117师的训练。参加训练的有300多名学生，被编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150多人，在北京北苑接受军训。每个星期日，我们都到长城上的喜峰口学习如何迎战日军。我们是徒手训练，没有武器。

　　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我们这些117师的学生军大约参加了三四个月的训练，就解散了解散后，67军军长王以哲把我们接收并改编成“干部教导队”。当时，我高中已经毕业，不想考大学，于是加入了67军的干部教导队。1934年春，67军到河南和共产党打内战，我不想参与，一心只想抗日，于是又回到北京投考军校。

　　回到北京，黄埔招生

　　黄埔军校在北京招生时，在街道贴有布告。另外，军校还通知了各所中学，请学校帮忙转达招生信息。各中学的校长如果觉得读军校是学生毕业后的一条出路，就会帮忙传达。那时，华北人民长期受到军阀的欺凌，因此看到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等军阀的军队就头痛，对军人的印象并不太好。尤其是华北的中学生，一想到要离乡背井到南京去当兵就不太情愿，所以他们对于报考军校的意愿并不高。

　　我从干部教导队回到北京后，得知黄埔军校招生就有意报考。那时我心里装的满是国家民族大义，一心只想当兵参加抗战。我始终无法忘记日军的暴行——我的同学被日军俘虏，日军没有一枪把他打死，而是把他跟军犬放在一起，让军犬活活把他咬死，真是惨无人道！

　　我曾纳闷，为什么非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上学才能参加抗战呢？有很多人告诉我，想参加抗战，一定要先接受正式的军事训练，黄埔军校正是一个训练军队干部的地方，毕业后可以直接分派到部队里，然后就可以上前线打日军。我受此启发，决意去投考军校。据我所知，干部教导队的学生里，有一部分投考了黄埔军校，还有一部分回到学校读高中或者大学。

　　军校在北京设有办事处，我就在北京参加军校考试。我是一个人去考的，考试的内容有物理、化学、三角、几何等科目，实在不好考，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还真考不过。

　　投考军校，永别家乡

　　通过黄埔军校的考试后，办事处告知报到的时间和地点，安排专人带我们上火车到南京报到，吃住都由学校招待。我们坐的火车是慢车，沿路停，经过两天一夜才到南京。到达南京后，从中山门进去便是中山路，沿着中山路走约三四百米，右转进去就是黄埔路。黄埔军校就在黄埔路上，也是过去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实际上，军事委员会也有部分单位在黄埔军校里面办公。黄埔军校的左边是中央医院。黄埔路上的校区是本校学生受训的地方，我们入伍的时候不在那里受训，而是在通光门外的通光营区。通光营是一个大营区，可以容纳12个中队。我们在那里接受为期9个月的入伍训练，然后才到黄埔军校里继续接受学年教育。

　　这时我19岁，离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家人的面。在军校受训一年多后，原本在暑假时可以回家看一看，不幸的是发生了七七事变。学校通知我们，华北有变，日本人闹事，华北的学生不宜回去，以免遭遇不测。因此，我回家探望亲人的计划也泡汤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就再也不放假了，所以我就再没有回过老家。

　　冬天剃发，冷水洗头

　　到了军校，先是入伍，入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当时的入伍教育是很严格的，因为入伍训练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我们的忍耐性，让我们能经受得起战场上严酷的考验。就以我们理发剃头来说，剃头师傅是拿刀子刮，而不是用剪刀剪。哪怕头皮被刮痛了或是刮破了，也不能乱动一下。你若感觉疼，理发师傅就会骂你：“刮一下头就痛了，那敌人杀你的时候该怎么办？”

　　理完发还要洗头，在严寒的冬天里，低温达零下9℃，冷得不得了，我们也只能用冷水洗头。一个班15个人，在洗脸台的水龙头前站一排，班长下令：“前进！”大家就前进到洗脸台边。“洗头！”班长再一声令下，大家就用冷水洗头。洗得差不多了，班长便说：“好，坐下！”大家就坐下。不管你冷不冷，也不管你洗好了没有，一切只能忍耐。这，就是我们入伍的生活。

　　选择装甲，精炼技术

　　在为期9个月的入伍教育期间，我们没有科别的区分，一律都学步兵的课程。入伍教育结束之后才开始分科，我选择的是装甲兵科。受训期间，虽然要求严格，生活紧张，但是上课出操时，从没有发生过同学意外伤亡事件。抗战初期，军校开始向西迁移，所以我们没有遇到过日机的轰炸。军校期间，我们第12期约有40个同学被淘汰，其中有一些是受不了苦自愿退学的。

　　回忆这段在军校受训的日子，我要感谢徐庭瑶。我们分科到装甲兵学校（当时的名称是陆军交辎学校，是装甲兵学校的前身）的时候，徐庭瑶很爱护和照顾我们。他告诉我们：“当个军人，一定要有好的技术。你们现在学装甲兵的技术，学开战车，学开汽车，学骑摩托车，把技术学好了，这是你们的本事。有了这些技术，就算退伍当个老百姓，还是能够受用。”1933年，在长城古北口、喜峰口与日军打仗，徐庭瑶当时是17军军长，率部英勇抗敌。之后，他曾到欧洲游学，回国以后，他认为中国要成为强国，军队非机械化不可。后来，他推动国民党军队成立陆军交辎学校，研究发展机械化作战，所以后来大家都称他为中华民国的“装甲兵之父”。

　　我在军校学到的最大本领，就是开战车和骑摩托车。我的驾驶技术很好，可以驾驶战车进行表演，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当排长时驻在河南洛阳，胡宗南请我们战车营做战技演练，给各部队的师长、团长观看，让各级部队长官体认政府的抗战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我们战车营就在河南洛阳分校的操场里进行表演，我负责表演驾驶战车爬过壕沟。我还表演了骑摩托车，摩托车是德国产的Zundapp（即二战时期德国军用摩托车，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道路适应性好，越野能力强，便于隐蔽，车上还能搭载武器，因此，它非常适用于侦察、通信联络，搭载武器后还可以用来冲锋陷阵）。摩托车旁边有个车斗子，可以载人。我骑这种车时，斗子可以不着地，这就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技术。其实，我的装甲兵技能在学校里面学的并不多，主要是下部队以后通过一面作战、一面学习得到提高的。

　　教材文具，精准摆放

　　军校受训的时候，学校提供纸笔、墨水等文具供我们使用，还提供卫生纸、牙刷、牙膏和牙缸等日用品。大概5个星期左右就会发一条牙膏，是三星牌牙膏。可是我们因为洗漱时间不够，刷牙时一般都不用牙膏。时间一到，军校一定要给每人换一条新的牙膏，然后把旧的牙膏收回去。收旧牙膏的时候，班长发现牙膏没用完，我们就会受到处罚。班长会问：“你的牙膏怎么没用完？你偷懒了？刷牙不用牙膏？”每个屋里都有个痰盂，为了躲避处罚，我们一到要换牙膏的时候，就会把剩下的牙膏挤到痰盂里。白白的牙膏堆在痰盂里，就像放了一个大馒头似的。班长明白怎么回事，但不向上级反映，牙膏还是照发。这样一来，买牙膏的钱照花，还给学生添麻烦，真是多此一举。

　　我们上课所用的教材一开始是日本的，后来开始用德国的，大都是对德国操典的翻译。我们学习的阵中法令、步兵操典，都是由日本和德国的教材翻译过来的。

　　学校明确规定了教室里的桌椅、教材和文具要怎么摆放。我们在学年教育期间，有数学、物理、化学、国语、地理、历史等课程。学校规定教材摆放要按次序，第一本摆的是国语，第二本是历史，第三本是数学……不可打乱摆放次序。队职官会对此进行测验，叫我们大家闭着眼睛按照顺序拿书，不可以拿错。

　　课桌上除了放书、文具、笔记本以外，不可以放其他杂物，更不可以放吃的东西。教室的后排有一个茶桶，茶桶旁边放了几个杯子，供大家喝水用。寝室里没有提供开水，只有教室才提供白开水，这些开水是厨房的杂役为我们准备的。我们上战术课的时候，教官没有使用军棋、沙盘等这类辅助性教材。上课讲解操典、教范时，教官会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我们在课堂上认真听，用功的同学会做笔记。

　　外籍顾问，情报人员

　　在军校期间，有不少外籍顾问，他们对日本的仇恨并不深，甚至有的还觉得没那回事，但我们学生却一直把日本人当做贼来看待。外籍顾问从来不讲如何与日军打仗，也不讲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日军。

　　当时，我们学校有德国顾问、英国顾问，但没有日本顾问。外籍顾问的人数不多，每个国家大概就三五个人。我到部队后，有俄国战车引进，俄国顾问也会来教我们如何使用俄国战车。我跟俄国人在一起共过事，他们教了我们一个多月。

　　很多顾问都兼做情报人员。在我们那一期学生中，还有两个美国人跟我们一起受训。他们和我们一起出操，一起上课，时间一到，也一样毕业。毕业后，他们就回美国去了。那两个美国学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我们内心感到很奇怪，不晓得他们是在哪里学的中文，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军校里面做情报工作的。

　　配发步枪，每人一支

　　读军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支步枪，型式是七九步枪(以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为原型仿制，1935年正式投产，尖头弹为7.92毫米)。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步枪还有中正式步枪、汉阳造步枪，但我们学校用的是七九步枪。此外，每个班里还有一挺捷克造轻机关枪，大家轮流练习使用。

　　枪支要定期保养，每个星期都要检查。每天出操时，都要用到枪支，如果不好好保养，枪支很快就会生锈。每个星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擦枪，保养完毕，检查合格，才能把枪送回军械室。有时星期天放假前，我们还会把枪拿出来检查，检查完了再放假，枪擦得不干净的，还要再擦干净才准放假。

　　平时枪支训练的时候，一般不给我们发子弹，只有在打靶的时候才会发实弹。实弹由专人负责管理，规定打3发就给3发、打6发就给6发，多一发都不给。我们枪支保养得都很好，打靶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意外状况发生。

　　寝室内务，要求严格

　　受训期间，我们30多人住一间寝室。每间寝室都有两个门，一进门，左右各一排床铺，相对排列。我们睡的是上下铺，床是铁床。住的地方比较干净，平常会喷杀菌剂，几乎没有跳蚤、虱子等虫子。寝室的窗户都在前边，后边没有窗户。到了寝室就要关灯睡觉，所以晚上不可以带书回寝室看。寝室里面除了床铺之外，还放了几张凳子，供上铺的同学爬上床使用。此外，每个寝室里还有三四个痰盂，外国人对此感到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用痰盂。每个人还有一个内务箱，放在床铺底下。

　　私人物品、衣物要拿个包袱包好，上面挂个名牌，放在公用的储藏室里。学校规定公共储藏室一个星期开一次，或是一定时间开一次。开放时，大家可以进去拿自己的东西。

　　我们平时上课时穿操作服，冬天穿的是棉军服，夏天穿的是卡奇布的衣服。衣服很好，每人分发四套，一个星期要换一套。衬衫也是四套，脏了、破了随时都可以替换。衣服一般都放在床底下的内务箱里。刚入伍的时候，军服上是没有领章的。等到我们进入学年教育之后，可以在军服上挂一个学生的领章。

　　当时的军人都要打绑腿。这个绑腿可不好打，打得太松会掉下去，打得太紧小腿会感到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习惯，大概3个月后才慢慢地习惯。

　　伙食不错，六菜一汤

　　我们每个月有12块钱的薪饷，在当时，12块钱是一个大数目，所以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每个月扣7块钱的伙食钱，还有5块钱可以发给个人。在7块钱伙食费中，真正吃到我们肚子里面的最多只有三四块钱，剩下的大概都被伙夫和菜贩们贪污掉了。我们当采买时，伙夫一定要带我们到他指定的摊商买，否则他就会故意把菜煮得非常难吃，无奈，我们只能按照伙夫的意思买菜。

　　即便如此，每个人三四块钱的伙食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每餐都有4个荤菜、2个素菜，六菜一汤，6个人一桌。美中不足的是，吃饭的时间很短，只有8分钟。餐厅有个挂钟，值星官喊“开动”后就开始计时，时间一到就喊“停”，然后大家都要到外面集合，有很多菜都来不及吃。而且吃饭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发出声响，否则就会被队职官责骂，但吃饭的时候队职官一般不会处罚。

　　学校每个月都给我们存一两块钱（应该指学校帮同学办理强制性存款，零存整付，待毕业时再一起领回），剩下的也不发给我们，而是发给我们邮票。学校不给我们发钱，可能是担心我们会到福利社买东西吃。事实上，我们每个月也写不了两封信，用不上这些邮票，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很多邮票。大家把这些邮票夹在纸张里，等朋友来的时候就送给朋友。

　　课程丰富，印象深刻

　　我们的课程中有游泳训练，但并非所有人都要参加。对游泳有兴趣的、有基础和天分的同学可以自愿参加，学校特意成立了一个游泳队来对他们加以训练。我的游泳技术很好，在军校时，我曾参加横渡长江比赛，由下关游到浦口，足足有10华里（5000米）。训练的时候，有教官划着小船在后面跟着我们，保护我们的安全。由下关到浦口，顺着水流斜着游过去，大概需要一个半钟头。

　　学校的课程方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劈刺（即刺枪术）。我们的劈刺教官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而是冯玉祥部队解散整编后的干部，他们会用大刀，耍得很好，而且劈刺技术也很好。

　　军校的政治教育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我对五权宪法非常有兴趣。我认为，孙中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英年早逝。

　　受训期间，除了有禁足的处分之外，犯错严重的还会被处以禁闭处分。关禁闭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星期，最多10天，因为关久了也会耽误学习。关禁闭时，不是整天待在禁闭室里，而是利用休息时间关禁闭，出操的时候照样跟着大家出操，吃饭的时候也会一起去吃饭，吃完饭再到禁闭室里去。

　　放假生活，游玩洗澡

　　受训期间，每个星期日都放假。放假那天早上起床，要先整理内务，检查通过之后才能放假。

　　如果内务整理得不好，没有通过检查，那不但这天不能放假，还会在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都被“禁足”。放假时，我们常去的地方有中山陵、明孝陵、书院和雨花台，还会到浦口去玩。

　　学校有洗澡的地方，但允许我们洗澡的次数不是很多。还规定洗澡时一定要集体去洗，不能单独去洗。我们大概每两个星期洗一次澡，一个月大概能洗一两次。我们有时会利用放假外出的时间到澡堂去洗澡。夏天的时候，就跑到河边去洗澡。

　　军校旁有个中央医院，那里有很多护士。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跟护士交往，毕业后结婚。中央医院的护士流行一句口头禅——“军校学生，无人爱，出门配个麻布袋（麻布袋，用来比喻不合身的衣服），礼拜出来摆一摆，回去还得脱下来。”我们的外出服是要交接使用的，上一期学生穿了，下一期学生继续穿。还有一首打油诗——“当兵好，当兵好，一天三餐吃不饱。吃了饭，就出操，走了正步还要跑。”我们学生就是兵，当兵一般是吃不饱的。而且一般来说，吃完饭不能马上运动，否则会伤胃。但军校为了锻炼我们，让我们吃了饭就跑步。这首打油诗还有最后一句——“四月天，穿棉袄，出身臭汗，不准洗澡。”这里的四月天，指的是农历四月天，天气已经很热了，但夏季的衣服还没发下来，所以棉衣还不准脱下来。

　　路途遥远，亲人难聚

　　逢年过节，比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学校一般不办庆祝活动，不放炮竹，就给我们放个假。可是每逢年节，有哪个学生会不想家的？我到军校之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只能靠书信联系。家里人都在华北，路途太远，车费也贵，他们没有办法来看我。那时从我们河北老家到南京坐火车很贵，要20块洋钱。所以我读军校期间，一直非常想念家人，尤其想念父母亲和祖父母。

　　当年和家人往来的书信都已经遗失了。在南京读军校的时候，我把爷爷、奶奶和家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可一打仗，我们经常搬来搬去，照片也因此丢失了。这些照片是我平生最宝贵的东西，遗失的时候比丢了钱还难过。

　　提前毕业，少尉任用

　　军校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一场演讲，张学良、冯玉祥是平常到校演讲次数最多的长官。冯玉祥讲的话最多。他是行伍出身，虽然没读过书，但讲话很有趣。他也很聪明，德文、日文都能讲，尤其是德文讲得很好。

　　冯玉祥曾说：“钱钱钱，你这东西害人实不浅，绝不为你做混蛋，绝不为你不要脸，有了就花，没有也解怨。”我把冯玉祥讲的话都记住了，不要为钱做混蛋，不要为钱不要脸，正如军校大门那幅对联所表达的一样，“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这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1938年元月，我毕业了。算算修业年限，我们应该六七月才毕业，由于抗战军兴，很多部队缺乏基层干部，所以我们就提前半年毕业了。

　　毕业分发是上级决定的，部队向学校提出员额需求，明确数量和兵科，学校就按照部队的需求，统一安排分发事宜。有了任官令、分发部队番号和任职命令后，我们就凭着任职命令去部队报到。毕业后，我以少尉任用。任官令只给过一次，后来晋升也都没再给过。

　　河南兰封，对敌作战

　　到了部队后，我先跟俄国顾问学T26俄制战车的驾驶技术，学了三四个月，我们就开赴前线，到河南兰封跟日军打仗。我在1149团2营5连当排长，在装甲部队，用的就是俄制T26战车。我们用铁路运战车到洛河下车，过了洛河就没有铁路了，然后再开战车到兰封。到了兰封，大概是1938年5月，天气还不太热，正值北方割麦子的时节。我们驻在兰封的扫街。扫街是一个大镇，约有3000户人家。镇里有很多茶馆，还有专卖羊肉的回族饭馆，出了扫街就是小村庄。

　　上级下令把一个村庄攻下来，我们步战协同，快速前进。日军逃跑，我们就追，一路开车追着他们跑，用战车压死了不少敌军。大王庄、小王庄、南梁寨、北梁寨、牛庄、马庄等七八个村庄，一个一个村庄打下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打得最痛快的一仗。

　　当时的副师长就是邱清泉，负责指挥我们3个战车连：一个是英国战车连，用的是威克斯战车，连长叫朱崇钰；一个是德国战车连，连长叫赵国昌；一个是俄国战车连，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战车连，连长叫谢凤冈。这3位连长都是黄埔9期毕业的，资格都比我老。他们都是这场战役的英雄，遗憾的是，上级对我们装甲部队的功劳提都不提。现在讲装甲兵的历史，也从来不讲兰封战役。

　　那时，土肥原贤二由黄河北面到黄河南面指挥作战事宜，日军干部开会的地点离扫街不远，大概只有五六里的距离。我们得到情报后，邱清泉问大家：“今天晚上我们去偷袭，谁抓到土肥原，那就记大功，有没有要去的？”我说：“我去！”步兵成立了敢死队，集合了500多人，准备夜袭日军。我也找了装甲兵中愿意去的50个人，跟步兵敢死队共同作战。偷袭前，长官说：“你们头上裹一块白布，作为记号，夜间行动，只要看到头上有白布的就是自己人；没白布的，就是日本人，就用刺刀戳！”我心想，和步兵一起行动，绝对不能输！步兵能跟日本人拼刺刀，我们怎能不拼？那天晚上，我刺死了3个日本兵，靠的就是勇气。

　　抗战期间，除了兰封战役之外，我还参加过昆仑关战役、龙陵战役和松山战役。